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茂
1977年秋，县委把我从组织部调到碧岩，任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那时，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了，但全党工作还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碧岩公社的情况是：一方面，县上把碧岩列为第一批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要上“纲要”的公社，在资金和物资上给予倾斜和扶持（仅农电、水利资金就拨付200万元，配备大型拖拉机10台）；另一方面，碧岩群众的生产生活特别困难，个别生产队的一个工仅值8分钱左右，相当一部分人到河西等地背粮讨饭。尽管县上每年给碧岩拨救济粮50万～60万斤，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到公社后，召开了一次党委会议，进行工作总结和安排。会上，社队干部普遍反映，群众生产生活都十分困难，对来年的工作信心不足。会后，万沟大队党支部书记杨耀科找我反映情况，说万沟大队上不了“纲要”，特别是红崖湾生产队的人都跑光了。腊月备耕没人，开春播种没治。我说：“想办法把人叫回来。”他说：“叫不来，叫来也跑了。”当时，我心里麻烦得很，暗想：县上调咱到碧岩当领班人，要求把工作尽快搞上去，可眼下面临的问题太多，困难太大，怎么个搞法？
红崖湾是个“落后”典型，我决心到那里搞一些调查研究，以解剖麻雀，指导全面。红崖湾，地处公社斜对面一个山尖尖，是从阴坡生产队和沟门下生产队分离出来的一个小队。全队共有10户52口人，耕地500多亩，人均口粮70斤，公购粮颗粒未缴，籽种也是星星点点；耕畜死亡严重，仅剩两头牛，一部分土地荒芜，大量人口外流。红崖湾不“红”，一幅破败景象，实在叫人心寒。我在红崖湾蹲了10天，在杨耀科家住了两天，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我说：“这苦日子总要过哩么，穷光阴还要往前赶哩么，总不能让社员尽管往外跑么。”他说：“咱万沟人在外面要馍馍出了名，连省长也知道，他们也没治。”我批评他说：“你才胡说哩，上面年年给咱供应粮，咱可不能忘本！”他也不服气地说：“如果社员都靠供应过日子，就要天上下粮食哩，不然的话国家就没办法。”他的话使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他接着说：“红崖湾的队长轮流当遍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年年不缴公购粮，年年没有饱肚子。”我问：“咋办呢？”他仍然是那句话，“没治，人心散了！”我生气地说：“人心能散也能聚。不想办法，要我们这些人做啥呢？”他说：“或许有点治，就怕不敢弄。”我说：“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有啥不敢的？”他说：“不如把红崖湾那几户人都包开试一试。要让人都回来，就要有点吸引力，就要人心向拢哩。只有把土地分开各种各，或许就解决问题了。”我说，“这件事不是我没有想过。自来碧岩之后，我就在反反复复想这个问题，只是风险太大了，下不了决心。”他说：“这事真的麻烦，要不说说就算了，就等于是咱俩的悄悄话。”
是的，把土地划归社员自主经营，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把人整怕了。从60年代的社教运动开始，批了十几年的“单干”。把土地分开就意味着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风险实在不好冒。为了这事，我处于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如果维持现状，给万沟大队多拨一些供应粮，也算一个吸引力，或许也能把“讨饭大军”调回来，春播任务也能完成，对上对下都会有个交代，自己也平安无事。但是，多给一些供应粮仅仅是短暂的权宜之际，何况供应粮必须要在全公社平衡，要照顾方方面面。供应粮也有吃完的时候，也正如杨耀科所说的人人都向国家要粮，那国家又向谁去要。如果能把土地划开，至少是一种尝试，或许就真能找到一条出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时此刻，我既要为群众着想，又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如果真的包产到户了，没准就是自己的灾难来了，“双开”甚至坐牢。连日来，我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碧岩的社员太苦了，红崖湾的社员太苦了！看到他们肌黄面瘦的样子，听着他们哭泣的声音，我心如刀割。在矛盾和苦闷中，自己还是下决心干。红崖湾地处山旮旯，户数少，老小加在一起也只有50几口人，开展工作不易被人发现，就是被发现了也只好听天由命！
几天后，我同杨耀科找到红崖湾生产队队长何万俊，把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极为赞成。他说：“年年不缴公购粮，年年还吃供应粮，天天还没饱肚子，这日子真的不能再过下去了！把土地包开，外头要馍馍的人我去叫，如果一年下来还缴不起国家的，发动人到河西背粮也不能再亏国家。”接着，我们在红崖湾召开了几次有户主参加的秘密会议。我讲：“红崖湾‘不红’，现在咱们在红崖湾搞个‘责任田’，把土地包给大家，让红崖湾‘红’起来。”社员听了我的讲话非常高兴，说他们想分地都想疯了。我纠正说：“不叫分；叫责任田。”他们说：“公家的话我们不会说，反正都一样。”我强调说：“这是很冒险的事，只能偷着干，不能让人知道，大家如果保不住密，就算了。”社员看到我一脸严肃相，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异口同声地答应绝对保密。虽然这样，但我还是放心不下。经再三考虑，我去县委找张自强书记探口气。我给张书记说：“碧岩有个红崖湾生产队，从来不缴国家一粒粮，年年吃供应粮，人还跑着不进家。现在咱们把事情弄成这样了，咋办哩？在我手里把地荒了，心里不平衡。”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试着把地分开。我俩谈了好久，他考虑了好久，最后他说：“这事情只能干，不能说。”此后，他经常到碧岩公社去，3次（两次——编著者注）到红崖湾调查了解情况。陈得录、张国杰、张子芳、曹宗周等县上领导也先后去红崖湾调查研究。
1978年春节后，土地很快划下去。红崖湾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一次性到位，直接划到户。当时的土地承包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土地按好中差3等搭配划分；二是地块不能分开（主要是便于保密和机械化耕作）。春播中遇到的困难主要由社员自己设法解决，籽种不足的靠亲戚朋友借贷和兑换调剂；耕畜和农具由邻队以工换工帮助解决。与此同时，全公社各队增划了部分自留地。那一年，风调雨顺，老天帮忙，红崖湾获得了大丰收，不仅缴清了公购粮，留足了储备粮、籽种和饲料粮，而且人均口粮还要上1400斤。队长何万俊家种的5响禾田打碾后，堆了满满一院子，他高兴得不得了，悄悄给我说：“袁书记，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粮食！”我说：“不要高兴过头，注意保密。要给大家说清楚，还要装得穷一点。”他说他懂，但不高兴不由己。红崖湾人一年打了能吃几年的粮食，心里像灌了蜜，他们说话的口气大了，走路的腰板直了！
红崖湾的土地承包到户，其他地方也扩大了自留地，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耕畜严重不足。1979年，我向张自强书记要购畜款，他让我去农办主任王治邦那里去要。治邦说款已分到社，没有了。我抱怨分得不公平，给碧岩太少，又去缠着自强书记要。后来县上拨了18万元，我领着10多位大队书记到渭源、岷县等地购买了800多头牲口，基本解决了问题。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红崖湾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上面发现了，国家农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和新华社、甘报社都先后派人来调查采访，省、地领导也多次到碧岩检查了解。他们对红崖湾的说法很多，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肯定，说好着哩，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共产党的作风；而另一种是否定，上纲上线，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评得很厉害。1979年春夏之交，地委黎中书记和两位副书记来到碧岩，在我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两位副书记不时插话，追根问底，要一查到底，搞得我十分狼狈。黎中书记比较客观，他让我汇报其他工作，从而转移了话题，才使我过了这一难关。后来，行署专员来碧岩，要专门听取红崖湾的汇报，当时气氛很紧张，记不清那次是如何过关的。总之，那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一方面又要应付没完没了的检查。
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自强书记再次到碧岩。我陪他到杨作栋（碧岩人、时任双泉公社党委书记）家吃饭，他高兴地说：“老袁，你解放了，现在有政策了，上面提倡包产到户，你先走了一步。”听了他的话，我长出了一口气，真有些被“解放”了的感觉。以后，我先后3次去地区开会，听取农村改革的精神。碧岩公社农村改革全面推开，至1980年，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人均口粮达到300斤。
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是全县农村改革的先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都好办了！”当时那么搞，自己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考虑，只要自己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只要群众能够自食其力，不再伸手要粮讨饭，即使一时被冤枉也值得。党的一贯原则是实事求是，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有些领导人由于受“左”的影响和迫于形势，虽然对我批评得够厉害，但我并未受到任何处分，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摘自中共陇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陇西党史资料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