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乱世之中，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节俭更能藏富惜福，保身避祸。
在过去科举时代，一般士子的欲望，便是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将读书做官发财，并成一件事，殊少例外。可是曾国藩自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曾说：
自三十几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又说：
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国藩置一载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目前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分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领导人，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的治家方法，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勤，”另一个是“俭”。
他曾说：
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造成习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
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是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定。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
曾国藩嫁女，规定压箱银二百两。一日三女出嫁，曾国荃不信仅只有二百两，开箱视之，果然，叹为太少，乃赠给四百两。
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人客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乃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以是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很少间断，此以视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
凡此，可以概见曾国藩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而颓风了。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寄家，并且拿出一部份钱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茨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自矢的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都的盛名了。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自从曾国藩的八宝主意一出，湖南人民，多有仿效实行，蔚成风气。
曾国藩所持俭有恒，终身不渝。他常常不厌过烦的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燉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渐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曾纪泽，也不外勤俭二字。他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清楚；所以他把这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
余与沅弟谓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宝者，星岗公尝日：“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实”也。
他自已是贫苦出身，他的诸弟也都是吃挝劳苦的。只有他的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诰诚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第做过小，吃过苦也。
曾国藩能自始至终不恋钱财，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不亚于是自己立了一座“贞节牌坊”，是值得我们后人钦佩的，当然我们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宣扬“金钱万恶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有本事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大，这是你的本事，但是属于人家的那一份，我们奉劝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成功语录：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无以戒奢侈为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