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强口述张全有整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定西历史上曾经是称之为“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也是被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曾为这里的群众生活困难而动情流泪。到70年代末，这里的贫困面依然高达75％以上，农民群众“穿着黄衣裳，吃着救济粮，喝着拉运水，住着茅草屋，睡着无席炕”。改革开放以来，沭浴党的好政策这一时风惠雨，定西人一心一意谋发展，经过二十年的苦抓、苦干、苦帮，终于于1999年提前一年实现整体基本解决温饱，改写了贫困的历史。经过又一个近十年的再发展，到2007年，定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63元，农村绝对贫困面下降到2．94％。在弹指一挥的三十年间，定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了高歌改革开放好政策，也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8年11月8日下午，我与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蔺京林、定西市电视台的朱常青，就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特向时任陇西县委书记的张自强同志进行了专访。
听了我们的来意，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张自强书记掷地有声地说：陇西县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是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党委、政府领导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1978年秋季首先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秘密进行的。现在看，这没有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极大政治风险的。记得当时我和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同志秘密研究此事时，我曾对袁志茂说：出了事，我担着，你不要承认。
做了这样的开场后，张老书记不紧不慢地把三十年前的往事做了有条不紊地回忆。
——编著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陇西县农村改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由于当时我也没有留下更为详细的记载，现在手头也没有占有足够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情况可能不太完整，尤其是时间上也可能不是完全准确，按照你们的意见，先简单谈一下去陇西以前我的大体工作情况，然后再谈1977年4月至1981年10月在陇西做的几件有关农村改革的事情。
一
我这个人与农村有缘，生于和长于甘谷县一个农村，父辈是长工出身。1949年4月5日，我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一开始工作，就与农民打上交道了，好像也与搞试点的事情有缘，曾经在土改后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
1951年至1952年试办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一期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11月，我当了甘谷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当时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怎么样把“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组织起来。大概是在1951年11、12月，县委指示我在甘谷县第二区的巩家石滩试办全县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我的老伴是区委的干部，她也参与蹲点搞这个互助组。搞互助组只是劳力上的互助，不存在生产资料的调整，它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所以，农民愿意参加。由于土改以后农民的热情在互助组里发挥得相当好，一年之后，人了组的农民家家粮食丰收，单干户参组的热情更高。
紧接着于1953年春季，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甘肃省先后在陇西县的赵家沟、永昌县的焦家庄、甘谷县的巩家石滩等地方搞试点。巩家石滩的试点是由我组织进行的。初级社时期，农村经济依然发展得很好，比互助组时期还好，农民群众不但拥护初级社，也积极参加初级社。
1954年正当初级社在全县范围内刚刚发展起来、尚未巩固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很快就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候，我在县委当了生产合作部部长，又参加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这一试办就有了变化，生产资料，如牲口、土地等折价、人股、分红。在试办未取得什么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就全面推开高级社。此时，群众和干部对办高级社开始有了想法，开展工作已经有困难了，因为群众不像办互助组、初级社时有那么高的热情。更严重的是，在高级社未取得成功经验，尚未得到广大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又开始试点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号召全国搞人民公社。搞人民公社的方式方法，不同于搞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不再深入发动群众，只是以普遍号召的方式让农民群众人社。这一下，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县全省都人民公社化了。简单地说，人民公社就是宣布一切归公所有，群众一无所有了。这一下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导致了以后几十年劳动组织的混乱。社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年不如一年，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到了1959年、1960年，全省范围内就出现了人口外流、死亡等极其严重的事件。我是1959年10月至1963年7月先后任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甘谷县委副书记的，那时候，我才是个29岁的年轻人，整天解决人没饭吃、饿死人的事，那真让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那时候，干部作风很好，县委书记、中央工作组与群众都一样，都在挨饿，都有浮肿。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开始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要抢救人命。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又开始恢复，“左”的政策开始放松。我们赶紧趁开展抢救人命工作这个机会，在划小生产队、生产大队规模的同时，试着给老百姓一点自由，搞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开荒地，还给社员增加自留地，给社员借地。这些政策一落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到了1963年、1964年，农民就一下子翻身了，收成一下子就好得很了，老百姓又有吃有喝了，政府的日子也好过了，党的威信又高了。
1963年恢复了生产以后，大概是夏收的时候，我从甘谷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1962年搞过放宽小自由的工作，我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被送进了“牛棚”，一坐就是三年。政治审查结束以后，1969年10月，我被安排去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年时间里，我干了一些实事，也干得非常有意思。和工人农民吃住在地窝子，不分白天黑夜，共同把黄河水引上了草窝滩，把荒滩变成了良田，现在想起来，为民办了实事好事，心里很舒服。
我在农业战线上多年来的实践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条路已经走了二三十年，绝对再不能走了，再走下去的话，老百姓年复一年吃不饱肚子，群众怎能长期地忍受着这样大的苦？这是个天大的问题，可有什么办法哩？
二
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陇西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
我是一个人去陇西工作的，老伴和孩子们在定西。这个担子又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我从内心里还是想为群众办些实事，所以就愉快地去了。
我到陇西后抓的头一件事情是小麦的田间管理。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陇西是个农业大县，冬春小麦面积很大，当时务弄（方言，表示种植和管理——编著者注）庄稼不像现在这样精耕细作。那时人民公社的地里，草粮对半不是不少见的事。记得我在渭河公社划了一平方米的麦地，和同志们一起一株一株的数黑燕麦（一种杂草——编著者注）与麦苗的数，结果发现黑燕麦占71％，麦苗只占29％。所以，我就把拔麦田里的黑燕麦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因为你不拔黑燕麦，仅有的30％的麦子也就没有了。黑燕麦那东西有很强的生命力，牲口吃了拉在粪便中还能存活着，把粪便撒到地里，它又跟着生长出来。当时上面正批判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我对这个就很不赞成。因为全县一个生产队长是我们吃大锅饭体制的必然结果，黑燕麦长上一地，我们不督促，不亲自上阵，老百姓就不会主动去拔，因为拔不拔不是他一个人一家人的事。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不管你怎么样抓农业生产，怎么样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民群众的生活依然十分困难。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人均一天吃一斤左右的国家返销粮，基本上全是包谷。记得有一次，我与和平公社书记杨万春等同志到一个大队察访，看见一个只穿半截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当时我们不便进门，就示意让她先进屋。等她进屋后，我们才进入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别的衣服，而是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哭泣着向我们诉说了生活困难的情况。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县委书记，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我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记得是位公社副书记）送到她家，以便她能外出劳动。接着，县委派县委副书记刘夏美同志到这个大队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人没有饭吃，国家给一斤包谷，勉强还能对付，可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我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了，两个前蹄子好像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天旱时老乡往往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饮牲口。在德兴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水源就很远，老百姓要把牲口赶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喝水。想一想，牲口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喝水，来去一回需要多少时间，等回来后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你能对它怎么样呀？农村没有一点生机。
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现实，群众都已经习惯了，也没办法，只好忍受着，其实谁也没有办法，干部的任务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把一天一斤的回销粮保住，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
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为我千斤重的担子啊！我想：解放快三十年了，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公，但这些大而公的制度带给人民群众的是越来越大的贫困、长时期的挨饥受饿。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政策逐渐务实了，再不能延续让群众挨饿的事情了，县委应该寻找能叫社员吃饱饭的出路，寻找能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的出路。怎么去找出路？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一件一件地试着干，看着上面的脸色干，先干了些小的，最后干了些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步步干了五件有利于农民群众吃饱饭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集市贸易
我单身在陇西工作，在县委灶上吃饭，大师傅们反映“买不上菜”，“因为县上规定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县上的单位也买不上蔬菜”。我想：我们怎么把事情弄到了这一步田地上。我就和县委的同志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因为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你敢放不敢放。”我说：“县委灶上都没有菜吃，为啥不敢放。”大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说：“只要你敢做主，大家就拥护。”看到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县委就正式做出了开放市场的决定。县委当时是这样认识的：原来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是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进行的，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就赶到城关镇，城关镇的完了后又赶到文峰镇，文峰镇的完了后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这样的流动方式多好。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决定开放集市贸易，这是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有什么不敢的，我们干脆来个大胆，全面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在县委常委会很顺利通过这一决定后，县政府就下发了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很快，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县城是双日逢集的，在刚刚放开市场时，每逢集日，我到街上去转转，看到街上到处是卖油饼、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摊点，物品的花样特别多，赶集人的脸也常笑着，大家都说放开市场好得很。对于做这个决策，干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上面要追究责任，也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什么组织再行追问，我们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县农村集市贸易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第二件事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
有一次，我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现在撤并到巩昌镇——编著者注）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口，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树很多，沿沟有成百上千棵这样的树。我好奇地问随行的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种的。”于是，让公社干部带我找到贾兴汉，向他询问情况。原来从初级社人社、高级社人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了四五次，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是，至今仍然留下来很多。我想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当时我提出是不是把这些树杈明确一下，干脆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并且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杈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将农民群众对树林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回到县上后，我立即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在县委同意后，我让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大概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记得测算出的价值是两万多元。此后，县上专门召开大会，县政府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明确规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多少棵树归贾兴汉所有。这一个动作在县上引起了大轰动，也调动起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