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变！变
整个大宋王朝，一共只发生过两次非常著名的变法，一次是“范仲淹变法”，另一次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两次变法，一次发生在宋仁宗时期，一个发生在宋神宗时期，中间相差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先来说说“范仲淹变法”。范仲淹，大家都不陌生，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早已流传千古，其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范仲淹本人一生的写照。
范仲淹从进入庙堂之后，就经历了许多波折，也有许多政绩，最重要的就是由他主持的一次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在宋仁宗执政期间，有一个叫做元昊的人原本在宋朝做官，却因为不被重用而选择了背叛宋朝，逃到了西夏。有了元昊这个“活地图”，西夏在对待宋朝的边关上就有如神助。
宋仁宗一看，这样不行啊，西夏总是骚扰我们的边关，必须要加大兵力驻守。西夏也是依靠骑兵为主的国家，如果他们的骑兵真的能够通过边关，就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冲到中原地区的核心，也就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可是加大兵力，就会有很多后续反应，军费开支增多，这笔开销自然要让百姓来埋单。于是乎，百姓的压力就日渐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中，宋朝爆发了几次规模不大的骚乱。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宋仁宗下了一道旨意，将驻守在西边的3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调回了汴梁城。其实宋仁宗找回这几个人，主要就是想让他们来出谋划策，如何度过眼下这个经济上的危机才是王道。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在朝做官数十载，早在刚刚入朝的时候，他就有了“改革”的想法，然而时机还尚未成熟，他就将这个心愿埋了起来，眼下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好机会。很快，范仲淹就将一份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策划书上交给了宋仁宗。这是他自从入朝之后总结出来的，可谓是费尽苦心。
宋仁宗一看，这效率、这办事能力，范仲淹，人才啊！不仅如此，这份改革策划书中所言，也恰好非常符合宋仁宗的心意，到底上面写了什么呢？
第一条：明黜陟。
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这是范仲淹针对朝廷命官所制定的一条改革。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宋朝对于文官非常优待，不仅薪水丰厚，就连福利在中国古代也都是数一数二的好。所以在官员当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他们不求有多么优秀的业绩，只求没有过错，这样熬上几年，自然能够升官。在这种环境之下，谁还求上进呢？所以范仲淹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改革官员的考核制度，以他们的业绩为准，而非谁当官时间越久，谁就越正确。这样一来，朝廷风气就能够得到迅速的改善。
第二条：抑侥幸。
这一条依旧是针对朝廷命官的，但是矛头却对准了那些“官二代”们。在宋朝，同样也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而且是普遍情况。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官二代”们做了官，他们手里有权吗？其实这些人手中并没有太实际的权力，不过只要做了官，就有薪水可以领啊，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第三条：精贡举。
这一条很好理解，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宋朝的诗词非常出名，有很多佳作流传千古，不仅展示了宋朝文人的情怀，还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科举考试所考的内容是诗词歌赋，你会不会觉得此事非常荒谬？而这种荒谬的事情就发生在宋朝。范仲淹所提倡的是把诗词歌赋的考核改成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第四条：择长官。
官员一般有两种分别方法，一种就是最传统的文官、武官，而另一种就是京官和地方官员。京官，顾名思义，就是在首都（北宋时期就是汴京）做官的。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天高皇帝远，政绩如何，很难考量。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发生大的祸事，一般来说，地方官员最容易当，也过得最舒服。这条改革制度，意思就是说要向各个地方派去地方检察官，这可不是个司法职位，而是为了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以防止冗滥。
以上4条基本上都是针对朝廷内部官员的改革制度，而且针对的对象都是范仲淹的同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突然打断范老先生的改革策划书，是因为这4条基本上就决定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第五条：均公田。
公田，就是分配给各个地方官员的耕田，每一年，朝廷再根据地方上的耕田数量来评估他们的收入。但是在改革之前，这个公田的分配并不平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还是公平地分配吧，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第六条：厚农桑。
这一条不需要解释，几乎在历朝历代的各种版本的改革策划书上都会有这一条，重视农业发展。
第七条：修武备。
这一条对于宋朝来说，太重要了！范仲淹的改革方法很有意思，他建议皇帝招募强壮男丁。一般来说这样的强壮男丁，多半都是农民，因为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体格。农民种田，一年的务农期是三个季度，还有一个季度是休息的，不如充分利用这个季度，让他们在校场上操练，国家可以给他们发工资。这样一来，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就去种地，没活干的时候就去操练，还有银子，多划算。而国家也是划算的，至少在和平时期不需要支付那样高的军费，双赢啊。
第八条：推恩信。
在农业、商业等多种领域之中，宋朝都曾经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可是这些优惠政策在地方上实行得如何呢？皇帝心里没谱，范仲淹索性让前面说的那个地方检察官检查一下皇上恩典的这些优惠政策贯彻得如何。
第九条：重命令。
这一条是针对宋朝法律的，宋朝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分配得太过清晰，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又太过繁琐，导致了在执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状况。范仲淹就提议说，不如把那些繁杂冗赘的条款删除，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第十条：减徭役。
这一条针对的就是广大百姓了，毕竟压在百姓身上的几座大山总结起来就4个字——苛捐杂税。能够减掉这些，百姓自然就会拥戴了。
但是这10条改革措施，在1045年，就彻底告别了历史的舞台，仅实施两年的时间。如果要追究其原因，自然是触犯了当朝者的根本利益，在朝廷内部，这些措施根本得不到支持；而在百姓之中，这些措施大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只有最后一条“减徭役”和他们有关，除此之外，百姓根本就不会关心。在这样两头都得不到支持的窘境之中，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早早夭折，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守旧与改革
范仲淹的改革之后，没过多少年，宋朝又迎来了第二波改革高潮，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宋神宗和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这个人，他一生的身份颇多，如果在宋朝就有了名片一说的话，相信他的前缀一定很长，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光是这几个名头，就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历史对这位名人的一种认可。可是说到这些名头之中，王安石个人更看重哪一个，相信非“改革家”莫属，毕竟改革之路，是王安石一生的追求。
1042年，也就是庆历二年，王安石考取了功名，中了进士。最初，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势，可是却比那些京官更加了解百姓疾苦，了解大宋政府的缺陷。只是这一待就待了18个年头，王安石也从一个20出头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子。这时候的王安石内心中早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计划，那就是变法，推行新政，以改变宋朝现在的模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变法，王安石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一个真正能够决定大宋命运的人，他就是宋仁宗。想这泱泱大国，真正能够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自然就是当朝皇帝。可王安石怎么能让宋仁宗相信他呢？这是一个问题。
古人有云，文死谏，武死战。王安石选择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来打动宋仁宗，那就是上万言书。在古代，上万言书是文官进谏的方式之一，苏轼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事。这种方式直接、简单，但是不能保证后果，所以上万言书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和非凡的文采。正巧，王安石两者兼备。
王安石的万言书，非常犀利地指出了宋朝现如今的处境和危机：最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外族的入侵，这对于一个军事防卫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也是隐藏的炸弹。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应该从自身找出弱点，这才是根本，所以变法势在必行。如何变、怎么变，王安石也写得非常明白：朝廷在官员的选拔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选拔和培养官员的时候，一定要用适当的办法，定向培养，这才是既省时又省力的方法；大宋现如今国库紧缺，财政赤字严重，如若没有好理财方式，这个国家最终也会因为虚耗而亡……
除了这些，王安石在万言书上写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来解决贪官污吏的方法。在每一朝每一代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宋朝也不例外，甚至比一些朝代更为严重。这个问题不仅能够影响朝廷内部的和谐，同时还会引起民间的怨声连连，若这样的情况再不发生改变，大宋王朝命不久矣。
这封万言书，仁宗皇帝看了，也了解到王安石所说，并非是危言耸听，可是他已经是一个已到暮年的老者了，对于如何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早已不再热衷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能够在晚年期间，保住自己曾经的功绩。为了得到仁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甚至提到了曾经的范仲淹。想当年，范仲淹想要实行变法，宋仁宗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在他看来，想要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只要让他看到自己的才华横溢即可。然而，他千算万算，却没有明白一个皇帝在晚年时最想要的并非是什么政绩，而是真正的安稳。
看到宋仁宗没有任何的反馈，王安石就已经猜到了这次的万言书现在、今后都不可能得到皇帝的任何反应了。不过，他并没有灰心。和很多文人不同，王安石的心理素质非常好，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年轻气盛、心浮气躁。然而他却在世人的称颂之中看清了自己最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样强大的信念，不仅让他在地方积累了18年的经验，更让他在打击面前不退缩、不气馁。既然宋仁宗不能给他回馈，那么他就做条潜龙，等待着复苏的时机。
在当朝者之中，也有很多人都冷嘲热讽，说王安石的万言书中所言都是纸上谈兵，根本就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这些因素都在王安石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他还没有进京之前，他做的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有一定的权力，他恰好就利用了这点权力，让他管辖的地方提前实行改革策略。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治理地方上的财政赤字问题，除了建造河堤、土堰、坡塘等农业公用基础设施，让农业充分得到发展之外，另一方面，王安石也考虑得非常周全，那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很低的贷款给农民种田。这样一来，等到秋季收获的时候，让农民再将土地的租金和贷款全部还回来。或许有的人会问，王安石的这种手段和那些地主阶级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租金的多少、贷款的高低。如果是高租金、高贷款，这无形当中就是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对于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老百姓心中自然十分拥戴。看到这样的成绩，他很开心，觉得变法一事总算是有了些希望。
王安石在地方上的变法实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同样也有让他感到麻烦的事情。可在别的官员看来，他们倒真的非常希望这样的麻烦越多越好，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升职惹的祸。想他王安石在地方上做小官已经10余载了，也该升职了，可是王安石不乐意，心想，刚刚在地方上实行变法，眼看着就能够见到成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才不要去蹚京城的浑水呢。他写了一封非常自谦的信，表面上看来他是在说自己能力不够，地方上又有很多事情是由他负责，这时候离开，太不负责任了，实际上他婉言拒绝了升官。
他的这种行为在很多同僚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们也有着持之以恒的精神，好你个王安石，你能拒绝一次，拒绝两次，难不成还能拒绝10次？接下来，王安石的管辖范围内总是能够看到手里拿着委任状的官员，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目的只有一个，让王安石接受他们的委任状，到京城去做官。
按照我们的理解，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有人这么惦记着自己，这得是多大的荣幸啊，肯定早早就接受了委任状，回到家中还得给列祖列宗的牌位磕上好几个响头，多谢祖宗们保佑，要不然就是长跪不起，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顺带感谢一下老天爷……
然而，王安石不同于常人，至少在这件事上，他和常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每每有下人来报说送委任状的大人到了，他就借故躲起来，毕竟当面拒绝还是有伤和气的，躲成了他的一个绝技。据说最狼狈的时候，他都躲到茅厕去了。如果王安石会点拳脚功夫，没准就直接飞檐走壁逃跑了。
其实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很多历史学家都曾经分析过，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如此泰然处之，并非是他真的就这样淡泊名利，而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变法，所以他宁愿守着这个已经初见成效的地方。然而，在那个皇权大于天的时代，很多时候，人往往是身不由己，没有半点自由。在逃避了很多次之后，王安石还是踏上了来京的道路，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给仁宗皇帝呈上了一篇万言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重视和认可。在这种时候，王安石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他完成变法的机会。好在上天待他并不薄，他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