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生活的时代，距马嵬坡事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时间淡化了伤痛，所以他们在回首李杨旧事时，少了那种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也缺乏《长恨歌》中的浓郁情感，而是借托史事，寄其吊古伤今之意。对这些诗人而言，马嵬之事与其他历史遗迹和遗闻并无多少不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感叹贵妃旧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诗与他创作的另一首伤悼六朝旧事的咏史诗《江南春》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同一种情调，无非是怀古伤今，感慨人世变迁和朝代盛衰。李商隐《骊山有感》的“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也表现了人事兴衰的感慨。
由于距离“安史之乱”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晚唐诗人在评价杨妃和马嵬事件时顾忌较少，多直抒己见，观点迥然不同。部分诗人受杜甫、元稹等人的影响，继续重复红颜祸水的理论，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张祜的“细音摇翠佩，轻步宛霓裳。祸乱根潜结，升平意遽忘”（《华清宫和杜舍人》）和温庭筠的“才信倾城是真语，直教涂地始甘心”《马嵬佛寺》）等都在继续演绎红颜祸水的断论告诫人们。另一些诗人则对白居易等人演衍制造的“倾国倾城”的神话冷嘲热讽，李商隐的《马嵬二首》就对杨玉环倾覆国家的非凡魅力提出怀疑：“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既然杨贵妃有倾国之魅力，又怎么会落到仓皇南奔、惨死马嵬的地步！他的《华清宫》更具讽刺性：“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黄滔的《马嵬二首》也反对以女人作为国家祸乱的替罪羊：“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他们不仅反对杨妃祸国的说法，而且质疑历史上盛行的女色祸国的理论。罗隐指出：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罗隐《西施》，《全唐诗》卷656。
他对西施的美色导致吴国灭亡的说法提出怀疑。诗人苏拯提出“美女是上天为惩治淫佚君主而生”的见解，别有一番新意：
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群物。良由上天意，恶盈戒奢侈。不独破吴国，不独生越水。在周名褒姒，在纣名妲己。变化本多涂，生杀亦如此。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苏拯《西施》，《全唐诗》卷718。
陆龟蒙则更加尖锐地指出吴王是吴国灭亡的祸首：“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官。”（《吴宫怀古》）末世民众对官府充满怨恨，诗人们也充满着叛逆精神。皮日休尖锐地指出，古代的圣贤因得民心而取天下，今天的统治者却牺牲百姓而得天下。他对君主制度的神圣性提出怀疑，认为帝王如果不为尧舜之行，则百姓可以造反作乱和杀戮暴君。综观封建王朝的兴衰过程，他们对历史兴衰的原因提出了与以往学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发人深省。他们普遍反对杨妃祸国的说法，将抨击的矛头指向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李隆基，徐夤《开元即事》指出：“曲江真宰国中讹，寻奏渔阳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他反对用美色祸国为君主开脱责任的做法，认为国家动乱的起因在于朝中的君臣，而非一个柔弱的女子。
诗人们此时再经过马嵬坡时，他们已不再有“中自诛褒妲”的激动，而是更多地将贵妃作为柔弱不幸的可怜女子看待，伤悼美丽后妃的不幸人生，同情帝妃的爱情悲剧，热衷于描述贵妃的的愁苦、贵妃的情爱、贵妃的的哀怨，凄美哀怨成为这些诗歌的普遍特色。他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恨”“怨”“冤”“愁”“哭”“呜咽”“泪”等字，着力渲染贵妃的“艳笑”“香魂”“花肤”“雪艳”“玉艳”“冤气”“蝉鬓”“香囊”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弱女子形象。
杜牧的《华清宫》绝句无限伤痛地回首马嵬：
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
高骈的《宴犒蕃军有感》也在述说帝妃的遗恨：
蜀地恩留马嵬哭，烟雨濛濛春草绿。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
同样风格的还有张祜的《太真香囊子》：“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雨霖铃》：“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完全推翻了杜甫《北征》中对马嵬事件的评价，抨击陈玄礼等人逼杀杨妃的行为，刻画了一位“花肤雪艳”的含冤妃子形象：
马嵬驿前驾不发，宰相射杀冤者谁。长眉鬓发作凝血，空有君王潜涕洟。青泥坂上到三蜀，金堤城边止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辞。明年尚父上捷书，洗清观阙收封畿。两君相见望贤顿，君臣鼓舞皆歔欷。宫中亲呼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花肤雪艳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
韦庄《立春日作》的“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和高骈《马嵬驿》的“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销渭津。蝉鬓不随銮驾去，至今空感往来人”也都为后妃之死感到伤感惋惜。这些作品融入了诗人们自身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和自身情感状态的体验，反映了他们凄苦而惆怅的内心世界。
人们普遍哀怜佳人的惨死，对杨妃的下场表示同情。诗人于氵贲感慨道：“常经马嵬驿，见说坡前客。一从屠贵妃，生女愁倾国。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不妨得白头。”多愁善感的诗人李商隐的《马嵬二首》也为杨妃不得善终而伤悲：“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的《华清宫三十韵》用惨澹的蜀峰和远微的秦树描绘出一幅贵妃被冤杀的惨淡哀痛的情景：“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蜀峰横惨澹，秦树远微茫。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望贤餘故老，花萼旧池塘。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温庭筠的《过华清宫二十二韵》则用“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丘。朱阁重霄近，苍崖万古愁。至今汤殿水，呜咽县前流”将马嵬旧事渲染得惨烈浓艳。
同情怜悯之余，人们喜笑怒骂、讽刺挖苦皆而有之。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为杨妃诉冤：“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同时，他在《华清宫》又嘲弄聪明睿智的玄宗无法抵御美色的诱惑：“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人们没有杜甫的那种国破家亡的激愤的情感，也少了白居易等人浓郁的怀旧之情。这些晚唐咏杨诗虽然语言精致细腻，却缺乏《长恨歌》那种催人泪下的魅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繁荣，李杨的故事越来越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贵妃的生死、帝妃旧事、旧日的宫阙，甚至杨妃的袜子都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这类诗歌往往沾染了几许香艳的色彩，如李远《老僧续得贵妃袜》和李群玉《李远获贵妃袜》。李远《老僧续得贵妃袜》咏颂贵妃的香袜：
坠仙遗袜老僧收，一锁金函八十秋。霞色尚鲜宫锦靿，彩光依旧夹罗头。轻香为著红酥践，微绚曾经玉指搆。三十六宫歌舞地，唯君独步占风流。《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续补遗》卷7。
晚唐此类怜香惜玉的哀艳作品颇多，引起一些文人的反感。《唐阙史》卷上《郑相国题马嵬诗》中记载当时文人经过马嵬，往往睹景伤情，为美人之死而黯然泪下，所赋之诗数量众多，“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高，而无逃此意”。只有丞相荥阳公郑畋与众不同，他在过马嵬时力排众议，题诗再度颂扬诛杀杨妃的行为：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后世诗人在回顾诛杀杨氏家族的马嵬事件时，也对晚唐诗人过于看重贵妃个人的悲剧下场而深感不满。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由贵妃之泪想到了那些在战火中号哭的寡妇的眼泪，其诗作《马嵬》道：“倚仗营门泪数行，君臣此际太仓皇。兴元一诏三军泣，何必伤心向佛堂。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8。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唐玄宗的昏庸无能，玄宗重用贵妃家族祸乱国政，造成成千上万家庭的生离死别和无数孤儿寡母的绝望号哭，这一切远比杨玉环个人的命运重要得多，战场上的累累白骨和“哀哀寡妇”的眼泪也比一后妃的眼泪更加重要。
第三课再论《长恨歌》主题
在李杨题材的诗作中，最出名的作品无疑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它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人很多有关杨贵妃的诗歌是针对《长恨歌》所写的李杨爱情故事而展开的。古今对《长恨歌》的讨论极多，有关其主题的争论十分热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21世纪仍未结束。主要有三派观点，即爱情说、讽谕说、讽谕爱情双重主题说。（一）爱情说。持此说者认为全诗主要描写李杨爱情，歌颂了他们热烈的爱情。（二）讽喻说。持讽喻说者分讽谕说和暴露说之别。持暴露说者指出《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持讽谕说者则认为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奢靡荒淫，败坏国政，引起国家的动荡，所以要最高统治者引以为戒。两说皆为政治主题说，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此诗首句点明主题，全诗重点在前半段的揭露和讽谕，主要不是歌咏李杨爱情的作品。（三）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三家说法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据，言之凿凿，且都有一批拥护者。
颂情乎？讽喻乎？细细思量，颂情是自然的，否则怎么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惩戒之意也是明显的，诗人明白地道出“汉皇重色思倾国”。事实上，白居易是怀着诸种复杂的情感创作《长恨歌》，在揭露李隆基荒淫误国的同时，更用诸多笔墨热烈地颂扬他们真挚的爱情，对他们夫妇的人生悲剧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杨玉环是唐转折关头的重要人物，咏杨诗寄托了唐人太多的情感。这位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在随皇帝南奔的数小时后就殒命马嵬，唐人在咏颂李杨事迹之时，往往糅合了诸种复杂的情感，抨击、咒骂、挖苦、讽刺、哀怜、颂扬皆有，或美化其为仙子，或丑化其为妖姬。人们从激愤地抨击嬖宠祸害国家，给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到追忆开元、天宝的盛世，感伤帝妃旧事，再到借马嵬旧事抒发情怀，哀叹佳人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安史之乱”后文人心态的变化。从一开始，文人们就带着矛盾的心态来看待贵妃的命运，著名诗人杜甫在《北征》中大力抨击杨氏祸害国家行为的同时，又在《哀江头》中流露出一缕伤感怀旧之情结，“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他为高贵美丽的后妃的死感到伤感。一个“哀”寄予何等伤痛的情怀！不仅是对杨妃本人的命运，也是对大唐的中衰和美好的旧日岁月。那些经历了战乱或目睹了战后景象的诗人们普遍满怀伤痛之感，残破的宫阙、落魄的宫人、宫内的温泉水，甚至宫边的残柳都能触发他们无比痛惜的情感。但是，这究竟是为逝去的繁盛而伤感，还是为贵妃的结局而伤感，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白居易的《长恨歌》正是产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个“恨”寄托着无尽的哀思和怀旧之情，在复杂情感的驱使下，白居易等诗人一面痛恨嬖幸倾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另一面却又在热情地讴歌帝妃爱情。
其实，咏作者为诗人而非史家，评价也就未必客观，正如唐人咏颂历史人物西施等一样，他们无非是借题发挥，借诗抒怀。既感叹女色祸国，又称颂贵妃的美丽与才智；既肯定诛杨之举，又伤悼杨贵妃的英年早逝；既谴责玄宗对贵妃的宠爱导致国家动乱，又为李杨的爱情伤感不已；既遥想其美若天仙，又警惕其美色倾城。在他们的笔下，杨玉环是祸国的祸水，也是哀怨的妃子，甚至是阻挡敌兵的英雄。同一人在不同诗歌中的创作宗旨有所矛盾，同一首诗歌作品也可寄托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些思想感情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十分矛盾，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唐人当时的心理。
类似的困惑在讨论唐代小说《莺莺传》时也有，元稹在描绘如莺莺这般美丽动人的少女形象之后，又说她是惑人的尤物，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汉唐文化富于阳刚之气，士人豁达开朗，行为思想都不拘于一种固定的模式。女皇武则天处死政治上的死敌上官仪，却又将其孙女上官婉儿委以重任，视为不离左右的心腹，试问后世有几个帝王能有如此气魄和胸襟？同样，唐玄宗处死政敌上官婉儿，却又让张说编撰婉儿的文集，热情洋溢地称赞婉儿的才华和对大唐文坛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聦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文苑英华》卷700。唐代的社会评价是多标准兼容，观念上是多样性，如果一定要在《长恨歌》中去寻找统一的主题是困难的，用宋以后的善恶二元论的模式去套唐以前人的思想，不仅找不到答案，而且会陷入更深的迷惑之中。李商隐《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这首诗引起了后代文人的非议，他们虽然严厉谴责杨妃祸乱国家，却对唐人讽刺尊为贵妃的国母感到愤怒，认为是“大伤名教”“用事失体”和“非所宜言”《玉谿生诗集箋注》卷3。。
为何《长恨歌》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诗歌表现的是人性和人的情感，而人性和人的情感本身就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唐人的观念不可避免受到女色祸国理论的普遍影响，但是他们有很敏锐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美好的事物，并且去热情地讴歌，因此在痛斥嬖宠祸国的同时又哀痛美丽后妃的下场。与宋以后人们的心理不同，唐人的思维并不僵化，并不遵循单一的善恶模式行事，性格上具有豪爽热情、诙谐幽默等特征，文化上具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势，这也正是唐帝国能够在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