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中国的神父们】
1843年，上海没有基督教堂，但是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徒，早已经在上海滩留下了脚印。
史书记载，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的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他是耶稣会六个创始人之一。1549年8月，沙勿略在马六甲认识了一个日本商人，于是结伴到了日本鹿儿岛。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后，沙勿略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才是传播基督教义的大有作为之地，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
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州城仅30海里的上川岛，这个岛是葡萄牙商人在珠海区域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当时，除了官方使节之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入境。为了踏上中国大陆，沙勿略做了种种努力。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死在了上川岛，未能实现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
仿佛是命中注定，三十年后，在沙勿略去世当年出生的利玛窦，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古老的中国。三百年后，耶稣会在上海董家渡建造中国第一座主教座堂时，就被命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
利玛窦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到他辞世时，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更为难得的是，利玛窦是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这意味着基督教徒获得了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可。
自从1578年3月离开欧洲，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终生未能回到故乡。就像是自愿流放，来到一个十几二十年见不到一个欧洲人的地方——中国。到1610年辞世，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八年，这几乎是他的半生。
20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文化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交流，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丝绸之路开辟，印度佛教的传入，最终被改造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宗教精神信仰；第二次发生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及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到中国传播“天学”；第三次则是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除了经贸交往，宗教是促动中西方交流的最大推手。宗教的不断渗透是最为可怕的，它会形成制约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和评判其他文化的一种标准。
穿着汉服的传教士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根据中国情况，“入乡随俗”开创了新的传教方式：第一，走上层路线，结识公卿及大儒学者，与上海的徐光启等人相交，并且争取皇帝的支持，从而得以在中国立足；第二，随从中国风尚，说汉语、穿儒服，甚至不惜修改教规，允许教徒祭天、祭祖、拜孔等；第三，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给基督教的教义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学的糖衣。这种方式称为“利玛窦规矩”，被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所遵从。
这位传教士一生都没有去过上海，但和上海人徐光启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今天，我们数学中的名称如点、线、面、体，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来自徐光启在传教士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的这本《几何原本》。他编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最终到达皇帝手中，让明朝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的“模样”，引领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对当时的皇室以至整个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可以说，利玛窦是欧亚大陆遥远的东西两端隔绝千年之后的一次握手的代表，也是东西方文明独自成熟后，走到交叉路口前充满艰难与尴尬的一场相会。因此，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不是传教而是让中国人看到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和科学。
然而，日趋内省与保守的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学到的只是零散的近代科学知识，尚不及日本人从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得到的启发大。与此对应的是，利玛窦这些传教士们不断反馈信息，让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化的图景。此前，《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著名游记出版后，对中国王朝集财富、权力、荣耀于一体的描述，简直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力，他们一直在考证这些游记描述的真伪。于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
就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的时刻，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统治了中国。爱新觉罗氏喜欢土地，因为陆地上才能放牧牛羊，于是中国轰然关上了国门，将大海遗弃在国门之外。传教士与中国朝廷之间的蜜月关系结束了。1717年，康熙皇帝颁令，中国全面禁止洋教。这道圣旨被他的子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继承和严格执行，成为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从18世纪初到鸦片战争爆发的近一个半世纪时间，中国的基督教基本绝迹，仅局限在南洋地区的民间。
从沙勿略客死中国南海，到其他传教士屡屡吃闭门羹。除了汤若望、南怀仁等极少受到当朝政府礼遇的例子之外，耶稣会的神父们不知道如何才能登陆这个连通商都小心翼翼的国家。一个人如果敲门进不去，站在门口徘徊、忍耐之后，就会想到翻墙爬窗，甚至是撬门。在登陆中国失败后，一些传教士竟慨叹：“没有士兵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宣教弃恶扬善的基督徒竟然想到了武力，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直白地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一个多世纪后，锈迹斑驳的中国大门被鸦片加大炮砸开了，而这些“上帝的仆人”总是像一个依附而没有声音的影子，出现在历史现场。
为了获得存在权，传教士采用“利玛窦规矩”，尽量向中国式“进化”。他们不再以传教徒的面目直接出现，而是充任贸易公司的翻译，或者以医生、教师的身份抛头露面。1835年，美国来华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这所教会医院就是著名的博济医院前身。广州眼科医局不但诊愈病人无数，还培养了一批华人西医，被誉为中国“西医院之鼻祖”，由此拉开了西医在中国诊疗的历史帷幕。
尽管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但是热情被冷水浇灌时，他们又在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很多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商船，并接受其资助到中国的，还有一些是乘军舰直接闯进中国。
1832年秋天，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带领“阿美士德”号，顺利完成中国沿海试探性的贸易航行后回到广州。来自苏格兰，早年曾在一艘鸦片贸易船上做外科医生的威廉·渣甸（Dr. William Jardine）找到了郭士立，告诉他：他和朋友在广州创办了一家渣甸·马地臣行（这就是日后闻名东方的“怡和洋行”源头），希望郭士立能协助前往陌生的华北地区推销鸦片。
为了让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参与鸦片走私，渣甸抛出了一份十分诱人的薪酬。面对邀请，以宣传基督福音为宗旨、以“拯救中国人心灵为志业”的郭士立显得有些犹豫。渣甸又添了把火，答应为郭士立正要编辑的刊物提供6个月的出版经费。这份刊物即1833年创办的“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背叛内心道德的筹码已经足够。1832年10月20日，郭士立捧着《圣经》走上了渣甸的鸦片船。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着两封1833年鸦片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信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信中的描述，可以约略窥见郭士立是如何协助逃避中国“缉私警察”的检查：“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说是由于夜间看不清才误停在这里的，并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击沉。此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这些水师船。”
半年后，郭士立拿到了那份属于他的丰厚报酬，他在航行日志中写道：“我们希望沿海贸易有助于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届时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圣经》和教义手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怀抱对主的信心，我们期盼万民归主的光辉之日。”在日志中，郭士立只字未提“鸦片”二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随军北上，做了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兼向导。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宁波，郭士立被指定为宁波的“县令”。在他们身上，传教士、商人、侦探、翻译、殖民者等多种身份，既可以集于一身，也可以相互转换。
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不只郭士立，很多传教士狂热地、直接地参与了战争，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闯进城门”。1842年，一个传教士在给澳门活动的传教士的信中写道：“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地陷落。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
郭士立们一边进行着鸦片走私，甚至挥舞着军旗，为英国殖民当局服务，用大炮轰击中国的城墙，一边却又向中国人传教，宣扬主的仁慈。这实在是一个巨大而令人彷徨的悖论。
郭士立也并非罄竹难书，1833年郭士立在澳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刊物中不仅有介绍天文学和航海探险的事件，也有蒸汽机工作原理的描写。虽然这份杂志并非是中文杂志的鼻祖，但却也占了个第一，那就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西方地理、科技、文化的介绍，对于晚清社会起了一定的启蒙影响，最典型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版的两部重要地理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从中引述了不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