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族穆斯林先民是阿拉伯语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阿拉伯西域穆斯林“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物质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往，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同时，也把阿拉伯语传播到了中国。早在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侨居中国经商的大量“蕃客”，不但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交往中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而且还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清真寺，在寺内讲经说道、研习教义时，也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因此，“蕃客”们成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中国的最早输送者和传播者。泉州、扬州等地留存至今的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遗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到了元代，由于政治格局和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更有大批西域“回回人”来华定居，并不断“华化”，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员。这些“回回人”带来了包括军事、天文、医药、数学等领域的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成为这时期先进科技文化的主要学术语言。研读元代典籍的人，会遇到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和许多学术术语，甚至有些典籍的书名本身就是阿拉伯语。据元人王士点、尚企翁编撰的《元秘书监志》记载，当时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多达242部，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其中有《忒毕医经》13部，“忒毕”是阿拉伯语tibb的音译，意为“医学”。再如《积尺诸家历》，“积尺”是阿拉伯语zij的音译，意为“天文历表”；《撒那的阿拉忒造浑天仪香漏》，“撒那的阿拉忒”是阿拉伯语sina’talat的音译，意为“仪器制造”，而“造浑天仪香漏”则是意译；又如《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呵些必牙”是阿拉伯语hisabiyah的音译，意为“算术”等等。
在元代，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回回国子监”（又称“回回国子学”）的设立。外语教育专家付克先生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将“回回国子学”视为“我国最早的外国语文学校”据《通制条格》记载：
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制院使桑哥、帖木儿左丞等奏：前者麦（木）[术]丁说有来，“亦思替非文书学的人少有。这里一两个人好生的理会得有，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道有来。么道。奏呵，麦（木）[术]丁根底说者，交教者。么道圣旨了也。此钦。
又据《元史》记载：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以汉人入学之制，日肆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佑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泰定二年春闰正月，以近岁公卿大夫子弟与凡民之子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以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廪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度，凡百司书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翰林兼国史院……[至元]二十六年，置官吏五员，掌管教习亦思替非文字。……延佑元年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
可见，“回回国子学”是专门教授“亦思替非文字”的外语学校。至于“亦思替非文字”具体为怎样一种语言，尚待进一步研究，一般认为是波斯语，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说：“亦思替非为波斯都城之名，亦思替非文字者，实波斯文字。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伊朗学者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认为“亦思替非文”指的是专门用于财务、税务管理方面的以波斯语为主的特殊文字，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亦思替非”指的是“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其本意是“获得应有之权利”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故“亦思替非”应是阿拉伯语istifad（获取益处）的音译，而“亦思替非文字”应是这两种语言相混合的一种财务公务用语。
在谈到中国穆斯林对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育的历史贡献时，是不能不谈到回回国子监的，因为“能通其字学”并负责办学的“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也是一位穆斯林。回回国子监以教授亦思替非文为主要专业课，学习亦思替非文者必当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基础，故回回国子学中还当开设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基础课。
历史证明，中国回族穆斯林先民，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在中国的最早输送者和传播者，而输送和传播的历史过程始自唐宋，延至蒙元，持续数百年。
二、回族穆斯林是中国历史上阿拉伯语教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有元一代，作为回族穆斯林的先民，唐宋以来侨居中国的“蕃客”以及大批东来的“西域人”，逐步完成了“华化”，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是，通汉语、知儒学的回回人日渐增多，而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明代，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人，更日益稀少，以致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的局面。于是，回回人中一些有识之士，从挽救自身原有文明的愿望出发，开始探索和寻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载体的伊斯兰文明在中国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长远之计，他们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着手，对沿袭于清真寺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以陕西胡登洲（1522～1597）先师为代表的教育家，成功地开创了著名的“经堂教育”模式，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逐步得以完善，正是由于经堂教学的开展，才使得被称为“天方之学”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教学以及伊斯兰学术研究在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
经堂教学分为小学部和大学部两个学部。小学部是启蒙学校，同时为大学部培养学员。课程分初级阿拉伯语和宗教常识两大类，具体课程是：
1．黄本：即阿拉伯语字母及拼读课程，黄本是指写在牛肩胛骨或硬木版上的阿拉伯文字母表，包括拼音和语法符号等在内。
2．凯里迈：即基本宗教信仰和句子认读，也叫挑读或挑字，指对句子和短文进行拼读训练的阶段。
3．赫厅：即《古兰经》选读本。
4．凯海府：即《古兰经》第18章。
5．乜帖：又称杂学，即在进行上述拼读训练的同时，又学习宗教常识及各种祈祷词。不分级别，也没有固定期限，学完小学部课程，成绩优异者，即可升人大学部学习。
大学部所设课程分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字法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等。专业课包括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凯拉姆学（伊斯兰教哲学）、波斯文学作品等方面的内容。采用的教材各地有所不同，但有13种主要教材，各地基本上都采用，沿袭数百年。这13种教材是：
1．《连五本》，包括《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来》、《米素巴哈》等五种，都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的语法教材。
2．《遭五·米素巴哈》，是对语法教材《米素巴哈》的详细诠释本。
3．《满俩》，又名《舍拉哈·卡非耶》，是阿拉伯语古典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本，也是阿拉伯语法理论的经典著作。
4．《白亚尼》，又名《台洛黑素·米夫特哈》，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
5．《阿戛依杜·伊斯俩目》，又名《阿戛依杜·奈赛斐》，是信仰学著作，加有边注。
6．《舍来哈·伟戛业》，是哈乃斐学派的教法著作。
7．《虎托布》，是对40段圣训的注解本。
8．《艾尔白欧》，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本。
9．《米尔萨德》，波斯文哲学著作。
10．《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波斯文认主学著作。
11．《海瓦依·米诺哈吉》，波斯文语法著作，著者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常志美（1610～1670）。
12．《古洛司汤》（《真境花园》或《蔷薇园》），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的著名诗文集。
13．《古兰经》。
从这些教材可以看出，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兼授，是经堂教育学的一个突出特色。大学部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少者三五年，多则七八年，只要学完大学部的全部课程，即可毕业，穿衣挂帐，获得“开学”的资格，即担任教长的资格。
经堂教学通过在阿拉伯语、波斯语教育领域的长期探索和实践，摸索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取得了难能可贵的业绩，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深厚阿拉伯语、波斯语功底的经学家，仅清代赵灿《经学系传谱》中列传的就有28位著名经师。有些人还在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法、修辞和文学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不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学术著作，如常志美编著的波斯文法《海瓦依·米诺哈吉》，不仅得到国内穆斯林学者推崇，而且一度享誉“西域天方之国”。云南大经师马德新（1794～1874）也有大量阿拉伯语著述，深受海内外学人的称道。他与弟子马安礼翻译的《天方诗经》，是我国最早翻译过来的阿拉伯诗歌作品，于1890年在成都刻板成书，比我国“翻译外国文学的开山祖师”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还要早8年问世。
经堂教学虽然在现在看来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但其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阿拉伯语、波斯语教学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实践，更是难能可贵的。经堂教学的悠久历史证明，回族穆斯林是中国历史上阿拉伯语、波斯语教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这一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是漫长的，也是十分艰苦的。
三、回族穆斯林是中国阿拉伯语现代教育的开拓者
数百年来的经堂教学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不足和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忽视汉语教学、难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等弊端日见突出，促使回族穆斯林中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新的教育方式。于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学校教学”便应运而生。首开回族穆斯林学校教学之风的当推著名阿訇王浩然（1848～1919），他于1907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王浩然阿訇办学，无疑是中国穆斯林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胡登洲先师当年创设经堂教学。继王浩然阿訇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不同规模的新式学校，著名的如江苏镇江穆原学堂、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云南明德中学、宁夏云亭学校等。其中尤以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等最为著名，在教育探索、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最有成就。这些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对外交流等许多方面都走出了经堂教学的藩篱，开新风，走新路，引领了当时回民教育的新潮流，也为中国阿拉伯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我国民族教育史和外语教学史上写下了富有特色的一页。
这些学校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就是要培养“经汉兼通”的应用型人才，因而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式等许多方面与传统经堂教学大有不同，在语言教学方面，强调阿汉并重，甚至主张“阿、汉、波、英”四文并举。另外还加授数学、史地、美术、文（艺）体（育）等科目，对于入学的学生汉语水平也有了相当的要求。虽然当时的学校未必都能这样做到，但这反映出当时阿拉伯语教育理念的变化。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马坚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阿拉伯语教育家，大都出自这类新式学校，足见这类新式学校的卓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