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患，有错误，而亲人之间应当坦诚、忍让，互相关怀帮助，尤其真诚善良地指彼此的过错、不足，这样才能使大家其同进步，家业兴旺。
同胞兄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关系，这种关系虽不像朋友之间那洋可以自主选择，似乎是“天命”使然，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可多得，尤其由于身体内流淌着同一父母的血液，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关感，因此，同胞之间在最低水平上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在较高水平上，则应当结成一体，患难与共，互赖互助。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却为相互援助而一齐走上了战场，成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的同志，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在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宽恕他们，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丕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一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阎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进京，第二年十二月竹亭老人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竹亭老人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曾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可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是可能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曾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其言辞恳切，其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回味：
另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曾同乡）同归。……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旋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抉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票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食难安，辗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票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
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旧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兼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恰好郑萃回先生名世任，长沙人，癸酉拔贡，小京官，由御史升给事中，现放贵西兵备道，将去贵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缄，定于十六日起程，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而情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上任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国藩的生活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一方面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成功语录：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丕欲爱之以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