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说的是凡事有一点含混，不必塞事计较，事事认真。人生在世，要学会自谦自抑。
对别人宽容，对自己却严以自律。这是胸襟宽广之人的共有品性。曾国藩的作息时间表几十年如一日，可见他自律的功夫。
而对于生活中有些小事，琐事，平常事，但曾国藩看得很大。很重，他就是这么一个把小事上升到一种高度的人。正因为他看得大，看得重，才格外引人深思，这就是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其实人一辈子不就是由许许多多小事组成的吗？世上又有几人有机会或能力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呢？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看，小事比大事更难做，因为它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也更能考验人、磨砺人。
①对于家庭
曾国藩十分注重“孝悌”二个字。曾国藩写信给他弟弟说：“现在的人把‘学’字看错了。如果仔细读‘贤贤易色’那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孝悌’上做到一分便学到一分，做到十分便学到十分。现在人读书，都为了考取功名，对于孝悌伦理纲纪这样的大事，反而好像和读书的关系不大。其实他们不知道书上的记载，写书那个时代圣贤所说的，无非就是要人明白孝悌这个道理。如果事事都能做得到，而笔下写不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事事做不到，并且在伦常纲纪上又有重大缺陷，即使文章中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你性情真挚而不善于写诗文，为何不多在‘孝悌’两个字上多用些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都照着它做，做到让祖父母、叔父母没有一时一刻不快乐，没有一时一刻不顺心适情，下面的兄弟、妻子、儿女，都和蔼而有理想，都懂规矩，这才是真的大学问。如果诗文不好，这是小事，不值得计较。即使诗写的极好，也不值一文钱。”
他在《家书》中说：“我生活在伦理纲常之中，只有对于兄弟这一伦，所抱着愧疚之心比较深，主要是父亲把他知道的全都教给我，我却不能把我所知道的都教给我的兄弟，这是最大的不孝。”又说：“我曾经对岱云说：‘我想尽孝道，没有别的办法。我能教导我的兄弟让他德业有一分长进，我就尽了一分孝道，能使他德业有十分长进，我就尽了十分孝道，如果不能教导我的兄弟成就功名，那我就是大不孝了。’”
曾国藩对待兄弟，倾力爱护，但不姑息，他说：“至于我的兄弟，我只以德爱他们，不用姑息爱他们。教导他们节俭，规劝他们辛勤劳动、保持节俭，这是用德来爱兄弟。而给他们丰衣美食，让他们随心所欲，这是对兄弟姑息的爱。姑息的爱，使兄弟肢体懒惰，增长骄气，将来丧失品德，做错事情，那是我领兄弟们行不孝啊，我可不敢那么做。”
②对于族人亲戚
曾国藩对待族人亲戚，却主张敬爱。如果把孝敬父母的那份爱用到兄弟身上，那就是友爱。而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就不会不敬不爱。曾国藩从四川办完差事后，曾经请亲戚们吃饭并赠礼。至于对待亲戚的道理，《家书》中说：“对于家族亲戚，无论他和我家有没有过节，我们都应该一律对他们尊敬、爱护。孔子说：‘对别人有广泛的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孟子说：‘爱护别人不论他是不是亲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仁爱。礼遇别人而不要求别人报答，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在没有管理家事的时候，就常生嫌弃埋怨之情，将来当家立业后，那别人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从古以来没有和宗族乡邻结仇的圣贤，兄弟你们千万不要凡事只是责备别人！”
③对于师友
对待师友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应该经常怀着敬畏的心，而不能以怠慢亵读。比如他在写给他弟弟信中说：“丁秩臣、王衡臣两人，我都没见过，可是他们差不多算是你的老师。把他们当作老师，或当作朋友，这由兄弟你自己决定。如果他们两个人风度可以学习，淳朴踏实又学识渊博，那么把他们当作老师是可以的。如果他们仅仅是博学善文，那么把他们当作朋友对待就可以了。不管把他们当作老师还是当作朋友，都应保持敬畏之心，不可以把他们和自己平等相看。如果渐渐对他们怠慢轻亵，那就没法向他们学到有益的东西了。”
敬畏老师，向朋友学习，对于我们一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说：“每个人都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有严惮之心。……此外选择朋友，应该慎重而再慎重。韩愈曾说： ‘善行的人即使不和我结交，我也要努力向他学习，不善的人我即使不讨厌他，也要努力不沾染他的习气。’一生的成败，都和朋友贤良与否有很大关系，不可以不慎重！”他又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④对于仆从
对待仆从的态度，曾国藩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严明，然而情义上还要做到。比如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到：“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我十分喜欢读《易经》， 《旅卦》中说： ‘丧其童仆’。《象》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以旅下者，意思是说把童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童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然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至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和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却做到。贤弟你待人也应明白这个道理。”
⑤对于同乡
曾国藩在京城时，同乡很多。曾国藩对待同乡，照料帮助他们，总是尽力而为的。他写道：“同乡有了危急的事，多数都来找我商量。我就效仿祖父星冈公的做法，钱财上尽自己的财力资助，办事上则尽力去帮他们办好。”
⑥对于官吏
曾国藩对于官吏贪污的案件，主张要查办。比如他说：“严丽生在湖南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声名狼藉。如果调查他真的有劣迹，或有前科纪录，那不妨抄录一份送到京城来，因为正有一位御史在我这里查访。但此事必须机密。”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非常得民心，我已经托人给上面写信，尽力把他留在我处。如果真能办成的话，那么朱明府爱护百姓，勤于政务，铲除罪犯消灭犯罪，我的治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很多。”
接人待物，曾国藩也有一套办法。他对弟弟说：“从此以后近处是乡里，远处如县城省城，都靠国潢弟你一人和别人应酬。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以为是，有了这三点，到处都会受人尊重。现在你初出茅庐，更应慎重而再慎重，三条中有一条做不到，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又说到：“国潢弟在广东处理一切事，都很有道理。拒绝念园、庄生等各处的礼物，尤有可取之处，他办朱家的事，做法也十分诚恳，虽然最后无济于事，但朱家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论语》说：‘说话算数，做事踏实，这在蛮夷之地也行之有效。’兄弟你在外，一切都这么做，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曾国藩对己待人之道，如概括成一二个字，那就是要“敬恕”、要“劳谦”、要“诚”、要“孝”。“敬恕”两个字，他在给鲍春霆的信中说：“一定要以‘敬’来要求自己，用‘恕’来对待别人。‘敬’就要小心翼翼，事无巨细，都不敢疏忽。‘恕’就要凡事都给别人留有余地，有功不自己独占，有过错不推诿，经常记住这两个字，就能担当大任，前途无量啊。”至于“劳谦”这两个字，他说：“‘劳谦’二字，让人受用无穷。‘劳’可以戒除懒惰。‘谦’可以戒除骄傲。能做到这两点，什么样的邪恶不能去掉？什么样的善事不能成就？”
至于接物的方法，曾国藩认为“廉”字十分重要。他《家书》中就有所说的“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这就是“廉”字的一个方面。他说：“我自从己亥年在外面受人恩惠后，至今仍十分后悔，将来万一做了官，成了督抚，或当了学政，以前有恩情于我的人，要么数百要么数千，这都是钓饵啊。如果他们来找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我显得过于刻薄，而答应他们的要求，既使做十倍的报偿，他们也不会满意的。所以我从庚子年入京以来，到现在已八年了，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我断然不肯占别人的便宜。将来如果作了外官，京城以内，就不会有求报于我的人了。”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待人的原则，不外乎“勤俭谨信”四个字，他在回彭杏南的信中说：“表弟你两次得到奖励，并且得到任用，其实都是靠不断的勤劳得来的，但尚且觉得这不足以报偿自己的功劳。以后应该在‘勤俭谨信’四个字上更下功夫。‘勤’就像大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作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就会兴旺，懒惰就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也就是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正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做得久了，人人都会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又说：“修养自己管理别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句话，这是终身也实践不完的，不在于多，也不在于深。”
曾国藩谈论做人之道，在给陈作梅的信中说：“君子立身，在于仔细体会他的位置和状识。如果真能于内心弄清自己的情况，消灭自己的不足，那上对天理，下对世事，则心中泰然。治长之所以无愧于他的老师，孟子之所以无愧于他的母亲，是因为他们能使自身得到充分的修养。”
在给鲍超的信中说：“阁下现在是威望最盛的时候，得到朝廷很多的恩宠，所以应当小心谨慎，谦虚再谦虚，只有谦虚才是保持福气的方法，在此以前，我曾用‘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来劝诫你，希望你牢记千万别忘了！”
曾国藩认为载福之道，即在于谦虚和谨慎。他在回吴竹如的信中说：“我以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说话要谦逊才对。有过人的行为，而自己不说；有盖世的功劳，而心中不自满。这才是君子自爱的态度。”
在回欧阳定果的信中说：“立志努力学习作好人，第一在于勤奋，于公方面要早早地工作直到晚上也不断思考，对于自己则要看书写字。第二在于谦恭，外貌肃慕则不会招人羞侮，内心谦虚则可以受人受益，第三在于信实，不要说半句荒唐的话，不要做半点架空的事，做到这三点，即使走遍天下，也会处处顺利。”
在给李续宜的信中又说：“志节轩昂，情致缠绵，二者不可以偏废。”
曾国藩善练“内功”，修养的功夫很了不得。这也是他胸襟开阔，虽万死而不辞，最后终于成功的重要原因。
成功语录：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