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做生意重信义，讲究“和气生财”，他一生敬奉的信条就是“一笔生意交一个朋友”，由此交际广泛、人脉亨通。在业务交往中，他认识了“五金大王”叶澄衷和时任苏松太道的袁树勋，并成为莫逆之交，从此朱葆三越过一些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跨越的界限，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跻身为商界新贵。
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袁时勋、朱葆三等人“借鸡生蛋”，利用官利和行市的利息差，将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慎裕”因此成为当时上海许多钱庄要求拆款的追逐热点，而朱葆三也被钱庄的经理们视为“财神爷”，成为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角色。以至于上海汇丰银行奠基时，朱葆三受邀作为奠基嘉宾，甚至连平日盛气凌人的各国领事，都对朱葆三优礼有加。
被同乡、同行称作“买办中的买办”，并不是因为朱葆三的经营之道精明过人，而是因为他长袖善舞、为人信义。他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革命党人中间均有朋友，同乡人到上海谋生，找他推荐工作，他从不推辞。上海滩的商行中，宁波籍买办多半出于他的引荐。
在事业发达的时候，朱葆三接受了英商平和洋行的聘请，担任他们的买办。平和洋行创设于1872年，是上海开埠后较早开设的外国洋行之一。起初，平和行仅仅是一家“皮包公司”，进口一些洋灯罩、煤油之类的商品换取中国的农副产品、畜产品，在经营“一本万利”的毛皮生意后，才自建了办公大楼、仓库，并垄断了上海的出口打包事业。可以说，平和洋行是上海开埠初中期外国冒险家的一个淘金缩影。
平和洋行借重的是朱葆三在地方的声望，朱葆三看中的是洋行买办可以分享领事裁判权。其实，朱葆三是一个只领干薪不办实事的挂名买办，有事都是洋行大班亲自登门向他求教，每年圣诞节前夕，朱葆三才去拜贺洋大班。
从1895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趁着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朱葆三投资大手笔不断，相继参与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另外在中华银行、江南银行等7家银行也都有股份；他还投资兴办了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乃至纺织厂、面粉厂、自来水厂等，创造了上海及中国的诸多第一，成为经常见诸报端的“闻人”，俨然是上海滩的大实业家。
一些民族企业，也都纷纷借朱葆三的声望招徕资本。例如，刘鸿生创办的上海水泥公司聘请他出任董事长；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请他出任改组招股发起人等。1902年2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朱葆三是五名总董之一。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朱葆三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3个条件相约，受职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他以一言九鼎的信誉，书信一封，向外商、钱庄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力挽狂澜，解决了上海的军政费用。此后，上海便多了一句谚语：“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1915年，朱葆三出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一职，这年他54岁，处于他人生的顶峰时期。1926年，朱葆三在上海寓所内病故，法租界当局破例将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抗战时期被改名为溪口路），这是上海租界内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
在半殖民地的上海滩租界内，以商界人物名字命名的马路只有两条，而这两人都是宁波人，除了法租界的朱葆三路外，另一条在公共租界，该路南端临苏州河桥，中段跨连南京路、静安寺路，是上海最繁华商业中心的一条主干路，名为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
虞洽卿是近代中国最知名的买办之一，在19世纪早期的上海滩，他是出了名的“老娘舅”，宁波人习惯上昵称他为“阿德哥”。虞洽卿15岁赤脚到上海“讨生活”，在瑞康颜料行做学徒，深得老板器重。1893年，德商鲁麟洋行请他去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因业绩突出，不久就提升为买办。除领取高薪外，虞洽卿还可在进口交易方面取佣金10%，出口方面取佣金20%。积累了资本后，他自己也兼做房地产、进出口生意。1896年，虞洽卿花400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了一个“道台”虚衔，渐成露脸的人物。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但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以“一品百姓”自居，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和帮会人物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宛若一条戴面具的“变色龙”，从容游走在洋人、官员、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上海最为八面玲珑的中国商人。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老娘舅”斡旋才能，是在1898年夏天。上海法租界以建医院和屠宰场为由，强行征收四明公所地产，还平毁了一处宁波商人的墓地坟冢。四明公所是宁波商人的同乡会馆，并且祖坟向来被华人视为最不可侵犯之地，法人的蛮横当即引起了公愤和抗议。岂料法租界当局十分强硬，开枪打死近20名阻拦者，酿成血案。盛怒之下，势力强大的宁波帮宣布罢市。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虞洽卿出面鼓动租界里的女佣、苦力们停工，期间由他在背后出钱襄补。
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上海市民也群起声援，法租界立即乱成一团。虞洽卿又只身前往当局交涉，法国人只好让步，四明公所终被保住。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屈辱避让和妥协收场，此案的胜利让华人大呼痛快。经此一役，宁波商人证明了他们对上海口岸根本利益施加影响的能力，而虞洽卿则展现了无人可比的协调能力，在上海滩开始小有名气。
1902年，虞洽卿跳槽到华俄道胜银行，不久又转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当买办。1906年，虞洽卿曾赴日考察商务，他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盛，深感中国必须振兴实业，自此萌发致力于实业之志。回国后，他积极参加四明银行的筹备，1909年又倡议筹设宁绍商轮公司，走上了工商实业之路。
同时，虞洽卿又跟在上海筹划暴动的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往来频繁，正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志清也是宁波人，比虞小20岁，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1920年7月，虞洽卿获准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
落魄上海的蒋介石，前来投奔虞洽卿，虞慨然收留，并安排蒋介石在交易所当经纪人。不料蒋介石“革命有方”，经营无术。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蒋介石不仅赔光了本钱还欠下一屁股债，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后来，蒋介石由虞洽卿引荐，投帖拜了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做“老头子”。黄金荣不仅替他了结了债务，还赠送他200元大洋，帮助他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谁也未曾料到，仅仅六年后，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当北伐军到达上海，“老娘舅”虞洽卿再次牵线，蒋介石得到江浙财团经济上的鼎力支持，顺利立足上海，确立了政权，蒋家王朝浮出水面。江浙财团则借蒋氏的枪炮，暴力地“解决”了与劳工阶层矛盾。
然而，江浙财团没有想到的是，商业力量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当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后，蒋介石对上海的商业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收编。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自主权，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辛亥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也到此戛然而止。
半个世纪前，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先后放弃优厚待遇的洋行买办工作，转而为朝廷所用，结果只留下让后人唏嘘不已的下场；以虞洽卿、刘鸿生等买办为首的江浙财团，同样希望与权力结盟，最终却挖了一个坑埋了自己。
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兴起的买办群体，大多是一些重要产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其最大贡献就是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列运营火车、第一辆汽车、第一辆有轨电车、第一座公园……这里也开始实行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原则。
买办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又以商人的身份承担了传统文化中“士”的一部分责任——发表政见、改造社会，甚至参与革命。然而，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是，商人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往往都没有善终。如果能远离政治，企业存在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点。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淋巴结炎，病逝于重庆，终年79岁。弥留时遗嘱捐献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虞氏殒后，国民党政府赠匾额一副，上书“输财报国”四字，此匾迄今仍悬于宁波虞洽卿故居。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