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焉耆——龟兹语总计近1000件。
5．于阗文共计75件。
6．粟特文共计30件。
7．回鹘文30件。另有从181号窟（敦编464）发现的回鹘文文书363号。
8．西夏文出自伯希和编第181、182号窟，共计211件。
9．西伯来文1件。
10．伯希和新疆都勒都尔·阿护尔汉文文献249件。
综上所述，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约9000件，其中敦煌文献约7000件。
伯希和来敦煌盗劫文书，虽然比斯坦因晚一年，但比斯坦因有着更优越的条件。他懂得汉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10多种文字，特别是他多次来中国，并于1902年至1904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对汉文尤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正是由于伯希和的汉学知识渊博，所以，他窃去的敦煌遗书，在数量上虽然没有斯坦因多，甚至没有俄国人盗走的多，但却是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其中有许多孤本。
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却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伯希和原编的2700号草目中，标有年月的有515件，占19％，即将近1／5；斯坦因所窃部分，有年月的卷子占4．3％，不到伯希和的1／4；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仅占0．58％，是伯希和的1／32；俄罗斯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为1．36％，是伯希和的1／14。“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记载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较少残缺，有纪年的卷子对于科研的价值自然大为增高。只此一端，人们也可以体会巴黎所藏卷子的重要性”。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卷子约占90％以上，所以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世俗文书，即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非佛教经典，数量很少，但伯希和盗去的卷子中这部分的比重却很大。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据统计，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95％以上为佛经卷子；英国所藏的佛经卷子约为85％；俄罗斯所藏的佛经卷子也为85％；而在巴黎所藏的3900卷汉文卷子中，佛经仅占65％左右，约为2500卷。由此可知，伯希和所盗的敦煌遗书中，佛经的数量最少，世俗文书的数量最多，现将巴黎所藏敦煌遗书，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水部式》。
《水部式》编号为P·2507，是研究唐代水利灌溉和水上运输的重要著作。此卷首尾皆残，没有书题。早在20年代，罗振玉就将此卷影印人《鸣沙石室佚书》之中，并撰有详细跋文。“检宋本《白氏六帖》卷二十二（水田类）引《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门堰，清水恒佳为五分，三分人中自渠，二分人清渠，若雨水边多，即上下用水处相开放，还人清水。三月六日已前，八月二十日已后，任开放之’云云，正在此卷中，知此书为《水部式》也……有唐初叶，式凡四修：曰永徽，日垂拱，日神龙，日开元，此卷不知属何时矣”。首次确定了《水部式》的篇题。其后，日本学者仁井田陞、那波利贞也对《水部式》残卷进行了研究。仁井田陞根据《水部式》中的京兆府、河南府等地名，确定现存《水部式》的制作年代为开元十三年以后的开元年间。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集发表了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将该写本全文发表，并利用大量资料进行了详细校释，是目前最好的校录本。
（2）《沙州都督府图经》。
该写本编号为P·2005、P·2695。唐代的沙州，约当今天的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就是一部唐代敦煌的地方志。它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中西交通等方面，如河流、水渠、池堰、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以及北凉、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从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此卷首尾残缺，伯希和曾考为《沙州记》。1909年罗振玉借得伯希和所印该卷照片，易名为《沙州志》，收录在《敦煌石室遗书》中。1913年罗振玉又认识到它是唐代的“图经”著作，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中。1916年，伯希和在通检其所窃敦煌遗书时，发现P·2005残卷，内容与《沙州图经》基本相同，而此残卷（P·2005）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至此，才知道P·2695与P·2005都是“沙州都督府图经”。
（3）《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编号为P·3532。该书发现后，罗振玉即根据照片校录，收入《敦煌石室遗书》中，并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此卷首尾残缺，楮纸写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条，其次第并与此符，知此即《慧超传》矣。”首次确定了该卷的篇题和作者。1912年，日本著名东方学家藤田丰八根据罗振玉的刊本用汉文写出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证》，对这部行记进行了详细的考定。本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该写本进行了全面整理，完成了《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一书，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中，是目前最完整、最详尽的校录本。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记述比较详细，可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互为补充，学术价值很大，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众经别录》。
该卷编号为P·3747。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约在1937年至1938年初之间，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得见P·3747号原件，将其摄制照片带回国内。1948年12月，北京大学纪念建校五十周年，由向达和王重民主持举办“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展出此卷照片。其《展览概要说明》内记载：“P·3747，六朝写本，存九十七行。据《历代三宝记》，知为刘宋时所撰《众经别录》，为今存经录之最古者。”这是《众经别录》残卷以照片形式在国内首此公开露面。1951年，苏晋仁先生依据周叔迦先生所藏照片，写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首次公布了该卷录文。
1956年7月，王重民先生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重版作“后记”说：“原卷首尾残缺，没有原来的书名，仅有书内的‘类目’名称：‘三乘通教经录’第二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十五所记的《众经别录》类目，第二、第三正是这两个类目，还记‘三乘通教录’著录的佛经是‘五十一部，九十七卷’，残卷所载的也正是五十一部。所以，可以断定这个残卷就是《众经别录》的残本。”从其内容可知，其“残存部分是《众经别录》第一卷中的中间部分”。
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所著录的佛经，都有简略的解题。解题内记载着译人和译时，尤其是还极其扼要地揭示了佛经的宗旨和体质，这是后来的佛经目录所没有的。这一种体例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中的新发现，值得重视与研究。
伯希和最后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巴黎，其后他立即与老师沙畹等共同研究他所带回的文书。并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甘肃发现的一座中古书库》，详细介绍了其盗劫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伯希和还着手编写所窃敦煌遗书的目录。20年代初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号—3511号，以及从4500号～4521号，在60年代以前，这个目录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为什么伯希和的目录从2001号开始呢？这是因为他所窃遗书中有许多藏文卷子，当时估计有2000卷。故2000号以前的序号是他生前留给藏文卷子的估计数字。
事实上，藏文手稿不止2000号，因此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后来的编目中，便采用了写本部通行的原则，即以收藏品的文种分类。为了保持总体的统一性，每种前都冠以伯希和的姓氏，即P。
在编目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文献是用两种文字书写的，通常正面是汉文，背面是藏文。在为伯希和藏文收集品编目时，改动了编在汉文收集品中藏文文献的原来编号，使这些文献归人藏文收集品中。
其他文字如粟特文、于阗文或回鹘文文献，数量不多，很早就编在3509号以后了。因为当时伯希和认为，有1500个编号就足够汉文文献使用了，所以就将2001号—3500号留给了汉文文献。
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在集中力量，对伯希和收藏品全面整理编号，并与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名，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法国所藏敦煌西域文献。
除了文献外，伯希和还携去了一部分艺术品，包括220余幅图画、21尊木雕、丝绸和其他纺织品残片。由于伯希和窃去的文书都是精品，价值极大。而艺术品数量小，价值也没有斯坦因盗去的大，因此人们对法藏敦煌艺术品都不大留意。实际上，伯希和所获艺术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也不乏珍品。如吉美博物馆中有两幅关于阿弥陀天堂的画和许多断片，其中一幅可能是最古老的可移动的图画，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内一幅出自8世纪的佛说法画十分相似。吉美博物馆的这幅域，堪与日本奈良法隆寺正殿内的画媲美，是现存敦煌唐代绘画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另外，法藏水月观音、救苦救难观音、降魔变等画和一些木刻、木雕像，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应征入伍，整理、研究敦煌遗书的工作暂时停顿。大战期间他曾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1918年回到西伯利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巴黎，在法兰西学院工作，该院专为伯希和开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1921年5月6日，被选为法国碑铭与古文字学院院士。1927年，巴黎大学成立高等汉语学院，伯希和被任命为中国语言学、文字与艺术教研室教授。从1932年起，伯希和又负责主持关于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通报》。1935年，他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并担任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被聘请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支持盟军，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于1945年10月26日因患癌症去世。
1945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不仅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法国汉学史上也是发生了巨变的一年。在这一年前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杰出的三位汉学家先后去世。除了伯希和外，葛兰言死于1940年，马伯乐也于1945年惨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