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郭士立和他的夫人在澳门开办了一所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这是件石破天惊的事，因为此前按照中国的传统，女人是不准进入学堂的。这个学校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取得留美大学学位的容闳，接受西方知识启蒙的学校。多年后，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先后率领120名拖着长辫的孩子，从上海出发，横跨太平洋去往美国，开始了留美生涯。
对于有如一张张白纸的留美幼童们来说，清新而充满个性张扬的美国理念，以及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远比刻板的四书五经有趣得多。日后，这批“留美幼童”回国后，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等“洋务运动”的建设，成为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目睹了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创办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以及最为人熟知的修筑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另外，他们中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期的校长；宋美龄的姨父也是“留美幼童”之一，是他把宋氏姐妹带到了美国留学。还有一些人在战争中阵亡，其中包括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大副。
郭士立之后传教士创办的女校相继出现，比如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杭州的“贞才女塾”以及“宁波女塾”等。鸦片战争后，受中法《黄埔条约》约定，中国开始对洋教解禁，原来只能游弋在东南亚和岭南一带的传教士，自此有了自由出入中国内地的机会。作为开埠最早一批的城市、曾经的十里洋场，上海是最早接纳西方基督教学说的地区之一，即使在现在的上海宗教建筑中，教堂依然是数量最多的，其次才是佛教的庙宇。上海遂成为中国汇聚基督教教派最多的城市，而上海也是传教士到中国创办近代型学校最早的地区。
1850年，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成为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办学的肇始。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1900年时，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总数达2000所，学生4万人。1905年，清朝政府正式宣布废止科举，为科举培养人才的私塾悉数倒闭，新式洋学堂成为了中国培养知识分子转型的主要力量，这些洋学堂的师资，几乎八成以上来自教会培养的人才。到1914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后的第二年，各种教会学校总数达了12134所，几乎遍布中国的所有城市和乡镇。
历史上，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教会医院有同仁医院、宏仁医院，教会出版机构有广学会等。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医疗上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给予客观评价和肯定，不能一笔抹杀传教士们的开山之力，他们也曾如此深广地影响过中国。
除了教育、医疗之外，在农业畜牧业方面，也有不少意外惊喜。一些传教士将自己国家带来的种子种在后花园内，出乎意外的是这些移栽来的瓜、果、树，在中国土地上长势同样茂盛，于是被当地农民转载耕种。闻名的“烟台梨”就是由一个美国人引种而来的。还有花生，虽然中国在唐朝即有种植花生的记载，但花生颗粒较小，品质较次。
有一年，一个美国传教士回国休假，返回时带来几袋美国花生，并送给住在附近的农民。几年后，这批源自美国的花生种子，被广泛引种，最后扩大到山东省的各个地区，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于是形成。如今，中国每年出口数千吨花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四个花生出口国之一。
最初几年，神父们到中国传播福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留着中国式的长发辫，穿着上海当地的衣服：头戴六角纺锤形无边圆帽，上着中国式短衫或长袍，下穿一条完全遮住腿部、尺寸奇大的蓝褐色平纹布长裤，腰部用一根平纹布带扎紧。这种装束成为了传教士们的标准衣饰，直至20世纪40年代，到上海乡间传教的神父依然是这幅中式打扮。
传教士是上海租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据统计，从开埠到1873年，三十年时间在上海生活着722名法国人，其中四分之一是传教士，有181人，英美等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他们成为了上海租界的开发先驱。
1845年6月16日，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文惠廉，带领9名传教士踏上了上海滩，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国人。1848年，文惠廉向上海道吴健彰提出在虹口设立美租界，得到了他的口头应允，从而被公推是美租界的创立者。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上海逐渐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不同修会的外国修女也开始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会院。尤其是1847年建立的专供洋人礼拜的教堂——圣三一堂，是为远东最高级的英国教堂。陆续来到上海的基督信徒，他们每周都要到教堂做礼拜。传教士的努力使上海天主教会在晚清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们往往从上海滩进入中国，然后从上海走向内地，在穷乡僻壤之间竖起一个一个十字架。
那么，这些人的活动经费是怎么解决的呢？其实，教会并不是一个清贫的组织。在上海，教会的产业非常可观，拥有大量的房产、地产和有价证券。这些资产由教会的账房负责管理，而账房的职责主要是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并把经营所得源源不断地汇送到内地，给内地的传教事业以经济上的支持。对某些账房神父来讲，其理财能力甚至远超传教的名声。当时的徐家汇、董家渡、虹口和洋泾浜天主堂都设有“经租账房”，负责经营教堂所属的地产和房产。
在上海人称“麦家圈”的地方，一个叫麦都思的传教士，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以此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而闻名。
从利玛窦到司徒雷登，从晚明到民国，基督教各派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活动有三百五十年之久，这些希望传播上帝福音的人，一直想用“耶稣”来改变中国——一个顽固且强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但他们失败了，他们的追随者——19世纪的新传教士，一度无限接近成功，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就是读了传教士的经书，成立“拜上帝会”，根据基督教耶稣《旧约全书》宣扬他自己的教义，最终形成了太平军的信仰，借基督教起事。
这种一半借来，一半自创的信仰，貌似和佛教在中国的衍生类似，却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战斗精神。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评论说，这种为推翻政权、专为战斗行动创造出来的奇异混合体，“除了100年后中国借来并加以汉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1890年以前，中国人从西方截取的最大一项挪借。
可惜，民众叛乱在中国从来就少有好的结果。信仰上帝的太平军领袖们，除了聚精会神于宗教和战斗外，不发展任何对外关系，对经济、政治等规划一无所能。平均主义、清教徒式的生活，也只实行于士兵之间。洪秀全等人创造了一个歪曲的耶稣会，最后昙花一现地被消灭了，同时也给基督教带来一个更坏的名声。费正清因此假设道：“如果在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通过正统的商业渠道对中国施加商业影响，结果可能就会不同了。”
随着国门的逐渐被开放，尤其是在上海等沿海开埠城市，传教士带来的文明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主要动力，直到19世纪末，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翻译《天演论》的问世，才使西学东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传播西学的主体由传教士开始变为留学生，传播的方式也由输入型转为选择型，内容亦从宗教、自然科学扩展到大量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文学、法学和哲学。此时，传教士们才基本结束了“不务正业”状态，回到以传扬基督教为主的身份。
时隔一个多世纪看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否认，在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史记中19世纪这一章，主要是由来华传教士书写。他们所有创办的各种学校，就像文化中的“租界”，给中国青年灌输思想和文化，产生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业买办，这种灌输不能局限于“文化侵略”的视角。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南下，面临所谓的“共产党的挑战”，一些传教士开始撤退，离开了他们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大陆。他们向中国教徒表示，“要坚持信仰，撤退是暂时的离别”，“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还会回来的” 。
1949年8月2日，无事可做的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宣告了传教士们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基本结束。6天后，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但是，在所有的历史书籍中，都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一个细节：在渡江战役之后，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回到美国后，他被下了“禁言令”。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留下的遗嘱是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别了”六十年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在半山安贤园墓地，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已不再需要跨越海洋，但没有能够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在燕园，是历史的遗憾，却已是历史的进步。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