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4）属于和“撇语”相对立的辞规“撇除”，它先肯定“捏造事实”构成诽谤罪，后两次撇开，第一次撇开“道听途说失实”构成诽谤罪，第二次撇开“听了他人的不实介绍失实”构成诽谤罪。“撇除”无特殊的表达效果，只有“表示认真的态度，表示实事求是的精神”，只强调表意的准确。
第二，辞规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特定的模式。模式，通常指事物内在机制以及事物之间关系的直观的、简化的形式。作为辞规其组织结构上规律性的体现就是特定的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有时通过特定的形式标志显示出来。例如辞规“面中显点”其特定的模式可以符号化为：M∧Dn。这里“M”代表指称“面”的成分，“D”代表指称“点”的成分，“n”代表“点”的数目。“∧”代表“面”和“点”的联系成分，表现在语言上通常是“和”、“及”、“以及”、“特别是”、“尤其是”、“其中包括”等形式标志。
“M∧Dn”在实际言语表述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由面及点，一种是由点及面。举例如下：
其实，所有的人，尤其是欧元各国居民对欧元的紧张关注，意味着对代表着全球五分之一经济力量的新货币的巨大期待。（何农《欧元，你好！——写在欧元即将上市之际》）
本例“所有的人，尤其是欧元各国居民”属面中显点的“由面及点式”，其结构规律可以模式化为：M∧D。
福克纳却挥动如椽大笔，在稿纸上纵横驰骋，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描绘了一巨幅美国南方社会长达一个世纪的风俗人情画兴败盛衰史……（丁弓《自封为国王的小说家》）
本例“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属面中显点中的“由点及面式”，其结构规律可以模式化为：D∧M。
再如，“列举分承”这个辞规其特定的模式可符号化为：（A，B）→（aωb）。“A”、“B”表示前面提及的若干事情，“→”表示“承接”，“a”表示对“A”的说明，“b”表示对“B”的说明，“ω”表示“有序”，即“a”与“b”次序固定，不能颠倒。请看实例：
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本例运用了“列举分承”这个辞规，“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是前面并列的两项，后面的说明按照前面既定的顺序排列——先说“专政”，后说“民主”。这样表达，条理井然，周密精确。
作为辞规必有特定的结构模式，亦即又别于其他辞规的结构模式，比如“面中显点”的结构模式是“M∧Dn”，而“列举分承”的结构模式是“（A，B）→（aωb）”。具有特定的结构模式是辞规的区别性特征之一。
第三，辞规在表达方法上具有常规性。辞规只采用“抽象化、概念化的法式来表达”，而不采用“特殊的法式来表达”。辞规对语辞的运用合乎“寻常文字、寻常文法、寻常逻辑”，追求的是语辞的适应性，利用的是语辞固定的声音、形体和意义。例如：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示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吕叔湘《古今言殊》）
本例运用了“以例解义”这个辞规。光说“语言的变化日子长了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抽象事理不容易使人们从感性上了解，但用“假如”一关联，把春秋时期和宋时期的语言情况一摆，就可以使人通过感性认识加深理性认识。显然，作为辞规，“以例解义”语句组合是常规的组合，对语辞的运用并未“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
辞规在表达方法上具有常规性，主要是就辞规在使用成分上不具有变异性而言。常规性是所有辞规都具有的方法上的特征，但具体到每一条辞规，其方法的运用却不相同，唯有如此，才能构成一条条独立的辞规。比如“面中显点”是一种常规的表达方法，“列举分承”也是一种常规的表达方法，“以例解义”、“约义明语”、“列举单承”、“顺序铺陈”等等都是常规的表达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辞规”的定义可以表述为：无魅力可言的具有特定模式的常规的修辞方式。这个定义中的“无魅力可言”是就辞规在表达效果上不具有生动性而言，“具有特定的模式”是就辞规组织结构而言，“常规”是就辞规的表达方法（或者说辞规的使用成分）而言。如果将“修辞方式”这个术语理解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各种模式，亦即“修辞方式”这个术语只理解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模式，那么“辞规”的定义可简化为：无魅力可言的修辞方式。
2．辞格与辞规的区别
我们认为辞格与辞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生动性。辞格属于积极修辞，它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不管是什么样的辞格，它都必须具有或强或弱的艺术魅力或日感染力。而辞规属于消极修辞，它只是以事示人，以理服人，不以形象感人，不以情感动人，它只求表达得清楚明白、准确恰当、通顺晓畅、平易简洁，因而辞规毫无魅力可言，即丝毫不具备生动性。由此观之，我们觉得吴士文先生所概括的辞规“事象升华”值得重新考虑，因为吴先生明确地说：“从修辞效果上看：这种方式能直抒胸臆，倾泻奔放的激情，并升华到时代的高度，巧妙地注入读者或听者的心田，使作者、说者和读者、听者的感情融合在一起，用在文章中可以有力地点明全文主题思想，鼓舞人，感动人，教育人。”很明显，“事象升华”具有魅力可言，而且魅力不弱。因此我们认为还是将“事象升华”看做积极修辞的方式比较合适。倪宝元先生主编的《大学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就是将“升华”（即吴先生的“事象升华”）看作辞格的。
我们认为辞规的确立首先应该强调无魅力可言。辞规的概括、拟定应该排除那些有魅力可言，特别是魅力不弱的格式，否则辞规与辞格的界限就难以划定。我们认为缪树晟先生所拟的“譬解”作为辞规不能成立，因为缪先生明确地说：“使用譬解能使语言迷离藏趣，而后豁然开朗，同时还能给听众或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修辞效果应该是积极修辞才有的，作为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不应有这种修辞效果。因此，我们认为“譬解”作为辞规不合适，还是请出去为好。
辞格与辞规次重要的区别在于使用成分是否具有变异性上。辞格具有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有多种表现，例如：改变了语辞原来的适用范围，使语辞的意义临时起了变化，改变了语辞的形体，等等。辞规不具有变异性，如上所述，辞规追求的是语辞的适应性，利用的是语辞固定的声音、形体和意义，语辞的运用是常规的。
辞格与辞规在组织结构上差别最小。辞格是积极修辞的模式，辞规是消极修辞的模式，它们都是从言语中抽象概括的产物，都具有一定的形式特征，都具有模式性。如果从语法结构的角度作整体观照，那么辞格与辞规没有什么大差别，因为辞规要用通常的语法结构，辞格一般也要用通常的语法结构，比如明喻“什么像什么”形式不是通常的语法结构又是什么呢？
吴士文先生认为辞格的结构不是语法上的结构，而是辞格特定的结构。他将辞格特定结构归纳为四类，即：描述体描述对象体，换借体换借本事体，引导体引导随从体，形变体形变原形体。如果按照吴士文先生对辞格结构的理解，很多辞规与辞格组织结构上仍然很难说有什么大差别。第一，那些从原有辞格中分化出来的辞规，总不能说分化前是这种结构，分化后就不是这种结构吧？例如从辞格“引用”中分化出来的辞规“引语”（“引语”是将有的修辞书上的“引用”辞格中的“引证”与“引谬”提出来另立而成的），从辞格“撇语”中分化出来的辞规“撇除”（“撇除”是将张弓先生提出的辞格“撇语”中“核实的撇语”提出来另立而成的），我们就看不出来作为辞规时和作为辞格某种形式时在组织结构上有什么差别。第二，按照辞格可以转化为辞规的观点，很难理解转化成的辞规与原来作为辞格的同一形式在组织结构上会有什么差别。因为这种转化观的立足点是“修辞效果”（严格地说应是积极修辞效果）是否明显。如果某一个辞格由于长期使用，而且使用频率高，所以它们的积极修辞效果不明显（失去了生动形象性，失去了艺术魅力），那么，这种辞格可视为转化为辞规了。例如“省略”、“节缩”等，研究消极修辞的同志很多人赞成将它们看作辞规。但不好说现在作为辞规的“省略”、“节缩”等与作为辞格时的“省略”、“节缩”等组织结构上会有什么差别。第三，不少与某种辞格对应的辞规也很难理解在组织结构上会有什么差别。例如，同辞格“较物”对应的辞规有“比较”，“较物”与“比较”修辞效果、修辞方法上可以分清，但组织结构上就很难分清了。请作对照：
（1）山高没有脚心高，石硬没有决心硬。
（2）可是在中国，那时的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3）我爸爸比你爸爸官大。
（4）千里之行，其声势不亚于当时勇士们首漂长江的壮举。（《人民日报》1987年4月20日）
例（1）、例（2）是辞格“较物”，例（3）、例（4）是辞规“比较”。“较物”与“比较’。’的差别不在组织结构上，而在表达效果与表达方法上：“较物”是形象的比较，“比较”则只是一般的辨别。
既然，辞规与辞格在组织结构上差别最小，因此，我们不赞成区分是辞规还是辞格“主要还是考虑它的结构”的观点。我们认为区分是辞规还是辞格主要还是考虑它的表达效果：辞格有魅力，辞规无魅力可言。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试说修辞方式的中介现象
中介是对立着的事物的中间环节，或者说媒介。黑格尔说：“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或就其纯粹的抽象而言，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黑格尔说的“同一”，其实也就是亦此亦彼。
作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或者说模糊状态，中介现象大量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比如，物体的大小、长短，时间的快慢、多少，空间的高低、宽窄等等，一般情况下都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再如，禽类为卵生的非哺乳动物，兽类为胎生的哺乳动物，但鸭嘴兽却是卵生的哺乳动物。鸭嘴兽的存在模糊了禽与兽之间的界限。同样，文昌鱼（有脊椎无脊索）的出现，打破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事物的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的存在使得人类的认识必须重视中介物，必须采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恩格斯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修辞现象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的现象，或日存在着大量的中介现象。作为修辞现象的两大类别：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充满了对立与统一。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下位层次辞格和辞规也充满了对立与统一。这“对立”体现了“非此即彼”，这“统一”，包含有“亦此亦彼”。我们认为修辞现象中存在着典型的辞格与辞规，这些典型的辞格与辞规表现了辞格与辞规的两极对立。我们也认为在典型的辞格与典型的辞规之间也游动着既像辞格又像辞规的修辞方式。这些修辞方式既有辞格的某个或某些特征，也有辞规的某个或某些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是辞格，从那个角度看是辞规，它们形成了辞格与辞规的交叉，构造了辞格与辞规的模糊域。例如，比喻、比拟、夸张、拈连等修辞方式属典型的辞格，是辞格的核心。面中显点、以例解义、约义明语、正面释言等修辞方式属典型的辞规，是辞规的核心。作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格与辞规核心部分界限分明，但它们的边缘地带则是模糊的，呈现着“亦此亦彼”的状态。因此，处于边缘地带的修辞方式就很难作“非此即彼”的归类。承认辞格与辞规存在着中间状态，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修辞方式的归属问题。例如，语言表达中有一种“对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角度给以不同的称谓或称说”的修辞方式，如：
小王轻声地问大吴：“他究竟是谁？”
大吴压低了声音回答：“谁？这就是市委书记魏振国的
老上级、魏书记爱人陈颖同志的伯父、省委书记陈春柱。”
（张锲《改革者》）
对同一个人“他”，用了“市委书记魏振国的老上级”、“魏书记爱人陈颖同志的伯父”、“省委书记陈春柱”这三个不同的称谓，简洁地展现了“他”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即所具有的不同身份。
这种修辞方式为谭永祥先生首次提出，谭先生称之为“异称”。20世纪80年代吴士文先生提出辞规理论时，将谭先生的“异称”改名“称谓合体”作为辞规来介绍，后来谭永祥先生在《汉语修辞美学》中对此提出了异议：
这就不好办了：消极修辞也有“魅力”可言吗？如果有，那不是把积极修辞的“理路搅乱了”？如果没有，吴士文在“辞规之二：称谓合体”一节里所举的四个例子全是谭永祥《修辞新格》里的“异称格”，“辞规”怎么能用辞格的例子呢？当然，作者也可以不承认“异称”是辞格。不过不行。请看《修辞格论析》引用《修辞新格》中的“异称”中的四个例子之一：
柞子树，矮矬矬，
哥哥说我吃的少，
嫂子说我吃的多。
“嫂子嫂子不要说话，
迟缓三年我会嫁。
嫁去爷的心肝女，
嫁去娘的茉莉花，
嫁去哥哥的亲妹妹，
嫁去嫂子的大冤家。”
例中四处有着重号的不是“辞格”而是“辞规”吗？属于消极修辞的辞规也有这样的“魅力”吗？我们在“异称”里面还举了《御苑兰馨记》的一个例子，例子中有这样的句子：
招手叫荣禄进去的不是慈禧而是兰姑娘。可是荣禄忽然忆起这不是兰而是慈禧，所以磕下头去，以头触地……
这里的“兰”就是“慈禧”，“慈禧”就是“兰”，“兰”和“慈禧”是一个人。例中的“不是慈禧而是兰姑娘”“不是兰而是慈禧”，等于说“不是慈禧而是慈禧”或“不是兰而是兰”，语意舛错，自不待言。然而联系到慈禧和荣禄两个人的特殊关系，却又的的确确“兰姑娘”不等于“慈禧”，“慈禧”也不等于“兰姑娘”。因为：作为“兰姑娘”，是荣禄昔日的情人；而作为“慈禧”，则是荣禄眼下的主子。这种写法，荣禄和慈禧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虽然未着一字，却已消息全出。可惜吴士文以“异称”作为“辞规”的例子时，把这个曾被一位同行朋友倾倒的佳例漏掉了。否则，我想他就不会把有时正是以人称“混乱”见妙的“异称”，轻率地移植到“辞规之二：称谓合体”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