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国功臣中有一员勇将名叫李君羡，在玄武门值班，封“武连郡公”，这个“武”字，顿时引起了唐太宗的猜忌。有一天，唐太宗设宴款待众将，让大家各报小名行酒令，不料李君羡却报出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唐太宗大为惊愕，联想到“女主武王”的谶语，莫非竟应在李君羡身上。他虽然在宴会上开玩笑地说了句：“何物女子，乃尔勇健！”（《旧唐书·李君羡传》）但会后却断然解除了李君羡的禁军权，将他贬为华州刺史，不久又借谋反罪将他处死。唐太宗还打算杀尽后宫嫔妃，以绝后患，多亏太史李淳风力劝方止。作为后宫的武姓女子，武则天一定亦难免被怀疑，至于她得以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则非但是李淳风谏劝得力，更是由于李君羡冤枉地做了她的替死鬼的缘故。难怪武则天登基之后，要追复李君羡的官爵，并以礼改葬。处于这样一种容易惹人怀疑的处境，武则天得以明哲保身，已属万幸，哪里还敢侈想得到君王的宠爱呢！
其二，武则天之所以命交华盖，在唐太宗身边寂寥地渡过了十二年的清冷岁月，还有一个以往被人忽视的重要原因，即她碰巧遇上了一个强有力的情敌徐贤妃。徐贤妃名惠，她是徐孝德的女儿，比武则天小三岁，大约比武则天进宫的时间稍晚。她死于唐太宗去世后的第一年[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只活了二十四岁，死后被追赠为贤妃。
据说徐贤妃绝顶聪明，史载其“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充容在后宫已属正二品，她的飞速升迁与武才人的倍受冷落，适成鲜明对比。徐贤妃还曾向唐太宗上书言事，表达她的政治主张，“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旧唐书·贤妃徐氏传》）。可见她不但容貌出众，而且还颇有政治头脑，这大概也是唐太宗特别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徐贤妃上疏的时间已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第二年唐太宗就死了，可见在唐太宗有生之年，徐贤妃始终受到宠爱。
正是由于出现了才貌双全的徐贤妃这一对手，武则天才败下阵来。世传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不过是溢美之词，她的制书、诗作等多数系北门学士、上官婉儿等代笔，她的文才显然是被拔高了。徐贤妃很快由正五品的才人，升为正三品的婕妤，又升成正二品的充容；而武则天终唐太宗之世，仍只是个正五品的才人。眼看韶华日逝、花容不永，生活在嫔妃丛中的武才人不由得暗暗着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呢？
不过，武则天并没有白白浪费这十二年光阴。耳濡目染，她洞悉了后宫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也学会了一套察言观色、玩弄权术的本领。她妒嫉，妒嫉那些交了好运的妃嫔；她仇恨，仇恨那些挡住她升迁道路的人。她在黑暗里咬牙切齿、处心积虑。她在逆境中成熟了，成为一个女政治家。她吸吮着受伤的创口，随时准备向敌人猛扑过去。在这段日子里，她一面积累宫廷生活的经验，一面积极地窥测时机。机会终于来了，这机会来自未来的皇帝——太子李治身上。
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是十分偶然的。唐太宗共有子十四人，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即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根据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在即皇帝位的当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即立八岁的嫡长子承乾为太子。承乾有足疾，又经常违反法度，行为荒唐。有一次，因厌恶其老师张亥素说三道四，竞指使户奴将其打得半死。久而久之，李世民对太子承乾越来越不满，心中渐渐产生了一个承乾能否接好班的疑问。四子李泰见到有机可乘，便利用他平素喜好文学的有利条件，积极组织编写了《括地志》一书进上，又暗地拉拢朝臣，一步步取得了唐太宗的欢心。唐太宗对李泰的赏赐十分优厚，并且礼遇甚隆，有时甚至超过了太子承乾。承乾看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便拼命组织人马与李泰对抗。于是，承乾与李泰各树朋党，展开了一场角逐太子的生死搏斗。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承乾联络了汉王元昌及宰相侯君集等人，密谋刺死李泰，发动宫廷政变，不料因其心腹纥干承基的告发而使阴谋败露。唐太宗只好废承乾为庶人，逼元昌等自尽，杀了侯君集等人。按照传统，嫡长子被废，自然应该立嫡次子李泰为太子，但李泰与承乾誓同水火、各不相容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就有可能重演当年玄武门李世民兄弟相残的惨剧。有鉴于此，唐太宗心情十分矛盾，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立李泰，而违心地立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唐太宗曾对朝臣们说：“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径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王泰传》）。这番话明确说明，唐太宗之所以选立晋王李治并不是因为李治有什么特殊才能，他只不过想使儿子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罢了。性格懦弱的李治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未费吹灰之力，幸运地登上了储君之位。
对晋王李治的软弱无能，做父亲的唐太宗是了然于胸的。为了使李唐江山代代相传，为了让李治安享太平，唐太宗为自己身后的国事颇费了一番脑筋，做了不少布置。一方面，为了使李治接班后能有个和平的环境，彻底解决边疆问题，唐太宗晚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军进攻焉耆，并俘虏了焉耆王突骑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军分水陆两路大军进攻高丽，唐太宗亲赴辽东督战。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又发兵数道，灭掉了薛延陀。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四面出击，东北两度泛海再袭高丽；西北击败龟兹，得七百余城；西南击败“松外诸蛮”；北方继续攻打薛延陀余部。这些战役虽然取得了不少边功，但兵役过重，给老百姓增加了极大痛苦，也使唐太宗身后的边疆变得很不安宁。
另一方面，唐太宗在对待身后的人事安排上，也预先精心地进行了布置。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他借故杀掉了曾经竭力拥立李泰为太子的侍中刘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他又流放了与刘洎关系密切的中书侍郎崔仁师。另一个拥立李泰为太子的重要大臣岑文本只是由于积劳过度于贞观十九年病死于幽州才幸免于难。为了确保李治顺利继位，唐太宗生前就将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这就使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拥戴太子李治上台的坚强后盾。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为了给李治留下辅弼，唐太宗临死前，还特地将宰相李勣贬为叠州都督，并嘱咐李治说：“李世勤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老奸巨猾的李勣猜透了唐太宗的心思，受诏之后，连家也不回就直接去上任，得以免于一死。
唐太宗为什么特别选中了李勣呢？原来，李勣与李治之间，曾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关系。李治曾遥领并州都督，而李勣则担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治当太子后，唐太宗特地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并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旧唐书·李勣传》）。李治即帝位的当天，就秉乘父命任李勣为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接着又以李勣为左仆射（宰相）。但唐太宗做梦也想不到，他的精心安排后来竟然全落了空，而正是李勣为武则天的上台开辟了道路，李唐的基业也正是差点断送在李治手上。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于征高丽途中患病，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太子承乾被废与四子李泰被黜更使他心力交瘁。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年底起，唐太宗开始服食方士的丹药。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病情加剧。太子李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在“孝”字上大做文章，经常在太宗身边侍奉汤药。据载：“上（唐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口听政于东宫，既罢，则人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李治才在宫内见到了时当妙龄的武才人，并且立刻被她的美貌所摄服。
这时的武才人正处于万般无奈之际，低下的才人地位她已经很难继续忍受了，她急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皇门似海，后宫嫔妃如云，她一个不起眼的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而现在，年轻的太子向她走来（武则天比李治大四岁），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武则天的眼睛豁然一亮。唐太宗已经病人膏肓，太子不久就会成为皇帝，未来不是属于太子的吗？这真是惟一的一线希望。武则天毫不迟疑，迎上前去，投入了太子的怀抱。她运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机敏、天赋的美貌和灵巧的手腕，很快便俘虏了这位多情的储君。两人情投意合，早把封建的礼教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唐太宗的病榻之侧，武则天与李治之间，发生了一些颇为暧昧的关系。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唐太宗因服食天竺方士的丹药而过早地去世了，这位冠绝一时的人杰怀着一种隐隐的不安离开了人间。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被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扶上了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但皇帝的重负，是唐高宗那柔弱的双肩所难以承担的。唐太宗的早逝留下了一片难于填补的权力真空，而真空是总会有人来争夺的。
唐太宗死后，按照封建礼制，武则天做为唐太宗的才人，与其他太宗的妃嫔一起，被送到感业寺（据《长安志》载为“安业寺”）出家为尼。这次重大的变故对武则天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她好像一下子坠入了十八层地狱。黄卷缁衣，青灯古佛，难道武则天就如此终其余生？难道武则天就这样活活地为唐太宗殉葬？
不！她仍旧在等待着……
四、皇后的桂冠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的长安，尚有几分寒意，宫城之中万籁无声，两仪殿内烛影摇红。突然，座上一人拔出佩刀向自己胸前刺去，左右大惊失色，急忙上前将刀夺下，递给了旁边一位十六岁的青年。这位准备自杀的人便是赫赫有名的唐太宗，那个青年便是晋王李治，身旁只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三位大臣。
这戏剧性的一幕是唐太宗亲自导演的，其目的是要诸大臣辅佐自己生性懦弱的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这三位大臣都是唐太宗精心挑选的。其中，长孙无忌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领袖，又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房玄龄德高望重、老成练达；李勋能征惯战，而且智勇双全。他们都是一时出类拔萃的人物，唐太宗让他们辅佐晋王，是为了使太子能顺利接班，也是为了李唐江山的长治久安。当长孙无忌了解到唐太宗的意图后，他慷慨陈词：“‘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日：‘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尽管做了上述布置，唐太宗仍不放心，临终前，他亲自将太子李治及太子妃王氏托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也不负重托，竭心尽力辅佐唐高宗李治。
唐高宗继位的第二年（公元650年），改元永徽，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父母都是李唐皇室的姻亲，她的从祖母同安长公主便是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长公主发现王皇后幼年时长得很漂亮，便将她推荐给唐太宗。唐太宗见到她后，也很喜欢，便将她嫁与晋王李治为妃。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她随即成为太子妃，至此，终于当上了皇后。
长孙无忌以帝舅之亲，又兼顾命之重任，在永徽初年握有实权，他与褚遂良、房玄龄等人共秉国政，颇有政绩。据《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二人维持也。”
政事既有长孙无忌等主持，高宗便纵情享乐，虽然后宫不乏美貌的嫔妃，但他私下里仍不能忘情于感业寺中的武则天。于是，他便趁太宗忌辰之日（五月二十六日）亲自到感业寺拈香，以便与武则天相会。
感业寺里，唐高宗与武则天相对而泣。尼姑打扮的武则天在高宗眼里显得分外妩媚，二人在佛像前重叙前情，信誓旦旦。王皇后知道这件事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暗暗命武则天蓄发，并力劝唐高宗将武则天接进宫来。原来此时，后宫的萧淑妃正与王皇后争宠，萧淑妃生了儿子后，更加得意忘形。王皇后愿意接武则天入宫，是希望借武则天与唐高宗的特殊关系，杀一杀萧叔妃的威风。
武则天第二次入宫的时间，史无明文，不过，似应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后不久。在此之前，唐高宗与武则天虽时有来往，但尚需掩人耳目。到永徽三年时，唐高宗三年的服丧期限已满，这时公开将武则天接进宫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王皇后促成下，这件事终于实现了。
武则天再次进宫后，确是今非昔比，她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她对下和对上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她一方面收买宫人，把自己所得的赏赐全分给他们，用小恩小惠收买了这些人，以便通过他们随时了解唐高宗、王皇后及其他妃嫔的动静。这样，武则天没费多大力气就成了宫里消息最灵通的人，而这一点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对她今后的前程关系重大。另一方面，她又千方百计讨好王皇后，阿谀奉承，骗取了王皇后的信任。王皇后曾多次在高宗面前称道武则天，于是，唐高宗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正式封武则天为昭仪。
在后宫中，昭仪已是正二品，和昔日才人的地位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武则天是不会满足的，她是不甘居人下的，她二次进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摘取皇后的桂冠。武则天入宫以后，唐高宗果然冷淡了萧淑妃，但同时也疏远了王皇后，这显然是王皇后当初所没有料到的。现在，咄咄逼人的武昭仪要取代王皇后，这当然是王皇后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在宫廷中展开了一场王皇后为保住后位、而武昭仪欲夺取后位的激烈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