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现代大学制度之争

制度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恩曾形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离开制度的资源配置，就像没有筋脉的血液循环一样。”市场力量是20世纪中叶以来影响大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竞争理论不仅使得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令大学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政策实践中，由以前主要依据比较优势的理论转变为注重规制竞争，以及规制与机制的全面创新竞争的思想。

一、传统大学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传统大学制度供给能力低下

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有人认为，“虽然市场力量介入大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如果把大学发展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支配，那是极其危险的。大学要想不完全为市场力量所控制，就必须有对市场的制衡力量，大学自身的精神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制衡力之一”。

其实，除此之外，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保护大学与市场制衡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通过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短缺，一方面来自社会的巨大需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来自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不利的供给效应。这种供给效应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潜在供给能力，加剧了高等教育的短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具有负供给效应，它的产生与高等教育体制中限制教育资源流动、限制教育竞争、导致资源配置失调、压抑学校和教职工积极性、保护落后、造成资源浪费等诸多因素的存在有关。高等教育体制负供给效应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潜在供给能力，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供需缺口。降低高等教育体制负供给效应和优化供给，必须进行高等教育体制创新。

所谓供给效应是指生产技术、生产成本、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等各种非价格因素对增加或减少总供给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学中，供给效应与需求效应相对应，需求效应是指上述因素对增加或减小总需求所产生的影响。供给效应分析是供给学派区别于凯恩斯主义从需求方面来研究经济政策影响的方法与思路，主张从供给方面来研究经济发展。供给效应有正、负和零之分。当上述某种因素带来总供给的增加时，表明这种因素具有正供给效应，反之具有负供给效应，如果对总供给不产生影响，则具有零供给效应。供给效应引起供给的增减不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在供需曲线图中，这种效果表现为供给曲线的移动。

（二）千校一面：制度上的“复制”与“克隆”

不可否认，所有院校都在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增强学校的办学实力，但由于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国家适用的政策和投资力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各高校不可能也不宜采取统一的发展模式，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于低层次重复建设，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些大学在简单“复制”或“克隆”名牌的过程中渐渐淡忘了学校、学科的特色与形象，一味“大而全”、“无我”地追赶潮流，迷失了发展方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千人一面，学科建设雷同。因此，大学在“多样化”的进程中，应当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不应追求“大而全”或“高大全”，应重视最能体现学校自身形象的因素，如教育教学水准、科研成果等，找准了突破点，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面对当前形势，各高校首先应进行科学的定位，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避免盲目跟进，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特色和优势是学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拥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大学立于强校之林的基石，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使是国际上知名的大学，也都十分注意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特色，并以此形成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比如：哈佛大学的商学、政治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电子工程；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机工程、计算机工程；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剑桥大学的物理；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等，它们无一例外地以其实力和水平支撑着学校的“霸主”地位。再如：香港科技大学建校仅12年，但由于扬长避短，重点发展纳米材料研究，取得了国际高教界瞩目的成果，大大提升了该校的学术地位和国际知名度。由此可见，大学要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有所作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形成和保持鲜明的个性与特色，以特色取胜，在竞争中才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被认为与“制度”相并列，并且规定着大学制度结构的要素之一，是“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决不可轻视作为产生制度多样性的源泉之一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性。纵览世界上其他国家落后地区的发展经验和历程，我们发现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能成为限制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制约发展的决定因素往往取决于非物质因素。换言之，治疗贫困的良药不能完全靠外部输血，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原动力之一的大学在提升非物质因素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理性地分析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十分必要，回顾大学演进的历史，笔者认为在大学制度背后主要存在如下四种价值取向：

（1）国家本位论。它以“人力资本论”和“国家危机论”为思想基础，视教育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认为大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把大学作为摆脱国家危机的“工具”，开发人才的孵化器，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有效投资的“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轴心组织”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和思想库，国家理应为学术活动提供各种保障。因此，国家有举办高等教育的义务，应当为其提供资金，设立大学机构。就管理权限而言，强调国家的统一调控和大学的服从。但是，也存在容易阻碍甚至压制大学制度创新活动等弊端。

（2）学校本位论。学校本位论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以传统的大学观念为基础的。即惟学术是重，较少关心社会的要求，大学存在的依据既不在于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也不在于全民族的发展与提高，而在于学术。以认识论为其发展的评判准则，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大学发展的本身，以“学术殿堂”自居，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则，主张学术自由，较少重视大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3）能力本位论。大学竞争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将过去国家政府的计划配置转变为由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来配置；作为一种教育运作方式，它由过去主要围绕国家政府自上而下垂直地运作变成以国家计划为主和围绕市场与社会平行地运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由过去的纵向垂直的社会关系变成纵横交织的矩形型的社会关系，亦即由以单一的国家中心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转变成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共存的社会关系。所以，大学竞争的价值观也由过去的权力本位论和工具本位论转向“以人为本”和能力本位论，它反映了市场竞争的实质不仅是能力的竞争，而且更是能力本位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或理念的竞争。

（4）市场本位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开始注重大学与市场的关系。竞争、自治、质量、效益将逐渐演变为大学教育思想中的主导观念。但是，现阶段大学教育仍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伴随扩招力度的加大和大开发的深化，教育经费短缺现象加重，政府和纳税人倍加珍惜有限的教育经费是否“物有所值”，更增强了竞争观念和质量观念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以新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重新审视高等教育，鼓励通过竞争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声誉，获得较多的经费，吸纳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生源。同时，也要求减少国家对学校的干预，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以确立大学的竞争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四种不同的大学教育价值取向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特定的大学教育价值取向是以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其出发点的，是强调和偏颇并存，既有所侧重，也有所忽视，难以两全。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得更宽一些，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整个现代历程，基本上是由“精神之用”到“经世之用”的，无论是清末的“师夷制夷”之说，还是“五四”时期矫枉过正式的反传统主义；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还是60年代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西之辩”的挑战应战模式，还是90年代的“经济转轨”、“高校扩招”、“西部大开发”，抑或是21世纪初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均程度不同地间接反映出宏观管理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基于此，大学教育宏观管理体系到底如何构筑，是针对本校的特性和教育自身的问题，有选择地改革，还是一味地对西方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大学教育宏观管理体系直接移植和模仿？

笔者看来，大学管理制度的价值建筑，既应直面当下的时论，又要鸟瞰宏观时空的历史研究；既防止市场的盲目诱导，摒弃短期行为，又必须游离出政府附庸的角色；既应投身高深学问的探究，又应直面市场，参政议政，批判社会，引导社会，做社会发展的灯塔；既应满足社会和个人对大学教育质量的需要，又要在尊重合目的性和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考虑到利益法则，追求讲质量的发展速度。因为，价值重构的成效不仅关系到学校的利益，也涉及顾主的利益；不仅可以带来物质利益，也可以产生精神利益；不仅关乎国家、民族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教育消费者的前途；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大学教育进行宏观指导，在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拉力下，呼唤对价值重构的主体意识，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协调的功能，构筑一种基于“教育规律x利益法则”的利益机制之上的“自主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大学制度的价值体系。

三、不断完善与创新：大学制度的有限合理性

一个有效率的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则，能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每个人都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增加生产，并由此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帕累托效率”。

事实上，如果我们环视一下身边的制度，就不难发现大学是在怎样利用灵活而又牢固的制度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

进化博弈中的有限合理性，通常由以下三要素组成。

（1）惯性。在进化博弈中，参与者每次都要以某种特定的战略参加要素博弈，由于战略的变更会伴随着成本的附加，故而难以认为所有的人每次都要变更战略。在模式上，因为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在改变着自己的战略，从而社会中的战略分布也渐渐地被调整。我们将这种过程称为惯性。

（2）近视眼。当某个人变更战略时，总是将现在的战略分布作为已知条件，然后变更到与此相对应的一种最佳战略中。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近视眼。当所有人都如自己那样将现在的战略分析作为已知条件而改变战略时，那么自己周围的战略分布就会改变，所以真正的最佳战略与现在的战略分布为已知情况下的最佳战略是不同的。所谓的近视眼，就是参与者对这种情况不予考虑的行为。但是，在战略分布缓慢变化、惯性发挥作用的世界里，近视眼式的行动也可能是合理的。

（3）试错法实验。社会中具有革新意识的人们也许会不仅仅拘泥于最佳战略，而是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战略，而且，每一次都会有一部分人发生替换，也许能够出现一些与现状不相适应的新战略的新生代。我们将像这样历次打乱既存战略分布的因子称作试错法实验。

当人们的策略仅因惯性和近视眼而进化时，我们将此种动力称为最佳响应动力。

四、制度与历史路径的依赖性

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始终将财物的保障视为教育质量保障的基础，却忽视了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制度的作用。然而，在社会转型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过程中，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制度创新正悄然演变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的增长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拓展和转变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教育思想观念，就等于扩大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逻辑上讲，教育思想是影响决策的主要潜在因素，不同的教育思想导致不同的决策。成熟、先进的思想产生成熟、适宜的决策，从而引导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不成熟、落后的观念产生失误的决策，只会将学校引入发展的误区。所以，教育思想是教育质量保障的导航器，对保障教育质量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建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教育思想的更新和转变须先行。

自实施“211”工程以来，高校发展中校际特征尤为明显，尽管从全国的整体角度看，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宪法、教育法、高教法乃至政治制度等，但各校均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特定的学术传统、校风校纪、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等，造成各校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不尽相同，校际管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起点也就存在较大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又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特征，即所谓“历史在起作用”，换言之，现在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取决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这样，校际的管理制度因素也就影响到各校管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实际上，虽然学术声誉、师资队伍、校风等诸多因素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但管理制度无疑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质量保障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如果在制度变迁中，选择了正确的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使质量保障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反之，如果制度变迁选择了错误的路径，在路径依赖性作用下，使制度变迁走向恶性循环，最终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质量管理状态之中，这样，校际教育质量差异也就因为管理制度变迁差异而凸现出来。

五、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转型的特点之一

制度经济学中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与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而且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转型，使社会资源品质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社会资源由政府垄断支配，转变为由社会分散的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地支配，而自发的动机就是“有利可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中“利”的含义，它不仅是金钱的利益，而且包括人内心各种效用的满足。一旦高等教育中可以提供使这些资源主体获利的机会和条件（政府放权），高等教育投资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就发生了。政府在这里仅是被动的放权，促进了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并不是事先的主动安排。我们认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将是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转移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存的局面。

六、大学制度的不断创新：大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法宝

（一）大学制度创新的意义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主旨的创新教育，既是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提出的新命题，又是衡量现代教育质量高下的重要指标，在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如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以保障创新教育的顺利实施正悄然演变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课题。缘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一种思路求教方案。

在人类历史已迈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知识经济倍受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然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一新概念，国际上各界对其认识并不一致。尽管OECD等组织机构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但是，林林总总的见解依然是仁智互见，难分伯仲。虽然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外延问题存在争议，但是，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管理制度正发生着全面的变革。以知识经济为指导的创新教育热切企盼和呼唤着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创新，则成为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任务。

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电流。那么，高等教育就是21世纪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重要动力源。如果说创新教育将成为今后高等学校的基本特征，那么，无疑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创新则是其保障的基石。因此，走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对世界高教界有关创新教育提出的目标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必须将之摆到组织管理的首要位置予以重视和考虑。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创新，作为人们在竞争与合作中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契约总和，不仅可以有效地为创新教育提供制度环境，而且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有其进步意义和作用，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观念及活动范围的局限，使其既不能从法律的意义上赋予高校应有的独立“法人地位”，也不能从教育观念上认识管理作用于创新教育的整体行为，探析学校“自主”办学，依法保证教育质量等诸多问题。

既然高等学府以培养领导未来社会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理应以创新人才的培养为教育的要旨，以毕业生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高下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保障教育质量的角度考察管理制度创新的意义。

高等教育要面向市场经济，要本着为教育消费者和纳税人负责的精神，就不能把高等教育仅仅视为政府的事业，还应把它看做是社会的事业和公众的事业。虽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调控，但就创新教育质量的要求而言，应主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基础，以教育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以教育调控机制为依托。

目前，我国高校校际教育质量差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现有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成果，对导致校际教育质量差距及扩大的根源均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即一般都从要素禀赋、区位差异等角度解读这种差异的成因，应该说这些分析和说明不无道理。但是，都忽略了管理制度因素在不同地区校际质量差异中的内在性地位和作用，未能揭示出校际发展中管理制度差异是导致质量落差产生并逐渐拉大的深层次原因。

长期以来，教育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人力和非人力资源投入的变化来说明高校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变化，将管理制度排除在质量的保持和提高之外，没有将管理制度创新作为透视不同地区校际教育质量差异的重大原因。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提供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对教育质量提高的纯投入诠释肯定是残缺和无说服力的。例如它就不能诠释高投入、低质量的现象。

（二）大学制度创新的应答之策

首先应接受这样一个命题，高等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管理的真实生命与其在于逻辑、勿宁在于调控水平高下的现实。虽然，大多数现实中的高校可以逻辑地归入固有的传统权利中，但是，由于教育消费者和纳税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意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均给管理制度创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虽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原则提供了当事人依据自己的教育理念管理高校的义务和权力，但其自由度是有限的，即仍然必须在“保证质量”和“合目的与合规律”等原则下进行。由此，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创新宜采取以下思路。

1．法律保障。《高教法》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八条共计十款中，就有七款提及高校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办学过程中的诸多事项，无疑为高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提供了法律保障。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认为法的本质是经济关系，法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将是大发展、大变化的世纪，也是依法治教的世纪。既然，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既是权利经济，又是竞争经济。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规则，并由它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否则市场机制就会失灵或者被扭曲。因此，要使政府对高等学校放权，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高校必须建立一种面向市场，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而高等教育调控体系的创新，正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声。

法律保障既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的运用，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也包括国家各级机构以及管理系统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类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法定教育经费拨款、法律认可的中介教育评估机构等。因为，法律具有严肃性、规范性、强制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可使这些规范在法律效力范围内对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均具约束力。法律保障的特点在于，它的制定和修改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具有最大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它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强制力。

2．建立绩效拨款制度。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高等院校及专业调整的过程之中。一方面，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又构成扩展高等教育规模的强大拉力；另一方面，有限的财力供给又制约着高等教育的扩展和高等教育质量的物质保障。大学自主办学地位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双重缺失，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乏力，均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成效。

高等教育不仅直接影响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也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如何监控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是否得当，是否“物有所值”，提高投资效益，对纳税人和教育消费者负责等问题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所谓绩效拨款是以评定高校教育质量、办学水平、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为依据而进行的拨款方式。绩效拨款作为经常经费拨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一种新动向，如美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它体现效率原则，鼓励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高的学校、学科、专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办学质量高的学校（学科）可以得到较多的财政拨款。目前，许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均十分重视财政拨款对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激励作用，认为它是一种比直接的行政干预更为有效的影响高等教育的途径，公共拨款机构正改变平均分配的办法为“择优”拨款。在我国，尤其像甘肃等欠发达地区，在建立绩效拨款制度初期，绩效拨款的经费比例可控制在总经费拨款的较小范围之内，我们坚信尽管这一经费比例不高，但它所产生的导向、激励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必将远远超过经费本身的影响力，在鼓励高校提高办学水平和建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方面起积极作用。

3．实行间接调控。在商品和服务出现“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却依然是“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既说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相对落后与贫乏。其实，合理界定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职能问题，是各国均在探索的一个世界性课题。如果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管理基本上都向“均权管理”方向发展，即政府欲利用拨款、行政干预等职权控制高校，高校则借助减少外部干涉，实行自治等手段，实行反控制。并且近年来，高校逐渐呈现出从“反控制”、“对抗”转向“主动服务”与“争取支持”的趋势。因此，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总是处于控制与反控制的“动态平衡”之中。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作用主要是在办学经费、组织机构、法律规范、社会监督、激励和竞争机制等方面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营造一种有利于高等院校自主办学和持续提高教育质量的氛围，通过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的分离，逐步实现政府通过教育中介评估、学术排行、政策指导和信息服务等手段，达到间接“调控”为主的目的。

因为，学术排行和教育评估等中介机构在对高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既可以充当联系与协调高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也可以成为缓冲政府与高校直接冲突的“减震器”和“润滑剂”。通过中介机构不仅可以较好地分析、诊断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及时纠正偏差，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可以把政府的要求、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以及先进经验及时传递给学校，根据学校所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从而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参照国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就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而言，我们大致可以梳理为“官方中介机构”和“民间中介机构”两种类型。“官方中介机构”指既独立于高校，又独立于一些政府机构，但由官方承办的组织，如法国的“国家评估委员会”，它不仅独立于高校系统，而且也独立于总理和教育部，经议会通过法案获准成立，由国家提供经费，直接隶属于总统，是向总统负责的官方机构。“民间中介机构”较为普遍，如美国的“中学后教育鉴定委员会”、“中学后教育鉴定认可委员会”，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荷兰的“荷兰大学合作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学院联合会”，日本的“高校基准协会”等。

4．加大高教投入，拉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由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矛盾变为“结构性过剩”矛盾，政府的需求管理将逐步由以“反短缺”为核心的总量平衡政策体系转变为以“反过剩”为核心的结构优化政策体系。但就我国高等教育总体需求水平而言，目前尚处于短缺阶段，同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认为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失为拉动经济发展的良策之一。

1997年有学者就预测，到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需求为4158亿元，占当年GNP的5．18％，到2010年为10382亿元，占当年GNP的6．49％，而实际上1997年国家教育投入只占当年GNP的2．49％。一方面，差距如此之大，何以“科教兴国”？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将居民的大量存款盘活，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潜伏着很大的经济隐患。

因此，合理引导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就显得十分必要。虽然它对经济增长率回升较缓，但可以将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居民消费升级的有效需求基础之上，这样，既有利于医治我国旧管理体制遗留下的投资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脱节的顽症，又可以迫使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在不断博弈中创新。

纵览世界高教史，就不难发现，加大高教投入，拉动经济发展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七、大学的文化竞争

（一）大学文化竞争的意义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西汉的刘向说：“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晋东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亡诗·由仪》）这里的“教化”之义对于现代大学的文化竞争仍颇值得玩味。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概括地说，广义的人类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具体地说，体现了大学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生态环境下，由一定数量的个体行为和文化的物化形式等形成的一种共存文化现象。它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反映“大学人”这一社会群体在竞争中特有的生活状态和独特的文化心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竞争绝不仅仅反映在本书所涉猎的有关方面，也体现校与校之间的校际文化上，而且这种竞争往往具有持续性、导向性、隐蔽性，深刻性等特点。

（二）大学的组织和制度文化之争

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策源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这种人类伟大的历史遗产依然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大学竞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各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同，高等教育体制各异，但是大学文化在大学竞争中的传承、潜移默化等影响是绝不可小视的。

大学竞争对大学传统的最大触动是大学的组织和制度的改变，而组织和制度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制度文化，包括大学的各种教学、科研、生产、生活和管理制度，以及群体行为规范、习俗、典礼仪式等传递出的品味。有学者认为，目前，制度文化最需要强调的品味是“和”。第一，当前正在运行的院系结构和教学制度，总体上讲反映了一种壁垒分明的专业教育的制度文化。大学由众多的系科构成，各系科具有平等的地位和同等权力，并且各成体系，系科之间的依赖性非常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学科综合化趋势日显必要，大学就必须有一种环境的保障，如可以通过合并相近的系科组成学院，拆除人为设置的各种壁垒，使管理的跨度和层次分布更加合理。第二，在教学组织中，还可以通过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和跨系选课、文理渗透、选修制等等，为学生突破过窄的专业限制，摄取各种知识、发展其多方面的潜力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管理上的便利。第三，大学人作为不同学科的“专门家”，其教学和科研有一定的领域，为避免“专门家”只满足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固守一隅，大学应特别注意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鼓励人们对其他学科知识也应抱有开放的胸襟，具有包容和吸纳各种学问的胸怀和气魄；鼓励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主动打破壁垒分明的系科限制，主动探讨，相互辩难，以汲取各种文化知识的营养，使自己尽可能多一些地接触universal knowledge的分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人”。

我们认为，良好的制度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营造一种可以使大学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我们说人类和大自然友好相处，建立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自身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所在。从大学竞争的视角来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本身并无过错，只不过，它与经济竞争的目的不完全一致，不可以简单地套用和模仿。市场是消费变化的晴雨表，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市场需求的变化，物质商品市场是这样，教育、文化市场也是这样。大学的利益既有经济、物质层面的，又有社会层面的，还有精神、声誉层面的。不仅要追求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更要考虑人类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保护学术生态和树立良好的竞争环境应当成为大学管理者理性的价值取向，应当从大学的责任和竞争的伦理道德的高度评判自己对学术和竞争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确立进步和发展的功过标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形成良好的舆论和风尚，营造一种以维护良好的学术生态和竞争环境为荣，反之，则为耻的风气。

就目前国内许多大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而言，我们并不赞成教学、科研上的“工分”奖惩制度，其理由如下：

1．人力的过度开采。由于校内管理体制的长期固化、封闭，改革产生的制度供给既为学校发展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也为教职工创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极大激发了教职工的奋斗激情，加之，近年来，“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已基本退休，“文革”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中，许多人或业务荒疏，或专业不精，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或90年代初、中期毕业的研究生逐渐成为学科、专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头羊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在成就感和物质、名誉的刺激下，拔尖人才拼体力、拼健康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人才的持续发展和人才的保护。一些“中年早逝”的现象便是明证。

2．不符合智力和精神劳动的规律。大学教师的劳动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智力和精神劳动，专业性较强，需要长期累积，所谓“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现行的考核办法中存在大量雷同于工商业生产“计件制”的作法，不加分析地盲目套用简单劳动的“计件制”、“工分制”的考核方法评价大学教师复杂的智力和精神劳动。严重违背了精神劳动和智力、技术产生的规律。因为大量的成果是以透支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

（三）大学竞争的文化导向

大学文化在大学竞争中，具有导向性功能，它可以防范竞争的“短视”、“急功近利”等负面影响，也能在竞争中构筑起各具特色的“学术生态”。

在这9个世纪里，尽管大学的模式不断变迁：从最初意大利博罗纳大学的创立，12世纪巴黎大学的兴起，到14世纪牛津、剑桥的古典主义模式，或洪堡19世纪在柏林大学的改革，再或20世纪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类主要精神资源的传递与创造者。在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中，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是一个培养性格、知识、完美的绅士的地方；在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实践中，大学是发现创造现代科学、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地方；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亨利·约翰那里，大学是一个聚集了热情的年轻人，对世界进行讨论的地方；在20世纪初美国人佛莱斯纳的《大学》中，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表征，是批判地把持一些永久性观念的地方……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

（四）大学竞争的质量文化

大学的质量文化，“是指大学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它是一种观念，渗透于大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并物化于外显的教学质量、服务质量、管理和工作质量，还延伸为消费质量、生产质量和环境质量，集中表现为一所高校整体素质的高低。质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一种最重要的亚文化，是伴随着大学的建立而产生，与大学的发展同步。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质量文化只是融渗于大学之中而不被人重视。随着企业界对塑造企业质量文化的呼声愈来愈高，大学亦开始审视、研究自己的质量文化。

质量文化主要以三个层面体现于大学之中：精神的、制度的和物质的。精神层面的质量文化主要指大学的价值观念、办学理念、管理哲学等，是统帅制度和物质层面的“精神领袖”，也是质量文化的核心；制度层面的质量文化是指大学的领导体制、管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这一层面最能体现出大学的个性与特色；物质层面的质量文化是以物化的形式反映出来，如大学的育人环境、教育教学技巧等方面，是质量文化外显的、直观的表现。

质量文化是孕育大学竞争意识、竞争优势、竞争意志的丰厚土壤，这是质量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也正是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性”或“隐性”的文化中，又生长出大学竞争中最具“刚性”的竞争取胜的法宝——质量。大学竞争首先是学生培养质量的竞争，因此，持续稳定的高素质毕业生是维系一所大学的信誉和品牌的根本所在。如果说大学物化的资源是竞争基础，那么以价值观念、规章制度、精神风貌等观念化的质量文化则是大学培育特色、打造品牌乃至在竞争中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

在我国，大学竞争尚处于初期与较为平缓的阶段，质量文化亦如一只“睡狮”隐藏于大学之中，虽有其形，而无其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未来，这只“睡狮”必将被惊醒，纷纷在竞争中展示其久蓄的威力。“应当看到，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质量文化的产物，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速成地催化出来的。”对大学而言，确立目光高远的质量自塑情怀，培养提升内涵深厚的质量文化，是进行持续竞争的力量之源。

（五）大学竞争的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又称载体文化、物化文化，是大学文化品味的外在标志。纵览中外高教史，不难发现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均十分重视校园建筑式样和风格的选择，将物质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远至我国的书院，近至新建的许多大学城、科技园区；外至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内至北京大学的“一塔糊涂”（未名湖、宝塔及红楼）、清华大学（大礼堂、清华门）等不论其建筑物的选址，还是造型、风格，大都反映了大学的某种追求，代表或隐喻着某种思想。

虽然大学中的很多旧式楼、堂、馆，所等建筑历经几多风雨沧桑，但迄今仍为广大师生所赞誉，他们不仅间接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背景，而且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大学追求的目标和风格；诸多建筑既融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也涵括着哲学沉思、科学道理、伦理规范与科学追求等精神因素在内的文化底蕴；既是文化熏陶、提升审美情趣、享受精神慰藉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进行美育教育的活化石，当属校园文化的一种固化形式；不仅是竞争中对外（国外与国内）宣传的窗口和形象，而且也映射出主人的某种理念，渗透着办学者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