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迟迟不前往罗马，跟他与另一个人的认同也有关系，那个人就是摩西。他曾梦见“……有一个人带我到山顶，把半露在尘雾中的罗马指给我看；它离得那么远，以致我惊奇竟能看得那么清楚；‘远远看到的允诺之地’这个主题显然寓含在这个梦中。”
这种认同，弗洛伊德自己也察觉到，而这种察觉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无意识的。1908年2月28日和1909年1月17日他给荣格的信，表示了他这方面有意识的观念。信中他说荣格要是约书亚，命定要去探测心理学的允诺之地，而弗洛伊德则像摩西一样，只能从远处看一看它。钟士注解道，“这一段话很有趣，指明了弗洛伊德跟摩西认同，而这种认同到后来越来越明显。”
弗洛伊德无意识间跟摩西认同，可以从他的两件作品中看出来，一件是他的短文“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件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是弗洛伊德的作品很独特的一篇，因为这是他在杂志上惟一用假名发表的一篇。文章前面有编辑的按语：
严格地说，这篇文章并不符合本杂志用稿的条件，虽然如此，本杂志的编辑同仁还是决定刊登它，因为同仁们私下认识这位作者，他是属于心理分析学圈内的人，同时他的思考模式也与心理分析学的方法有类似之处。
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写这一篇不用心理分析方法的文章呢？这篇文章严格说来虽然不是心理分析性的，但只要注明它是弗洛伊德写的，照样可以在那本杂志上发表，如此，他为什么要藏在假名的后面呢？这必然是因为摩西在弗洛伊德的情感中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又是他在意识上没有清楚的察觉到的，并且对于这种察觉他有一种相当程度的抗拒。
弗洛伊德细心地观察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产生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大部分观察这座雕像的人都认为那是怒把十戒版摔碎之前的摩西，但弗洛伊德认为不是如此。弗洛伊德很巧妙的而且费尽心机的解释道，米开朗基罗在这座雕像上把摩西的性格做了改变。“传说和传统中的摩西是一个脾气急躁而容易发作的人。……但米开朗基罗却在教皇的坟墓上雕了一个不同的摩西，一个超越过历史上或传统中的摩西的摩西。”依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米开朗基罗把摔碎戒版的主题给改变了；他的摩西是没有摔碎戒版的摩西，却是为了关怀与悲悯众人而平息了自己的愤怒的摩西。因此，米开朗基罗把一些新的成分，一种超乎一般人性的成分赋予了摩西；因此，摩西“为了他献身的目标而克服了他内在的一种激情，这是人的精神中至高的成就；摩西充沛着力量的身驱因而只是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成就。”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一些事情，对他的这段解释当可以有所了解。他写这篇文章时，正是荣格背弃他的时期，而弗洛伊德则自认为是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激情的优异分子之一，因此，他之所以那么热烈地想要解释摩西的雕像，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了摩西，不被人民了解，但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而继续他的工作。这一个假定还可以从另一件事得到支持；钟士与弗兰兹劝弗洛伊德用本名发表，弗洛伊德不肯。钟士记载道，“他提出来的理由实在没有多大力量。‘何必羞辱了摩西呢？’弗洛伊德说，‘把我的名字放在上面是羞辱了他。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或许不是个很差劲的玩笑吧。’”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会羞辱了摩西，这个念头似乎没什么意思。然而，如果更深一层去推思，却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在潜意识中跟摩西认同，这种认同是他这篇文章的动力，但他对于这种认同又有尴尬的否认。
摩西这个题材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另一件事情得到证明，那就是他最后几年的时光大部分都用在研究摩西上。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关于摩西的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出版于1937年，第三部分出版于1939年），弗洛伊德想要证明摩西并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正在这个有权力的野蛮人[译按指希特勒]要毁灭犹太人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促使弗洛伊德剥夺犹太人最伟大的一个英雄呢？是什么东西在促使弗洛伊德去写一本离他的本行很远的书，要去证明一些证据并不明确而推论又不够有力的事情？有一个回答似乎是确定的！他写这本书的动机和29年前写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时的动机是一样的，那就是他跟摩西的认同，是他对摩西的幻想。但这一次却似乎不是“一个玩笑”，这一次弗洛伊德不但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英雄的名字旁边而把他羞辱了。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件违背犹太人的事——而不是违背摩西——他不仅夺走了犹太人的英雄，而且也夺走了他们对一神教观念的原创权利。如果这个题目原来就属于弗洛伊德的研究范围，或者，如果他提出的证据充足确实，则我们可以不必追问他为什么要写“摩西与一神教”，但事实不然，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弗洛伊德之所以念念不忘摩西，是因为在潜意识的深处他把自己跟摩西认同。弗洛伊德，像那犹太人伟大的领袖一样，率领人民到允诺之地（福地），自己却不能到达；他经历到人们的忘恩负义与嘲骂，却不放弃他的使命。
除了汉尼拔和摩西以外，弗洛伊德另外还有一个认同对象，但分量没有那么重。这个对象是哥伦布。在荣格脱离了心理分析运动以后，弗洛伊德说：“现在有人知道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是谁跟他在一起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做了一个梦，从这个梦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跟胜利的英雄的认同是多么根深蒂固。弗洛伊德从维也纳逃出，在巴黎乘火车转往伦敦。这时他做梦梦到他在比万西登陆——1066年，征服者威廉登陆之地。这个人的自许与自信是何等惊人，真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它打破！在他生命的末尾，当他又老又病，以难民的身份到达英格兰时，他的潜意识里却觉得他是以英雄与征服者的身份到达了他这个避难之地！
弗洛伊德先跟拿破伦这位大将认同，然后跟汉尼拔和摩西认同，然而钟士却说弗洛伊德的这些认同在青春期以后就消失了，这岂不是惊人之论。钟士说，“但有意义的是，在16岁或17岁时，发生了异常的改变。那跟玩伴们拼命作战的好斗儿童不见了，那充满军事热情的男孩，那梦想要做内阁阁员和国家统治者的少年不见了。难道跟那乡村少女两天的邂逅竟造成了那么深远的结果？”
确实，并没有造成这么深远的结果（那是一件年青的弗洛伊德短期爱恋了一个女孩的事）。不仅情感上没有那么深远的后果，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因为钟士之所以认为弗洛伊德的幻想与愿望已经消失，只是由于钟士的估计错误。这些幻想与愿望并没有消失，只是转成新的形式，而且也比较不那么有明显的意识。那个想要做内阁阁员的男孩变成了想要像摩西的男人了，他要把新的知识带给人类，这种知识是人类在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方面最后能说的话。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都不足以引导人类走向更好的生活；对人心的充份了解会显示出所有这些解决的办法都不合理；对人心的充分了解可以把人带到他命定要走的路的最远处：使他对过去与现在做清醒的、存疑态度的而理性的估价，并接受人存在的基本悲剧性的性质。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这个智性革命的领袖，这个革命已经迈出了理性主义所能迈的最后一步。弗洛伊德要把这新的消息带给人类，而这个消息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消息，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消息；只有我们了解了他的这个愿望时，我们才能了解他的创作品——心理分析运动。
这心理分析运动，是何等奇怪的一个现象！心理分析是一种治疗学，是精神官能症的治疗学，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学学说，是对人性的一般学说，又特别在解释潜意识的存在，解释它在梦中、症候中和性格中以及所有的象征行为中的表现。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治疗学或科学理论变成了一种运动，由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坐镇中央来指挥，肃清分歧分子，而且在国家组织不管辖地区组织的？在医学界没有任何治疗学变成过这样一种运动的。就以心理分析学为一种学说而言，最能够跟它做比较的是达尔文学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学说，为人类的历史投下了光辉，它比19世纪的任何学说更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但达尔文学说不是一个“运动”，它没有“执政团”在指挥这个运动，没有“清党”，没有谁在决定什么人有权自称达尔文主义者，又什么人无权。
为什么会有心理分析运动这个独特的脚色呢？这跟弗洛伊德的人格有关，这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他像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一样，具有一种达尔文这样的人所没有的目的：他想要改变世界。表面上他是一个治疗学家和科学家，但在这一层外表的下面，他是20世纪初期伟大的世界改革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