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主要是德、宪两朝。这一时期，社会趋于稳定。德宗即位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改成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重整国家的赋税制度。德宗想矫正肃宗、代宗以来对割据藩镇姑息的政策，用兵征讨山东、河北等跋扈的节度使。宪宗元和年间，唐军在宰相裴度的指挥下打败跋扈的淮西吴元济，淄青镇的李师道企图顽抗，也被打败。成德、卢龙等藩镇也表示归顺，国家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局面。这一时期，经济初步得到发展，诗歌创作也逐步繁荣。元稹、白居易、窦巩等一批战争后出身的中原诗人痛惜国家的衰落，哀怜李杨旧事，感慨人事兴亡，创作了一些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长篇诗作。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他们凭着主观情感对杨妃旧事进行文学加工，杨玉环的个人魅力及其在国事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提升，被描绘为魅力超凡的绝代佳人。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有几十年时间，战争的烽火硝烟已经远去，国破家亡的伤痛逐步淡化。但是，“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却并未消弭，怀旧的情结充溢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这一代诗人虽未亲历国家的盛衰变化，却亲眼目睹疮痍满目、生民凋敝的社会景象。他们和杜甫等人一样，对开元天宝时期的繁盛追恋不已，美化战前社会生活成为文学作品普遍特征。杨贵妃死后，民间围绕唐玄宗杨贵妃的事迹出现种种传闻，文人们对这些夸大历史事实的传闻加以汇编，写成了多部杂史小说，如记载开元天宝年间事迹的《开天传信记》和《开元天宝遗事》，专门记载“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事迹》，专门记载玄宗朝异闻琐事的《明皇杂录》，专门记载宦官高力士事迹《高力士外传》等。在人们的记忆中，战乱前庶民的生活是何等的安定幸福！帝妃生活更是何等富丽风雅！
《开天传信记》就向人们描述过如此美妙的景象：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麋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唐］郑棨撰《开天传信记》，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这段记载常被史家引用，但是否属实很值得怀疑。开元年间的社会有如此美好？众所周知，武后以来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相当尖锐，国家的基本制度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步瓦解，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士兵的大量死亡和农民的破产逃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会“路不拾遗”呢？杜甫就曾在“安史之乱”前写下了《兵车行》《前出塞》《丽人行》等著名诗篇，尖锐地揭示了政治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惨痛不幸。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美化开元天宝社会的诗文呢？这是因为，对于那些经历了离乱苦痛，又生活在国家走下坡路时期的诗人们来说，回想昔日的繁盛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莫大的安慰。天宝十四年实在是唐人记忆中异常伤痛的一年，他们不得不亲眼看着世代居住的富庶的故土沦为血腥的战场，不得不亲眼目睹亲族家人的离散，历时八年的战争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战争前的安定生活在记忆中越来越美好，杜甫无限留恋地回忆昔日的美好生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之二）
昔日的回忆已经成为挣扎在苦痛的现实世界的诗人们的慰藉，人们在回忆中重构了开元、天宝的历史。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Barttett在《记忆：实验与社会心理学研究》（1932）中认为记忆具有功能上的重构性，记忆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记忆心理学》第十三章《自传体记忆》。
开元、天宝年间的生活成为再也无法回去的美丽世界，而这个旧日世界的核心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帝妃旧事成为诗歌中咏颂不绝的主题，寄托着人们无尽的追忆和感怀。《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和《开天传信记》等都用了许多的笔墨描述宫廷生活，贵妃的美丽成为渲染的重点。她的娇媚之态，她的爱情故事，甚至她的眼泪和汗水都加以描述，如《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了贵妃的眼泪凝成红冰的奇异故事：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又记录贵妃汗水为桃红色：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在浓郁的怀旧情结观照之下，诗人元稹、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探讨后妃与政治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谈论马嵬旧事，抒发自己的女性观。如同贞观时期的人们喜好探讨隋亡原因一样，中唐以后的人们热衷讨论开元、天宝之际由盛而衰的历史。宪宗时的宰相崔群屡次以开元、天宝年间的故事为例子，劝谏皇上任用贤能。他认为天宝末年天下大乱原因在于用人，开元年间用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九龄等，天下治理得井然有序。天宝以后，重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则乱。他希望宪宗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参见《旧唐书》卷159。
诗人元稹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严肃地思考国家的盛衰之变。《连昌宫词》以“连昌宫”为题，涕述宫阙往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荒落，引出诸多感慨。目睹“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的旧日宫阙成为“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的荒野，诗人不仅“心骨悲”，甚至是“恸哭”。作者回顾了玄宗初年的太平景象，李隆基重用贤相姚崇、宋璟，听从大臣的进谏，吏治清明，国家安定富足。痛定思痛，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即“太平谁致乱者谁”。答案是“后庭渐渐由妃子”。诗人认为是由于玄宗对后妃的宠爱，导致外戚祸国，最终天下大乱，国家因此蒙受天翻地覆的巨变，“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中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此诗对国家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论述多而艺术粗糙，但因具有明显的惩戒之意而受到宋人的特别赞赏。宋人将元稹的《连昌宫词》与《长恨歌》作比较，认为元诗优于白诗：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贫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至。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容斋随笔》卷15。
与元稹的《连昌宫词》不同，王建的《华清宫感旧》《宫词百首》《霓裳词十首》等着力刻画开元、天宝时期的宫廷生活，想象帝妃宫女生活，反映了中唐时期的人们对旧日盛世的遐想。《霓裳词十首》想象当年的宫廷生活，述及梨园和霓裳、洗儿钱、寒食节、宫人打球等生活场景，展示了逝去的繁华旧梦。《华清宫感旧》回首宫廷旧事，也满是伤痛的情怀：“尘到朝元边使急，千官夜发六龙回。辇前月照罗衫泪，马上风吹蜡烛灰。公主妆楼金锁涩，贵妃汤殿玉莲开。有时云外闻天乐，知是先皇沐浴来。”
中唐时期的诗歌普遍笼罩着浓郁的怀旧情感。诗人窦巩无限留恋地咏颂骊山旧事：“翠辇红旌去不回，苍苍宫树锁青苔。有人说得当年事，曾见长生玉殿开。”（《过骊山》）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以一偶遇沦落江南的宫廷梨园老人的行者身份，叙述宫廷盛衰：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颻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全唐诗》卷435。
全诗充溢伤痛之感，诗人回首帝妃往事，述及长安宫阙的变化和自身的落魄遭遇，“鼎湖龙去哭轩辕”“骊山渭水如荒村”等诗句抒发了诗家无限感伤的情怀。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刘禹锡的《马嵬行》都是围绕杨贵妃的事迹展开的叙事诗。它们刻意渲染杨妃魅力，从不同的角度渲染杨玉环的迷人媚态。《长恨歌》和《马嵬行》不同的是，《长恨歌》主要歌咏了李杨的爱情，诗歌流丽自然、宛转动人，在谴责玄宗重色轻国的同时歌颂李杨爱情，想象君王对已故后妃的真挚爱情和无尽的追思；《马嵬行》则着力宣扬了美色祸国的理论，诗中的杨妃不仅美色无双，更具备一股妖媚之气：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觑。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
诗歌中痛斥杨妃为“妖姬”，夸称杨玉环的美貌达到了“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的地步。诗中还提到具有香气的“凌波袜”“指环”“首饰”等，可见此时民间已经在传播有关贵妃的种种传闻，她用过的物品因此也染上了种种神异的魅力。
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李夫人》《胡旋女》等，它们也以“监戒规讽”为创作目的，诗歌渲染贵妃美貌以告诫人们美色祸国。《李夫人》和《胡旋女》的创作宗旨是“戒嬖惑”，要求身处权力核心的皇帝要增强修养，克制自己的欲望，抵御后宫美色的诱惑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夫人》历数汉武帝对李夫人和李隆基对杨妃的无尽的思念，刻意拔高美色的力量：“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要求君主警惕妍艳后妃的诱惑。《胡旋女》由一舞蹈联想到：“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重申了女色祸国的论调。
《长恨歌》《马嵬行》《胡旋女》和《李夫人》等将杨妃的个人魅力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塑造了一位具有倾城倾国的魅力的后妃形象。根据历史记载，杨玉环是一位天生丽质的妃子：“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卷51。她丰满艳丽，擅长音乐舞蹈，是一位有才智的美人。但是，杨玉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绝代美人，却得力于唐文学作品对她的渲染，白居易尤其功不可没。杨妃在杜甫诗中仅是“明眸皓齿”，到了白居易笔下达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地步，其魅力不仅使得“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且光耀门第、改变风俗，“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陈鸿撰写的《长恨歌传》也刻意夸大杨妃之美丽：“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为衬托杨氏之美丽，贬称宫中其他女性“粉色如土”。同样，刘禹锡笔下的杨玉环也具有“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的神奇力量，甚至她用过的物品也具有了神秘色彩。
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千古流传，家喻户晓，在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唐中期以后，由于渲染美色祸害的诗文增加，人们普遍对美色有了一种惧怕心理。汉代美女王昭君出塞与可汗成亲，许多文人为之鸣不平，谴责画工毛延寿太过贪婪，使得王昭君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但是，到了唐代，人们用红颜祸水的理论解释历史。毛延寿摇身一变，成为高瞻远瞩的将国家祸水外引的功臣。程晏《设毛延寿自解语》，《全唐文》卷821，其内容：帝见王嫱美，召毛延寿责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寿曰：“臣以为宫中美者，可以乱人之国。臣欲宫中之美者，迁於胡庭。是臣使乱国之物，不逞於汉而移於胡也。”白居易《古冢狐》专门描绘古冢狐的美丽姿容，告诫人们：“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
（三）惆怅失落的情怀和哀怨可怜的后庭妃子：杜牧、李商隐等诗人眼中的杨玉环形象
晚唐诗坛上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如杜牧、李商隐、杜荀鹤等，他们大多出生在九世纪以后，心态与元、白等人有很大的不同。面对政治腐败、宦官横行和农民流离失所的局面，他们普遍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沮丧绝望，多借李杨旧事抒发失落、惆怅的情怀和叹息人生的无奈。这一时期咏杨诗数量最多，且反复以帝妃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马嵬”“华清”“骊山”等为题，或斥责嬖宠倾国，或哀怜贵妃下场，或渲染帝妃爱情故事，喜笑怒骂、哀怨悲凉与讥讽挖苦兼而有之。诗家对杨妃往往持同情态度，想象贵妃的冤屈和愁苦，哀怜后妃的可悲下场，诗歌充溢着悲凉哀婉的色彩，语言则精致细腻、凄美哀婉，以“红凄碧怨”和“调苦词高”为共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