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了解到县上的干部、群众对明确林权之事没有意见，尤其是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都认为事情就要这样干，要不然工作怎么搞呢？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的报道说：陇西县委落实林业政策，将昌谷公社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贾兴汉价值2万多元的树归还本人。
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干完后，县上各个部门的同志都表示赞成，这对县委的工作是个很大的鼓舞。通过做这几件具体工作的磨合，县委一班人拧得越紧了，关系更加和谐了，我感到开展各项工作顺手得很。在我们开会做事中，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同志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相互支持的程度提高了，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尽管恢复集市贸易和把林权归还给社员这两件事情做得好，但我总感觉到还是没有切中要害问题，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三件事情就是集体牲口分户饲养
1978年夏的一天，德兴、柯寨等陇西县西部地区的一些公社遭受了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垄上的草都打完了，连洋芋蔓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当天下午就赶到柯寨一带察看，只见庄稼地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冰雹。一年的庄稼要两年务哩，一场冰雹就让老百姓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汗水白流了。当天晚上，我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公家管着，反正吃饱吃不饱，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有十几个大队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时间，我对大家说：“还是大家考虑一下，到底今后怎么办呀！现在庄稼也没有了，可咱这里耕种的土地全部是山地，总不能把牲口再丢了，牲口丢了明年又没啥种庄稼了。”沉闷了好长时间后，有一位同志说：“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我说：“那你就说，咱商量哩嘛。”他说：“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拴到集体的饲养场，不然上面来人检查怎么办。只要我们人活着，就能保证这牲口活着，只有这样了。”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了，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这是违犯政策的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意见成不成。”非常明白，大家等我表态。到底怎么办哩？反正我就一个主意，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头牲口死掉。我说：“就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大家成不成。”大家嚯地说：“能成，好得很。”我说：“如果人家上头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瞒着么。”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说：“不管用什么办法，牲口必须保住。牲口保住了，上面追究责任咱再说。但是要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你们干部务必向群众说清楚保密的要求。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白天去负责放牧，晚上回来以后集中拴到集体的饲养场，并负责添夜草。”大家说：“哎，成哩！那就是咱几个人知道。”第二天上午，这个队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了，各家牵着牲口去放牧。过了三五天，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人家的牲口怎么一户一户牵上放着哩？那天晚上张书记住在哪里，是不是说下啥话着哩？”就去问哪个队上的人，哪个队上的人说：“没有，是队长派我们把牲口牵上放的。”周围生产队的老百姓说：“这不对呀。”此后，周围受灾的生产队也陆续这样做了。当时的分户饲养，尽管是个临时办法，由于是在我们的默许下进行的，所以陇西北部山区各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
在按照劳动力多少实行私人饲养牲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件群众信访事情，即有人向省上反映柯寨公社破坏集体财产。省委将人民来信批转到县委。人民来信中说柯寨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把牲口分到户了，把二十间牲口圈全部拆掉了，破坏集体财产，破坏集体经济。我一看这信，就明白是说我去的那个队的事情，立即赶到那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生产队长说：“还是按照咱们当初定的意见做，现在还是分户喂养，不过再也没有在晚上统一拴在集体饲养场上。如果把牲口从各户收回来统一饲养，那牲口就得饿死了。”我问：“那牲口圈哩？”生产队长说：“咱们那牲口圈是用细柳树棍修的，下雨下得快塌了，很危险，我把那些柳树棍棍抽了下来，现在还在那里立着。要不信，我领你去看一下咱那集体经济。”说着，他把我领过去。一看，确实就是几根柳木棍棍和烂泥墙墙。我想这是什么集体经济，几个柳树棍棍也算是集体经济？后来，上面再没有追究这事，这事就平安过去了。
分户喂养牲口，还与我的一次难以忘记的私访有关。1978年夏，我到水泉公社（就是现在的渭阳乡——编著者注）访问时，看到一个很大的弯子里有一大片庄稼长得很好，山洼洼里仅有的一户人家周围的树木长得很茂盛，就到这家去了。进门以后，看到这户人家养着很健壮的几头毛驴，两头大的在圈里，两头小的在院里。那时候，牲口死亡十分严重，很少能见到小牲口。当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就问：“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小牲口，这在别的地方可见不上，哪怕走遍全县，更不容易碰见哪里有大牲口后面跟着小牲口的事情。”主人看着我们穿的衣服旧，拄着拐杖，不像是什么干部，更没想到县委书记能到他这个地方来。说了一些见面话后，就与我们在他家的牲口圈前谈起了养牲口的事。开始，他不多说话，我就主动说这说那，消除他思想上的顾虑。看到他乐意与我说话，我就说：“你的这两头驴娃子好得很。”他说：“那好着哩。”我问：“你的牲口养得这么好，你是不是搞单干着哩？”我这是专门逗他说的。他说：“看你这个干部，你说了犯政策的话。”我立即说：“我看着你是在搞单干。这个牲口你私人养着哩，你周围的土地你私人种着哩，你不是搞单干吗？”他说：“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住得离队上远，队里管理不方便，队长说让我把我家周围的十多亩地种上就行了。”我说：“你种上给队里交粮吗？”他说：“不交。队里把两头牲口包给我养，以后发展成四头了。”我问：“你的牲口怎么喂养的？”他说：“队上的牲口都养成一张皮了，三分之一的已损失了，只有我的这几头牲口好着哩！”我问：“为啥你的好着哩？”他说：“我个人的我喂养得操心嘛，如果交到队里就没有了。我的牲口中两头母的都下了一个驴娃子。如果队里的牲口给各家各户喂养，用不了一年，肯定就繁殖起来了。”我说：“你尽说搞单干的话。”他说：“我看你爱牲口，我说个实话，现在的政策，人前边不敢说，说了就不得了，队里没人操心，养的牲口是一把骨头，活着的也是一张皮。这个分开喂养就是好嘛，你看我养的多好，你见过水泉公社哪里有下驴娃子的牲口，你找着看看。”接着，他就给我说了好多分户喂养牲口的好处。他说：“如果能把牲口分开喂养，人人操心，有几年就繁殖起来了，可是没人敢试，一试就会挨批斗。我这个地方是山区独户，没人来，我的牲口好，有粪，自留地也好，就凭我住得远，队里管不上，挨的饿少一点。”挨的饿少一点，人们多么盼望挨的饿少一点，多么痛心的一句结论话。我临走时他再三说：“你见了公社上的干部可不能说我喂养的牲口多好。”我说：“我们肯定不说。”我们同行的几位议论，这户人有饭吃，身体健康，牲口喂养得那么好，周围的环境也好，柳树长得旺盛，这多么好呀。可我们现实的情况……这算什么事？心里总是盘算着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好，挨的饿少一点。回忆在德兴公社受灾后敢做牲口分户喂养，与我在水泉听了老乡的肺腑之言，受到实事求是的一场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于牲口分户喂养的事情，是在柯寨公社出现最大困难的情况下想出的应急办法，当时也没有顾上提交县委常委会进行集体讨论。因为当天晚上的事情把我逼到了现场上，老百姓等我的回答。如果不表态，我感到在情理上不能走，如果走，老百姓的希望就变成失望了，事情逼得你非表态不可。回到县上后，我向有关同志谈论了这个事情，大家认为也只有那样处理了，也没有人反对。
第四件事情就是1978年秋收后秘密试办土地包产到户
如果说1978年秋收后秘密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话，那么前面所做的三件事情是它的序曲。因为事情总是循序渐进的。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来找我。这个同志是陕西人，工作积极认真，曾经在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1977年12月，县委将他调到碧岩公社任书记。他一进门简单地问候了两句我之后，就坐下一个劲的吸烟。看上去，他好像想向我反映什么重要情况。我问老袁有什么事要说，他抬头把我看了看，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他说：“我有点事，想说但又不敢说。”我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他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地说：“有个事，我要说一下。”我说：“你说，大胆说。”他说：“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生活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他说：“这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没有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回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的，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办法，看你成不成。”我问：“什么办法？”他说：“能让我回去把他们包产到户吗？”一听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说：“你真胆大。”他连连说：“张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当时，我想老袁是个办事可靠的人，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我对老袁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先国家利益，即便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就以反正把公购粮交上了为由来搪塞，你总不能给我定个死罪吧。当时，我和袁志茂同志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得到我的支持后，袁志茂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向我说他已分开了，老百姓把冬麦已经种上了，现在就看明年庄稼长得怎么样。
到了第二年春季，我和袁志茂同志相约：就我们两个人不进队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我俩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进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详细察看，地里的草锄得很净，庄稼地像花园一样，长势非常喜人。我对老袁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从来没有把庄稼务得这么精细，种出今天这么个水平。”我真是高兴，索性就到地里惹老百姓说笑话：“为什么你们都在分开干活，怎么分户弄着哩，是不是在单干？”他们说：“没有单干的事，哪里有这种事情。这是队上包给的任务，必须要完成的。”他们之所以不向我说实话，是公社定下纪律着哩。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集体土地上成片的庄稼务得那么精细，长得那么好看，不由得心里想：过去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好的，可公家的田长得很不行，原因明确得很，谁都知道是农民对大田没有责任、不操心。只有责任到人这样的办法，才能使地里长粮食。看了之后，我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也就放放心心地回县上了。当然这时期，红崖湾的包产到户仍然处在严格保密状态。
待到秋收后，袁志茂告诉我红崖湾生产队打碾的第一场庄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购粮，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袁志茂还说他大概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地上千斤了。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到红崖湾生产队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地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听到许多老乡说今年收成好着哩。当天，我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下了。晚上，我和袁志茂同志召集队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明年再继续执行不执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了”等问题。因为这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没有对外公开，国家政策也不允许包产到户。记得我们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开的会，生产队干部齐声说：“把地收回怕是不行的，我们还想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讨论着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有吃有喝了嘛，公购粮都交清了嘛，几十年来就没有这种现象嘛。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听见房外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就把头伸到小窗子上一看，看到院子里站了满满的一院人。为什么哩？因为他们都关心会议结果，他们的命运就在这个晚上。最后，会议形成了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再没有强调保密的话，因为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第二天，我与公社书记从红崖湾出来走到山下，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家里去了。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我：“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不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我问：“允许下的啥事情？”他说：“哎……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赶上，带头缴粮哩，几十年来就没有见过红崖湾人缴粮的。你们还瞒着不给我们说？”他说得最为生动的一句话是：“哎，那不行。这和你发面（指发酵面——编著者注）一样，在一盆面里，你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发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这时你想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听了他十分形象的一番话后，我和公社书记对着笑了，但没有说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也没有说不同意他们像红崖湾一样搞。但是不管怎么样，红崖湾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公开了。回到县上之后，我就正式开始向个别同志谈红崖湾的事情。当时，县长是陈得录同志，我先对他谈了红崖湾的事情。他听后说：“这事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我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我担心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他表示理解我的心思，也表示支持红崖湾的试办。
对于红崖湾搞包产到户的评价，《宋平在甘肃》一书中认为红崖湾是甘肃最早的货真价实搞包产到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