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如若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反易致祸伤身。为人处事，居之以裕，守之以贞，则无难不解，无往不利。
曾国藩修身养生之智，首在内心，意在：反省、好评、名号、乐天。他认为变乱之际，更应有一付“清明内心”的面具，使其身心之间充溢一种清纯之气，来冲淡、缓和变乱中的浮躁与不安。
曾国藩注重品行，以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练的功夫，这是因其戴面具的想法所致，至少不能让人坏面子。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生成一付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1）反省
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曾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赋有《君子慎独论》和《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得阅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方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的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胜少败多，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下下者软熟和同之气，善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2）好评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请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旰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秉义，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如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曾纪鸿附贡生，孙子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3）名号
曾国藩的名号很多，他乳名叫宽一，名字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曾白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4）乐天
曾国藩以抱残守缺的态度看待人世，故能乐天知命，才能无忧。
年有四季，岁有轮回。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飞黄腾达日，也有潦倒落魄时。这就要求你宁静、平和，淡然处之。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周易》）
曾国藩说，君子处顺境，兢兢业业，常觉天之过厚予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处困境，也兢兢业业，常觉天之厚于我，其实并非真厚也，而是与更困难的人相比，才觉得优厚的。古人说，处困境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懂得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姠》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福祸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悔改、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悔改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悔改。这件事我明明没有过错，从何悔改？也许这件事你确实没有过错，然而别的事情就没有过错了吗？难道我从来就没有过错吗？
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不要总奢想外力，把自己的心管好了，让它不再迷茫，面对纷扰多变的社会场景，你也就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成功语录：宦海之风波，仕途之通塞，非意计所预期，亦非人谋所可自主。气之说，贤者所不屑道，而鄙人则笃信不移。故常劝人委心任运，静以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