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是唐朝政治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但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迷宫案》一书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写贤妻选妾的剧本《连香伴》。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垫底，让人不敢小觑貌似通俗小说的《狄公案》。
作为汉学家，高罗佩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高罗佩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的确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狄公案》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其中许多罪案，与中国民间性生活纠葛有关。这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也是人性之常，只是中国人讳莫如深，也弄不太清楚，而高罗佩几乎是中国社会性问题的第一位专家，无怪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
高罗佩的汉学最大成就性学研究，实际源自他的小说创作需要。《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当时日本时尚)。高罗佩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日本京都的古董店让他买到明代木刻册页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艺术的风气。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幽默，互为映衬。高罗佩的这些插图，风趣而优雅，色而不淫，非常受欢迎，在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狄公小说中，有许多用高罗佩的裸女图为封面。
从这个发现开始，他进而研究中国春宫画，汇集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限量出版。由此进而研究中国文献中关于性的记载，1961年高罗佩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till 1644 A.D.），是系统整理中国性学世界第一人，中国到1990年才有译本。
有些学界人士认为高罗佩的汉学，不够专精，跟着兴趣走，只能说是“业余”汉学家。但《中国古代房内考》却是20世纪西方汉学最扎实的成就之一。中国古代文献之繁富，的确需要专家尽毕生心力，但是也需要高罗佩式的聪慧敏感。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亲华感情色彩。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他认为，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他进而推论“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中国画家拙于描绘人体之说，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就上面说的这两点，我个人觉得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实际上高罗佩在书中也说到不太妙的图景：乾嘉禁毁“淫书”，幸存书册往往在日本幸存。他战后在日本任职，收集材料，正得其所。如果他50年代初任职中国而广收春宫，恐怕不仅收不到，而且会引起外交纠纷，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13本狄公小说中，我本人最喜欢的是《明珠案》(The Emperors Pearl)。小说一开场，瘟疫肆虐，宫廷和内阁都撤出首都，仅以狄仁杰为留守，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维持治案。此时凶案迭出，盗贼蜂起，宫藏国宝被窃。狄公小说中，此书场面最为宏富，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其他书中狄仁杰面对难题，依然有一股潇洒劲儿，步步谋营，先人一着；此书狄仁杰面对严重挑战，心中如焚。高写此书时，任职贝鲁特。当时黎巴嫩内战激烈，战火纷飞。使馆人员及家属仆役全撤走，他一个人躲在小房间中坚持，以写小说度戒严长日。可见高罗佩并非对世事完全不关心，他有把忧虑转化为艺术的门径。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包括芬兰语、克罗地亚语，越南语等。值得庆幸的是，狄仁杰在80年代终于回到了中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狄仁杰故事，包括1988年山西电视台所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2004-2008年播放的《神探狄仁杰》，甚至出现了给少儿阅读的《狄公案故事》彩色漫画拼音读本（高罗佩也给荷兰报纸的“连环画”写过本子）。奇怪的是：没有中国观众能辨认出来这套小说原是西方人所作，剧中对话完全没有翻译调。原因，来自下面的故事：
按高罗佩的原意，中文本应当是标准本，但是此套小说一直没有机会译成中文出版，甚至在中国无人提起。70年代末，我在社科院图书馆尘封的大量西方小说中，翻到高罗佩的几本狄公小说，读得爱不释手。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的刊物与出版社开始感兴趣。此时我撮合友人陈来源(正巧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与同学胡明(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专家)合作，以中国明清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本来明清俗小说就是高罗佩写此套书的范型。如果高罗佩地下有知，他也会同意这种做法。
二位译者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中国俗小说读通了，也证明两位译者使用了最恰当的语言，最合适的风格。他们多年持之以恒，终于把全套《狄公案》翻译出来。1981年6月起，他们的翻译开始在杂志刊登。当时大陆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此后另加翻译的也有多人，但陈来源与胡明的拟明清俗小说风格译本，竟成定本，也是国内狄公案影剧改编中对话的所据本。
陈来源与胡明译出的《狄公案》有130多万字，2006年海南出版社《大唐狄公案》四大册，重新排列了“狄仁杰年谱”，并以年代为序编排了小说中狄仁杰这个人物的经历，把小说人物重新植入历史。30多年来，重印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各种文献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闲聊起时，不免小小得意的话头。
我有机会遇到高罗佩事业的后继者佛克马。佛克马是乌特雷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权威学者，至今常来中国讲学。他五六十年代在莱顿、伯克利、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毕业后却在荷兰驻北京使馆作代办。正好是“文革”初期大乱之时，1968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英国外交人员仓皇翻墙到荷兰使馆，只能由他负责处理各种交涉善后。
佛克马讲起“文革”的“另一面”的故事，让我听得入神。我问他为什么回到大学任教，“以前在荷兰驻北京使馆，都叫我高罗佩第二”，佛克马笑着说，“不安分”。
世界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些才高八斗的不安分外交官。同样做过外交官的伊萨亚·伯林，提出过思想者有两种基本类型：狐狸和刺猬。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它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一个外交官应当是个刺猬，国家要求他做个刺猬，但是高罗佩却是一头让人眼花缭乱的狐狸。
而狄仁杰这个人物，在西方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69年英国拍狄公案电视剧六部，1974年《庙祟案》拍成电影，得到次年的埃德加电视剧奖（Edgar Award）。还有好几位作家开始竞相写作狄公小说，法国年轻的历史小说家勒诺芒（Frédéric Lenormand， 1967-）的法文狄公案（Romans du juge Ti）在法国大受欢迎，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出版16本，平均一年近三本！受欢迎程度非常惊人，论者认为这套小说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轻巧讽喻之风，例如最新的一本叫作《中国人从不撒谎》（Un Chinois ne ment jamais）。这套狄公小说已经有捷、西、葡、保加利亚等译本。
中国的西文作家也加入进来，麻省理工毕业的朱小棣（1958-），麻省理工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目前是哈佛大学“住房研究所”高级研究分析员。他在《棠阴比事》中找到高罗佩尚未用的十则案件，用英文写成十则《狄公故事》（Tales of Judge Dee）2006年初版。
本来高罗佩的狄公小说，法文译本就最多，仅次于中文译本。现在朱小棣的狄公小说也已经有法文译本，看来是要与勒诺芒的狄公一争高下，在法国摆开了战场。看来这位中国贤哲的正义惩罪之气，带着他对人性的悲悯之心，随着他的聪慧俳谐语言，吹拂着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