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小时候极其崇拜伟大的军事领袖。迦太基大将汉尼拔是他最早崇拜的英雄，拿破仑的将军马森纳，也是他崇拜的英雄。他对于拿破仑的战争都极为感兴趣，把他自己的木头兵都贴上拿破仑麾下大将的名字。14岁的时候，他对普法战争极感兴趣；他书房里放着地图，地图上插着小旗子，跟他的妹妹们讨论战略问题。这种热衷和兴趣，有其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历史与政治感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影响了历史，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领袖的热烈向往。弗洛伊德对汉尼拔与马森纳的崇拜，对普法战争的兴趣，并不单是由于男孩子对制服和战争的喜好引起，而是由他对历史和政治的关心所推动，这一点可证之于他政治兴趣的发展。17岁左右，他很认真地想到要去学法律；那时正是“中产阶级内阁”时期。
[弗洛伊德述道]不久以前，我父亲带回来一些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的像片——赫布斯特、季斯卡、恩格、季杰等人——使我们的屋子里都充满了光辉。其中有些甚至是犹太人；自此以后，每个勤勉的犹太小学生都在他的书包里带着一张内阁人员的公事包。这段时期的事情无疑对我有一些影响，因为一直到上大学不久以前，我都想去学法律；到了最后一刻我才改变了主意。
17岁的弗洛伊德想成为政治领袖，这个说法可以由他跟布朗的友谊得到肯定。布朗是他的同班同学，后来则成为德国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之一。许多年以后布朗去世，弗洛伊德写信给布朗太太，描述到他们的友谊。
在体育馆中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放学以后所有的时间我都跟他在一起……那时，我们的野心有什么目标和借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很清楚。从那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假定，认为他的目标基本上是消极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会跟他一同努力，我永不可能背弃他的党。在他的影响之下，那时我也决心要在大学里去学法律。
从他年青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兴趣看来，日后他无意识间把自己跟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维克多，亚德勒相认同，也就很自然的事。1891年之前，弗洛伊德同他的家人住在萧庭伦，那时有一个孩子陕要诞生了，他们决定搬家。他在波加西租到一栋公寓，就此住下来，一住数十年。波恩菲特太太对他们租房子的前后有所描述。
搬家的事弗洛伊德教授和夫人都经过细心的计划。他们把最需要的东西列在一张单子上，他们花相当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新家房子上……有一天下午，当他拜访过朋友以后，自己散散步。他欣赏了许多花园，然后发现自己站在一栋房子的前面，有一块招租的牌子。他突然被这栋房子强烈地吸引住。他走进去，看看向他打开的公寓，发现样样符合他的要求，当下就签了租约。这栋房子是波加西十九号，他回家去，告诉他太太，他找到他们理想的房子，当天傍晚就带她来看。弗洛伊德太太看看它到处都是缺点。但她用典型的直觉已经察觉出来，弗洛伊德已经决意要租这栋房子，任何别的房子都不足以替代。因此她说她喜欢它，她认为可以想办法把它整理好。他们真的整理了它，并且就此在这个沉闷而不实用的房子里住了47年。
波恩菲特问道：“是什么东西使弗洛伊德这样一个细心而善考虑的人做下这么一件冲动而欠考虑的事呢？是什么东西使他在这栋房子里一住那么多年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波恩菲特太太的回答是认为这与维克多，亚德勒有关。亚德勒是热烈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则成为奥国社会主义无可置辩的领袖。他以前就曾经住在这同一栋公寓中，几年前曾邀请弗洛伊德到他家里来，弗洛伊德深深被这个人的家庭所感动。关于这栋房子，在日期方面有些错误之处，作者也认为跟亚德勒有关。
我完全同意波恩菲特太太的看法，但我有一点重要的补充，就是弗洛伊德之所以喜欢这栋房子，跟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自己想成为伟大的政治领袖有关。
弗洛伊德一定还跟另外一个社会主义领袖相认同。这从他的“梦的解析”一书所选的题词可以看出来，这一段题辞是伟大的德国社会主义领袖拉萨尔，在他“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普鲁士问题”一书中所用的。弗洛伊德受了拉萨尔的影响，也采用了这个题词。这种说法可以从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看出一点眉目来。信中他写道：“除了我的稿子以外，我还把‘拉萨尔’和一些论潜意识的作品拿到波契提斯加顿。”……关于梦的导论引句，自从你认为歌德的句子太多情善感不合引用之后，又有新的句子呈现出来。那必须中介一句暗示的话，暗示了‘抑制’。拉萨尔既然在一本作品中用了这一段题词，则弗洛伊德信中所说的“拉萨尔”应当是拉萨尔有这段题词的那本书，否则便说不通。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明白地说他援用拉萨尔的题词，这可能表示他无意识间跟这个社会主义领袖的认同。
他跟其他伟人也有认同感，但这一点稍后再讲。现在我先提另一件相关的事。弗洛伊德多年来深深关心的不是医药方面的问题，而是哲学、政治与伦理。钟士说，1910年，弗洛伊德“叹着气表示他希望能从治疗工作退休，为解决文化与历史问题献身一一最终则是解决‘人类何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大问题”。或者，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年轻时我感到一种强大的需要，想要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谜，甚至对它的解答提出一些贡献。”
就是由于这种人文主义的政治关心，使弗洛伊德在1910年加入了“伦理与文化国际兄弟会”；这个会社是药剂师纳普创立的，当时由福利尔担任主席。弗洛伊德劝纳普跟荣格商量此事，并征询荣格的意见，看应不应该加入这个团体。弗洛伊德写道：“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计划中有一种实际的、攻击性的和保护性的特色：国家和教会当局如果做了显然不公道的事，该社团有直接与之战斗的义务。”这个计划没有实施，而如钟士所说，“不久就开始组织纯粹的心理分析协会，而把它取代了。”弗洛伊德参加“国际兄弟会”，表示在1910年，他那改进世界的旧日理想仍旧活跃；但在他一旦组成了心理分析运动以后，他对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兴趣就从表面上消失了，转变成对该运动的关切，这一点稍后再谈。弗洛伊德把自己视为该运动的领袖，潜意识问则把自己认同为他早年崇拜的英雄汉尼拔和犹太人的伟大原始领袖摩西。——在“写给弗利斯的信”中他说：
自我学童时代的后期就是我所喜爱的英雄。像当时的许多男孩一样，迦太基之战我所同情的不是罗马人，而是迦太基人。当我到了高年级，我开始第一次了解到，属于异族是什么滋味，而其他男孩们的反犹太情绪也使我警觉到我必须采取一个确定的立场，于是那犹太将军在我心中的地位更高。……而要罗马的愿望在我的梦想中变成我许多其他热烈愿望的借口与象征。要实现这些愿望，必须要像迦太基人那样坚持不懈，那样一心一意——虽然这些愿望的实现在那时就像汉尼拔终生想进入罗马
弗洛伊德对汉尼拔的认同延续了许多年。成年以后他渴望着去罗马；他给弗利斯的一封信谈到这件事的非理性性质。“顺便提一下，”他写道，“我对罗马的渴望是深深病态的。那跟我做学童时对犹太族大将汉尼拔的崇拜有关，而事实上，我今年距罗马的距离并不比他从屈拉西曼诺湖距罗马的距离近。”真的，好些年弗洛伊德虽然到了意大利却避免到罗马。有一次他到达了屈拉西曼诺湖，但在看过了台伯河以后，却暗然而回，当时距罗马仅有五十英里。第二年他又到意大利，却仍旧绕过罗马而不人。一直到1901年他才允许自己到达那里。
这种犹豫相当奇怪；原因在哪里？他自己以为理由是“在这种使我可以旅行的季节，为了健康的原因，必须避免住在罗马。”然而，弗洛伊德在1909年写道，“只要有一点勇气”就可以实现他的愿望，而自此以后他常去罗马。很显然，为了健康而不去罗马只是一个借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避免去罗马？惟一可能的原因是在他的潜意识中。
显然，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中，拜访罗马意谓征服一个敌人的城池，意谓征服世界。罗马是汉尼拔的目标，是拿破仑的目标，罗马是天主教的首都，而天主教是弗洛伊德深深厌恶的。他既然跟汉尼拔认同，则除非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他便只以汉尼拔一样不进入罗马。这件事一直到好些年之后他才做到，那就是他的主要作品——“梦的解析”的问世；这部作品的问世显然是胜利与自我肯定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