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或团体对其他人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但并不是每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或团体就一定有虐待症。许多或许是大部分——父母、狱卒、老师和官吏并不是虐待症者。许多人的性格结构即使在与虐待症发展的环境下，也不会发展为虐待性的性格。凡是以促进生命为性格主要方向的人，便不容易被权力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虐待性的魔鬼，另一种是非虐待性的圣人；这样的分类犯了过于简化的危险。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中，他的虐待性的激情程度如何。有许多人的性格结构中确实有虐待性的成分，但他们促进生命的倾向却十分强烈，因此不能归类为虐待性的性格。这样的人，虐待的倾向和促进生命的倾向往往在内在产生斗争，使他特别敏感到自己的虐待倾向，因而使他能够防范一切虐待行为的表现（不过他们的虐待性倾向，仍旧可以在不重要的边际行为上留下痕迹，只是轻微得往往不致使人注意。）。另有一些人虽有虐待症性格，可是他的性格中却具有相反的力量，足以平衡他的虐待性；因此，这些人固然在控制无助的人时会感到兴趣，可是不致实际去残害他人，或以暴行为乐事（特殊的情况下例外，如群众狂热）。希特勒政权残害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百姓，所采取的措施便是一个例子。这些暴行只让一小撮禁卫军知道，而绝大部分的德国人则被蒙在鼓里。希姆莱和其他执行暴行的人，曾多次强调必须用“人道的”方式来屠杀，而不可过于虐待，否则即使禁卫军也会觉得无法忍受。有些时候，在杀害俄国和波兰百姓以前，先做一个短短的、形式上的审判，使行刑的人觉得枪决他们是“合法的”。这些事情本身当然是虚伪的、荒谬的，但却证明纳粹领袖施行不人道的大屠杀并不是没有顾忌，他们知道，如果不制造出一些屠杀的借口，他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忠于那个帝国的人。1945年以后，关于纳粹的暴行我们已获得许多资料，但德国大部分人民到底对虐待行为有何反应，尚待更进一步的调查。
要了解虐待性格的种种行为特征，必须把它们放在整个性格结构中来看，否则便无法正确了解。这些特征都是症候群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个整体。就虐待性性格的人来说，一切活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他来控制的；活的生命变成了死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一些，活的生命被他变造成了活的、颤动的、心脏跳动的控制对象。虐待者要作生命的主人，因此他的牺牲者必须保持一口活气。这正是虐待者和破坏者不同的地方。破坏者要求的是把人除掉，把人消灭，要把生命毁灭；虐待者则要求控制生命和窒息生命。
虐待者另有一个特征，就是，只有无助的人才会激起他的虐待欲，他不会想去虐待强者。比如说，跟一个势均力敌的人作战而让对方受伤，便不能产生虐待性的快乐，因为在这种境况下，使他受伤并不表示你对他的控制。在虐待性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东西是他钦佩的，即是力量，他赞美有力量的人，爱他，向他屈服；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不能反击的人，他就轻视，想控制他们。
凡是不确定的、不能够预断的事物，虐待性性格的人都觉得害怕，因为这样的事物会逼着他去做发自内在的、原创性反应。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惧怕生命。生命使他害怕，因为生命是不可预断的，不确定的，这正是生命的本性。生命虽然是有结构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生命中只有一件事确定，即是人人皆死。爱也同样不确定。被爱者必须自己是一个爱者，才能够唤起爱，而且要冒着失败与被摒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虐待性的人只有在能控制他的对象时才能够“爱”；当他的力量超过了他的对象时，才能爱。一般来说，虐待性的人都是恐异症者，恐新症者——凡是异于自己的，都是新的，而凡是新的，就激起恐惧、猜疑与厌恶，因为新的事物必须用发自内在的、活泼的反应去对应，而不能用僵化的反应去对应。
这种症候群还有另一个原因，虐待性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不仅不矛盾，而且从动力学的意义来说，是必然的。虐待者之所以为虐待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没有活泼的生命力。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会痛觉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需要一种比他更高的力量，让他去屈服。在希特勒以下的人，元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希特勒自己看来，至高的权力却不是他，而是命运，是进化律。
这种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被虐待症中。虐待症与被虐待症，在行为表面上看来虽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的根基即是致命的（极严重的）无能感。可以说，虐待者与被虐待者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使自己“完成”。虐待者把另一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延伸物，被虐待者则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延伸物。两者都需要共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内在都没有一个中心。表面上看来，虐待者可以脱离他的牺牲品而独立，实际上他依赖他的牺牲品，只不过它的方式是邪僻的，倒错的而已。
由于虐待症与被虐待症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称这种性格为“虐待一被虐待症”。固然有些人虐待性较强，有些人被虐待性较弱，但这种人必然既有虐待症又有被虐待症。从性格结构的心理学层面来看，这种人是虐待一被虐待者，从政治态度来看，这种人就是“极权性格”（“权威性格”）。在政治态度上凡是极权性格的人（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展示着虐待一被虐待的性格：凡是低于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对高于自己的人则卑躬屈膝。
要想对虐待一被虐待症有充分的了解，必须涉及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概念，以及佛氏弟子亚伯拉罕与钟士对这个概念的增订。
弗洛伊德认为肛门性格是由种种性格特征的症候群表现出来的：顽固，讲求秩序，吝啬；后来他又认为守时与清洁也是这症候群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根源是“肛门欲力”，它的来源区域则是肛门快感带。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种种特征是肛门欲力的反向行为，或是它的升华。
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我用关连方式来取代他的欲力理论。我认为有一种人，他同别人的关连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摈斥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在有关粪便与排泄方面的临床观察不正确。事实上，几十年来我所做的心理分析观察，完全肯定了弗洛伊德这方面的正确性。不过我们的不同点却在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肛门欲力是粪便嗜好的渊源，因此间接又是肛门性格症候群的渊源吗？或者，这种症候群只是某种特殊的关连方式的一种表现？如果情况是后者，则对肛门的兴趣就只是肛门性格的一种象征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事实上，粪便是一种非常得当的象征：它们代表从人类生命过程中排泄出来的东西，它们对生命再也没有用处。
囤积性格者在事物、思想号情感上都是讲求秩序的，但他的讲求秩序是不育的、僵硬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摆在固定的位置他都受不了，他一定把它们弄得秩序井然，这样他便控制了空间；他守时守到无理的程度，这样他控制了时间；他顽固的保持清洁，以此他洗脱了同世界的接触——因为他觉得世界是肮脏的、敌意的。囤积性格者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被困的城堡：他必须防止任何东西出去，他要节省城堡里的东西。他的顽固是一种半自动的防卫，以防止外在力量的入侵。
囤积者会觉得他只有定量的力量或精神能力，这个储存量会越来越少。终致用尽，而永不能复原。他不能了解一切的生活质都具有自我复原的机能，而活动与能力的运用会增加我们的力量，停滞则削弱我们的力量；对囤积者来说，死亡与破坏比生命与成长更有真实性。他确实听说过“创造”，但那是一种奇迹，他无法相信。他最高的价值是秩序与安全；他的座右铭是“太阳之下没有新事”。他无法跟别人产生密切的关系——“密切”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同别人的关系只有两种，一是保持遥远的距离，二是占有；在他看来，这两种关系都意味安全。囤积者多猜善防，他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感，本质上等于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肛门一囤积性格在同世界的关系中，只有一头觉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
肛门一囤积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关系，这有丰富的临床资料做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一囤积性格与虐待症的关系，这是用人同世界的关连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一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易于展示出明显的虐待症。
从社会的意义来说，跟虐待一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的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子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子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子外面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伤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
无需说，并非所有的老式官僚都是虐待者。老式官僚人员、非官僚人员与现代官僚的虐待症，它们的异同情况，需要深刻的心理学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资料。以几个特殊的例子来说，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将军，虽然身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的军事官僚之中，却显然没有虐待症，他们真心真意的关怀士兵的生命与生活。第一次大战期间，不少法国和德国将领却无情而残酷的对待士兵，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目的便大量牺牲士兵的生命。
在许多情况下，虐待症常常被仁慈和恩惠的幕布掩遮起来。但这种仁慈却并不是一种有意的骗局，也不仅是虚假的姿态。要想对这个现象有较好的了解，必须想到，大部分没有发疯的人都希望保存一个自我图像，使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合乎人性。完全不人性，意谓完全孤立，会使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人。因此，有不少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对人类没有任何仁慈、友爱与关切，到最后会导致不可忍受的焦虑。报告中记载，纳粹特务中负责杀人的人，有些会发疯和产生精神错乱。纳粹政权中负责执行集体屠杀命令的官员，有不少人产生神经崩溃，这种病被人称作“官员”症。
在讲到虐待症时，我用“控制”与“权力”来说明它的特性，但我们必须警觉到词义的含混。“权力”一词可以指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也可以指做事情的力量。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的力量、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的含混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谓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谓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团”，都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确实，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在性格上也是受苦的人。他可能变成一个屈服的与被虐待性的人，而不是虐待性的人。但他的缺乏力量有时也会帮助他发展出某些美德，如团结、同情与创造性。没有力量的人，易陷于被奴役；有力量的人，则易于失去人性，这是两种恶道。最应躲避的是哪一种？这是宗教、道德或政治信念的问题，佛教、以先知为始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的福音书，都很明白地作了决定，这个决定正与现代思想相反。在力量与非力量之间做微妙的区别是完全对的，但有一个陷阱，我们必须躲开：不要借用某些字义的含混，来同时事奉上帝与凯撒，更不可把上帝与凯撒认同为一。
究竟是哪些因素助成虐待症的发展，不是本书所能尽言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必须在开始就得说清楚：环境与性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线式的。这是因为构成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固然复杂多样，而社会的组成因素也是复杂多样。个人性格受体质遗传的影响，受家庭生活特质的影响，也受个人生活中特殊事件的影响。不仅这些个人的因素影响个人的性格，而且环境因素也远比一般人所想像的复杂得多。我以前曾强调过：一个社会不是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老的和新的中下层阶级，新中产阶级，上层阶级，衰败的特权分子，有宗教传统或哲学、道德传统的群众，或没有这些传统的群众，小镇和大城——这些只是社会构成因素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任何因素孤立起来，以它来做了解性格结构或社会结构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想探索社会结构与虐待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等于要把所有的因素做实际的分析。但同时我们又需说明，一个群体剥削和压制另一个群体时所依仗的力量，会使统治群体易于发生虐待症，固然个人的例外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群体来说，实情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消除虐待症（个人的病症不在此列），必须先消除剥削——不论是阶级剥削，性别剥削或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都是一样。可是除了极少数的小社会之外，世界历史上就从没有一段时期是没有剥削现象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是呈现着一种努力，想以法律为基础，建立一个秩序，阻止大部分的权力滥用，只是目前在世界各处又受到阻挠，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也在“法律与秩序”的呼吁下，重建了权力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