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剥削性的控制为基础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可以预料的。它会意图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评性的思想与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罗马皇帝们给民众提供娱乐的景观，即以虐待性的东西为主。现代社会用报纸和电影提供相似的景观，报道罪行、战争、暴行；内容尽管不如罗马时代那般狰狞，可是对于心灵却没有营养，正像它们广告中的早餐麦片粥一样对儿童健康没有多少好处。这种文化食粮不提供积极启发性的刺激，只提供消极的、怠慢的刺激。顶多它提供好玩的，惊险的东西，可是几乎没有让人喜悦的东西；因为喜悦需得自由，需得松解控制的缰绳，但在肛门——虐待症的社会来说，这正是与虎谋皮。
个人的虐待症跟社会虐待症的平均值相关，有的人比平均值高些，有的人比较低些。凡是使儿童或成人觉得空虚，觉得无能的因素，都会加强虐待症（一个在儿童时期没有虐待症的人，到了成年期，如果遇到新的环境，也可能变成虐待者）。恐惧便是因素之一，例如恐怖的惩罚便会加强人的虐待性。我所说的恐怖的惩罚并不仅指它的严厉程度，而是指恣意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出自惩罚者虐待的欲望，而它的严厉则让人产生恐怖。有些儿童由于气质使然，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能变成终生的主要动机，他的人格完整感可能慢慢崩溃，自尊会降低，终至于他会常常出卖自己，以致他会不再有自我认同感，他不再是“他”。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会产生致命的无能感，即是精神的贫穷。如果没有刺激，便没有东西唤醒儿童的种种功能，如果周围的气氛是沉闷的、无欢的，儿童就会冰封起来；没有东西可以让他发挥自己的效力，没有人回应他，甚至没有人听他说话，这样的孩子就被遗弃在无力感和无能感之中。这种无能感并不必然会产生虐待性格，因为还要靠许多其他因素来决定。然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症发展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个人而言如此，就社会而言也是如此。
当个人的性格同社会性格不相合的时候，个人会把合于社会性格的种种因素加强，而使不合于社会性格的因素潜藏起来。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虐待性，而且虐待行为在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善和使人不愉快的事，这社会里如果有虐待性的人，他就不能任性发泄虐待欲，他固然不一定会改变他的性格，但他可能不会以此为行为准则；他的虐待性可能并没有消失，但它好像是“干缩”了，因为缺乏养分。世界上共意社团中的生活便提供了不少这种例子，当然，新气氛导致性格上的真正改变，也是实有的例子。
一个虐待性性格的人如果处在反虐待的社会里，大致上对他人不会产生伤害；别人会把他当做病人。他不会变成有威望的人物，也极少有机会达到某种地位，产生社会影响力。如果问道，某些人的虐待性为什么这么强烈，我们切不可只考虑到他的禀赋的与生物学的因素，还要考虑到心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实际上不仅深刻的影响到个人的虐待症，也深刻的影响社会的虐待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从个人的禀赋和家庭背景，是不足以了解一个人的发展的。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为什么这么坚持和根深蒂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和他的家庭生活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并且要知道这个体系的精神。
在邪恶的、虐待性格的人中，亨利克·希姆莱是一个昭彰的例子，说明了虐待症与极端的肛门——囤积、官僚、权威性格之间的关连。
“欧洲血狗”——许多人这样叫希姆莱和希特勒，合力屠杀了1500万到2000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这些人都是无武装的，没有力量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许多观察过希姆莱的人都曾提出他们对这个人的描述。我们现在可以从几个描述开始。对希姆莱的性格观察得最敏锐，掌握得最紧切的可能是勃克哈特，他那时是但泽的国际联盟代表。勃克哈特写道：“希姆莱使人觉得他是一个神秘怪诞的下级军官，心胸狭小的讲求是非的人，不通人情的循规蹈矩，再加上机械式的工作的人。”这一段描绘把虐待性的权威性格做了最佳的说明。它强调希姆莱的屈服性的下属性格，不通人情的、官僚的、讲求是非的性格和循规蹈矩；这一段描绘和一般人对希姆莱的看法不甚一样，因为勃氏并没有说他是一个痛恨人类的人，也没有说他是一个恶魔，而只是一个极端不通人性的官僚。
希姆莱性格结构的另一些因素，还有别的观察者向我们提供了资料。阿尔伯·克拉布斯，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纳粹，1932年被开除党籍。他记述1929年在火车上跟希姆莱同坐了6个小时，那时希姆莱还没有多少权力；在这6个小时中，他注意到希姆莱显然的缺乏安全感，而且很“驴”。克拉希斯感到这段行程简直无法忍受，因为希姆莱“不完不休的用根本愚蠢的、没有意思的话一直冲向我”。希姆莱的话主要是物质上的自夸，小资产阶级的琐屑之谈，和派系性的热烈预言。希姆莱用不完不休的琐谈冲向克拉布斯，强迫他听他说话，以此来控制他，这正是虐待症患者的典型性格。
海恩兹·高德林——德国最有天赋的将领之一——谈希姆莱的性格，我们听来也颇为有趣：
希特勒的追随者中，最不出色的一个就是亨利克·希姆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充满种族自卑感，样样行为都简单。他想做得彬彬有礼。他的生活形态和戈林不同，他几乎是斯巴达式的简单。但他的妄想却是无边无际的……7月20日以后，希姆莱被军事野心扰得心神不宁。这个野心驱使他终于获得指派为后备军司令，后来又做了军团指挥官。可是希姆莱的首次失败，也是彻底的失败，却是在军事方面。对于我们的敌人，他所下的判断，除了说是幼稚之外，无话可说。我有好几次亲自看到，在希特勒面前他没有自信心与勇气的样子。
另一个人，艾弥儿·海费利克，德国银行界优异分子的代表，写道，希姆莱是“老式学校中那种残酷的老学究形态，对自己严厉，对别人更严厉。……他的同情的表示、他说谢谢你时的腔调，完全是挤出来的，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冷漠无情的人一样”。
希姆莱的副官吴尔夫对他的描述比较不那么负面，他只提到希姆莱的狂热盲信与缺乏意志，却没有提到他的虐待症：“他可以做一个温和的家长，一个正确无误的上司，一个好同志。同时却又是一个强迫性的狂热者，一个偏执的梦想者……是希特勒手中一个没有意志的工具，对希特勒的爱与恨与日俱增。”吴尔夫描绘的希姆莱具有互相对立的两种人格——而这两种性格显然同样强烈——一种是仁慈，另一种是狂热，却没有设问一下他的仁慈是不是真正的。希姆莱的哥哥，吉哈德，对亨利克的描绘则只有好的一面，可是这个弟弟在没有获得政治权势以前却早就在伤害他，侮辱他。吉哈德甚至赞誉他“对于属下的需要与烦恼，像父亲般的关心与照顾”。
这些描绘包括了希姆莱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他的缺乏生气，他的陈腐，他的统制欲，他对希特勒的臣服，他的狂热。吴尔夫和他的哥哥提到他对人仁慈的关怀，这种关怀显然是一种行为特征，究竟有多少成分是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有多少真实——很难确定；但是想到希姆莱整个的人格，他的仁慈中真实的成分必然极少。
当我们对希姆莱的性格结构越来越清楚时，我们就会发觉他实在是一本肛门（囤积）虐待一被虐待性格的教科书。我们已经提到过，过分讲求秩序和深度的迂腐，是这种人的特殊特征。从15岁开始，希姆莱就把他信件的收发留下记录，注明他所接到的和发出的每一封信。
他对于这方面的热衷，和保持精确记录的迂腐嗜好，表现出他人格中的重要一面。卢与凯兹是他的密友，他在记录他们的信件上，充分表现出他书店老板的心态（家人的来信他没有保留。）。在通信记录上他不仅注明每封信收到的日期，而且几时几分到他手中。由于这些信件有许多都是生日贺卡之类，他的迂腐便显见超乎荒谬的程度。
做了禁卫军的头目以后，他存有一份卡片索引，记载他给过人的每一样东西。14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建议，他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24岁，我们发现天天都有毫无意义的流水账，而深刻一些的思想几乎没有。
希姆莱写他睡了多久，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喝茶，是不是抽了烟，遇到了什么人，待了多久，到哪一座教堂去，晚上什么时候回家。他还记载拜访过什么人，主人待他好不好，什么时候坐火车回到他父母处，火车是否准时。
下面举几则他日记中的例子，日期是1915年8月1日到8月16日
1915年8月1日。星期日……第3次洗澡（显然是在湖里或海里）……爹爹，厄斯蒂和我在划独木舟以后，第4次洗澡。吉哈德太热了。……
1915年8月2日。星期一……晚上第5次洗澡。
1915年8月3日。星期二……第6次洗澡。
1915年8月6日。星期五……第7次洗澡……第8次洗澡。
1915年8月7日。星期六，早上第9次洗。……
1915年8月8日。……第10次洗澡……，
1915年8月9日。早上第11次洗澡。……后来第12次。
1915年8月12日。玩，然后第13次洗澡……
1915年8月13日。8点钟。玩，然后第14次洗澡……
1915年8月16日。8点钟。……然后第15次，也是最后一次洗澡……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同年8月23日，希姆莱记载有8000名俄国人在根宾宁被捕入狱；8月28日，东普鲁士被捕的俄国人已达3万，8月29日，人数不是3万，而是6万，可是根据更精确的计算，又是7万。10月4日，他记载说，被捕的俄国人不是7万，而是9万。他加了一句说：“他们像臭虫一样增加。”
1914年8月26日，他的日记如下：
8月26日。跟法克在园子里玩。在魏其塞以东，1000名俄国人被我军逮捕。奥地利人进军。下午在园子里工作，弹钢琴，喝咖啡后拜访克森巴斯家。我们得到允许可以摘他家的梅子。落下来的多得可怕。现在我们有42公分口径的大炮。
艾克曼说，希姆莱关心的究竟是可吃的梅子，还是被杀的人数，我们无法确定。
希姆莱的迂腐可能得自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个极端迂腐的人，原来是高中老师，后来当校长，他的主要力量就是讲求秩序。他是一个保守分子，根本上很脆弱的人，是一个老式的、权威型的父亲和老师。
希姆莱性格结构中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屈服性”，是勃克哈特所说的“下属性”。虽然他对父亲并没有表现得过分惧怕，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从命的儿子。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屈服于权威，并不是由于权威那么可怕，而是由于吓坏了——不是被权威吓坏，而是被生命吓坏——因此他们要寻求一个权威，来让自己屈服在它之下。他们的屈服可说是投机性的，而希姆莱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利用他的父亲，他的老师，后来又利用军队和党里的上司——从格里高·斯特拉塞到希特勒——来求升迁，并借他们的力量来打败他的竞争者。他对父亲一向唯命是从，在他找到斯特拉塞和纳粹领袖做他有权力的父亲偶像以前，对他父亲从没有一点违背。他父亲叫他写日记，他就照写，只要有一天不写，便觉得罪过。他和他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是按规矩进教堂的人，在战争时期每个星期去3次到4次，他向他父亲保证，不要担心，他绝不看像左拉所写的那种不道德的作品。但是年青的希姆莱却并没有什么宗教热忱的表现；他们家里的宗教态度纯粹是习俗性的，这正是他们那个阶级的特色。
他从对父亲的忠诚，转变到对斯特拉塞希特勒的忠诚，从信仰基督教转变到信仰亚利安人异教，这个过程表现得并不像背叛，他是平平滑滑的，小心进行的。他在采取一个步骤以前，一定先弄清楚是否安全。到了最后，当他的偶像希特勒失败了，再没有用处的时候，他出卖他，想投身到新的主子——同盟国之下，而同盟国今日的胜利者，却是他昨日的大敌。希姆莱与希特勒在性格上最深的不同之处可能就在这里：希特勒是一个叛徒（尽管并不是革命者），希姆莱却完全没有反叛的精神。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无由相信希姆莱去做纳粹是对他父亲的一种背叛。他的这一项转变似乎别有原因，希姆莱需要一个强壮的、有力的父亲偶像来弥补他自己的脆弱。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弱者，在帝国体制和它的价值体系瓦解以后，他原先的社会特权和骄傲大部分都丧失了。新兴的纳粹运动，在希姆莱加入的时候固然还不很强大，可是它发出的批评攻击却是凌厉的，它不仅攻击左翼，而且攻击小资产阶级体制，而希姆莱的父亲则属于这个阶级。这些年青人扮演英雄的角色，未来是他们的，而希姆莱这个懦弱、卑屈的人找到了比他父亲更合适的依靠对象。而且现在他可以屈尊就驾的看待他父亲，感到自己是强者了。
他对希特勒的态度表现出他极度的屈服；不过我们怀疑，他的这种屈服是不是有不真诚的成分，因为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他可能阿谀希特勒来取得宠信。希特勒是他的神人，可比基督教的基督，至圣者之歌。他写道：“他（希特勒）是命定要领导宇宙性的德国，领导反东方之战，来挽救德国；他是最伟大的光的化身之一。”他以前屈服于基督上帝，现在则屈服基督希特勒，但比以前的屈服更强烈。必须提出来一说的是，在新的环境之下，这新的神祗比老的神祗更能提供获得声望与权力的机会。
希姆莱一方面屈服于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偶像，另一方面又伴同着深深的、强烈的对母亲的依赖，他母亲则溺爱他。许多书和文章，在讨论希姆莱的时候，都说他缺乏母爱，实际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可以说，她母亲对他的爱是原始性的；这种爱里没有直觉的洞察，没有看出一个成长中的男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母亲对他的爱是对婴儿的爱，没有随着孩子的长大而调整。因此，她的爱毁坏了他，阻止了他的成长，使他成为她的依赖者。在我描绘这种依赖性以前，要指出，希姆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需要是一个强有力的父亲，是由于自己的无助感所产生，而这种无助感却又是由于他一直还没有长大，一直还是一个小孩子，渴望母亲（或一个母亲偶像）爱他，保卫他，安慰他，却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如此，他并非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孩子，脆弱，无助，没有意志与创见性。因此他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可以让他臣服，给他一种力量感，而自己所缺乏的一切素质，也以这个领袖做了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