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夜家
研究管理就是研究人。这其中观察和研究企业家最有意思，因为从他们身上细微的变化，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企业管理的整体趋势。大致上说来，在中国做事的企业家，其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企业就是家”阶段；第二，“企业不是家”阶段；第三，“企业为大‘家’”阶段。
在2004年以前，由于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或者在这场危机后创业，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高，大部分的本土企业家都处于“企业就是家”阶段，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企业活动中，基本上无法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一位著名的房地产创业者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什么叫企业家？心里事太多了、身上病太多了，上半夜睡得着、下半夜睡不着，老是起夜，这就叫“起夜家”！
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企业都常年不执行双休日制度，甚至有的制造型企业一年只有一个春节假期。但是，人们对此很少有异议，因为企业家自身也是采取这样的节奏。企业家在公司以外的所有活动也是围绕着企业事务来转的：吃饭是为了应酬，喝茶是为了应酬，打球还是为了应酬。在这样的生活节奏影响之下，当时的企业家们肝火旺的多、脾气好的少，“三高”的多、健康的少。当然，最大的影响是家庭生活，如今五六十岁的一批企业家，普遍忽略对孩子的教育和沟通，因为十年前，孩子们进入青春期时，他们正处于“企业就是家”的阶段，没有时间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因此如今孩子们普遍成年、进入社会之后，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对子女成才情况有所遗憾，这也是导致“富二代”现象的一个重要诱因。
2005年前后，开始批量性地进入“企业不是家”阶段。经过几年甚至十年以上坚持不懈的奋斗，企业家开始进入一种不易察觉的职业倦怠期。同时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过劳死等事件，严重刺激着人们绷紧的神经：2004年3月，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终年52岁；2004年4月，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猝死，终年54岁；2004年11月，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突然逝世，年仅38岁；2005年9月，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猝死，年仅38岁……
以上种种，令企业家忽然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严重不满起来，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补偿心理。在这一阶段，企业家们开始严格地分离自己的生意和生活，以自己“不管公司”为荣，并且积极地向公司以外寻求个人空间。如果我们翻开那一时期的财经媒体，一定可以发现，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好像一夜之间变“洋”了：集体打高尔夫球，集体去登山，集体出自传，集体出席各种类似“赢在中国”的秀场。
企业家仿佛试图证明，除了企业经营本身，他们还有更大的空间来体现个人价值。但是，当我们今天回头来看，人们认定“企业不是家”的方式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生意与生活的分离也相当生硬，以上种种的新生活方式也是作秀多、体验少，企业家被严重地娱乐化和眼球化，这群中国最精明的人仿佛进入了另一种集体无意识。
时间发展到2008年前后，改革开放30年的锤炼对企业家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优秀的本土企业家开始真正进入“由富转贵”的阶段。也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客观压力，企业家普遍重新回归企业经营本身，但是这一次回归有了不同的使命：他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大我”、“超我”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使命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企业不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企业实际上可以成为广泛行善和改善社会的工具。
在获得了惊人的个人财富之后，继续经营企业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找到了答案：企业为大“家”——在企业以外，有着更大的使命、更高的秩序和更广的世界。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殚精竭虑推进着企业国际化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中来，企业家参政议政、担当意见领袖的热情和能力更加提升。
也许，从“韦尔奇热”转为“稻盛和夫热”就特别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中国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终于从韦尔奇式的明星企业家，转向稻盛式的灵性企业家。稻盛在经营过程中对信仰的探索、对立场的坚守、对生活的简化，都深刻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同行们。
英雄的出处
英雄莫论出处，流氓不论岁数。后者是真理，因为无论老流氓还是小流氓，耍起滚刀肉来，套路都差不多。前者则未必。因为，一个人的出处，本身就是人性DNA的一部分。特别是当一个人从默默无闻成长为一个主流世界里的英雄时，命运就像一名神秘的文身师，他所有的经历和对经历的演绎都像一个不断被延续刻画、逐渐成形的文身。而其最早的出处，往往就是最深最深的烙印。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试图用新的文身掩盖这个烙印，而另外一些人，则更愿意用文身来衬托它。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朱元璋那样喊一嗓子：“予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以中国企业界为例，与各种“圈子”文化相比，更鲜明精确的识别标签，其实还是大佬们的出处。简要分类一下，目前著名的企业家，按“英雄出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队列：
军人
在美国商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世界上最优秀的商学院，不在哈佛大学，而是在西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500强企业中，西点军校出身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裁和副总裁高达5000多名。反观中国：据统计，目前在全国排名前500强的企业中，军人出身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
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王健林……这些绝对硬气、绝对教父级的名字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些企业家受过全面的军事理论和技能的培训，在经营中他们的共性是战略规划能力极强，自律性和抗压能力极强；同时受到部队严格的纪律对领导力的影响，使得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员工也呈现出一种“斯巴达方阵”式的执行力。
当然他们的身上也有共同的问题：领导风格比较“冲”。这和他们所接受的军事训练是有关系的：在军队里，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绝无借口。
教师
这一阵营中也堪称明星闪烁，比如马云、郭广昌、刘永好、孙为民、俞敏洪等。
教师的道德意识相对比较强，对“稳妥”的需求非常强烈，所以在创业的道路上，一般不会触及所谓的道德底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教书生涯养成的强烈使命感，教化型、善表达的形象成为他们重要的公众沟通定式。
而教师精神对企业家也有负面的局限，比如，“好为人师”的表现欲和表白欲。在这个分队中，马云、严介和等都有过“言多必失，祸及公司”的经历。
官员
“92派”已经是一个中国商业史上必然的群体性标签：陈东升、田源、郭凡生、黄怒波、潘石屹等的官场经历，使他们比一般的生意人更加长袖善舞、善于审时度势，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通常事业的起点也比较高。
惜乎其作为92前的政治情怀不仅没有随着商旅生涯消散，反而更容易在功成名就之时涌上心头，对公共事务的过度参与和激进态度往往成为他们自身和企业巨大的风险。
海归
本来，海归不是一个职业分类，但是由于这一群体在教育背景、文化风格上的共性十分明显，加之影响力日益增大，因此也不妨作为一个分类标签。海归可分为两类：古典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海归，比如宁高宁；现代派，90年代后期乃至2000年以后的海归，如张朝阳、李彦宏、沈南鹏等。古典派重视大布局，崇尚“摩根”式的游戏；现代派重视“技术创新”（哪怕是从模仿起步）、“商业模式”。其共同特点是对资本杠杆的熟悉和依赖。风险则是由于“不接地气”而导致的阶段性挫折。
工程师
马化腾、丁磊、王小川……这些名字代表了多少工程师的英雄梦想。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型企业家的涌现和成功，可以说是“互联网下的蛋”，更是一场理科男的狂欢。他们将对产品的执著、对用户体验的洞察和对技术的追求带入中国企业的血液中，对传统的关系型、资源型创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也使得“创业”开始成为一个更普遍的常用词。当然，随着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增大，理科男们在应对多元化的复杂商业环境时，往往会显得疲于或者懒于招架。
其实，说到出处，还有两类样本是我极其关注的：一类，是坐过牢的；一类，是媒体人。但是前者有太多隐秘，后者创业又尚未成气候，只能留待长期观察了！
唐朝李益诗云：“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因为人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开放性最好，可塑性最强，因此在这一阶段的经历往往会起到一种“入模子”的作用。探究英雄的出处，只不过是论出身，而非出身论，因为，出身决不能定终身。
枭雄的归处
有一个非常多情的朋友，每当为自己辩解，他最常用的一句台词是：“我看不得女人哭。”
嘿，我也看不得男人哭。当然，没事儿谁吃饱了撑的跑到我面前哭？大家都憋着一泡泪，专门留在媒体面前用呢。
所以，吴长江哽咽了，黄鸣也哽咽了。山穷水尽处，大鳄哽咽时。对于写稿的人来说，哽咽这个词很容易用，因为里面有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未尽之意，省去了作者多少被迫站队表明立场的麻烦。
几年前的黄鸣，喜欢踢球、喜欢写博客、喜欢布道，对抑郁症有研究，把自己的形象修饰得很好，就是嘴上不肯吃亏。我亲耳听见他在公开场合和当时刚重获自由不久的孙大午聊天，说起给官员好处，连声道：“就跟吃了苍蝇一样！”当然，他这种嘴上不饶人的劲儿，也一样招呼在自己身上，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段子：“我去车间一线视察，有一个年轻工人反映情况，说着说着，就说黄鸣如何如何，我当时就特不高兴。回来一反省，凭啥人家不能叫你黄鸣？你以为你自己是谁？所以我就赶紧写了篇博客，公开检讨，欢迎大家叫我的名字！”这种公开的反省和偶尔的抑郁一样，都是他心性中内观的一部分，不过，这仍然中和不了他极强的表现欲和表白欲。所以，看到第三次IPO失败后，黄鸣召集上百家媒体到山东德州开新闻发布会，哽咽、咆哮，洗清他和落马高官的关系、宣读《给女儿的一封信》、控诉同行陷害……围观者不禁想：何必呢？何必呢！
大鳄中是男人居多，但是却常集体无意识地冒出女性化倾向，动不动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每当被质疑，那可委屈死了，哽咽甚至痛哭都经常出现在商业杂志的封面文章里。豢养意见领袖、雇佣水军团队，乱打口水战也很常见，何况互联网界又贡献了朝阳公园南门约架这一新闹法。而再往后，吴长江祭出的悲情牌在宗庆后们那里早就玩儿透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民族企业危在旦夕，反对我的利益就是扼杀民族品牌唷，亲！
黄鸣外号“黄老邪”，吴长江素有“袍哥”之名。还有许多也曾哽咽过的大鳄，本来都堪称“枭雄”。枭，专门在夜间出没的攫禽，无声无息的飞行、精准敏锐的夜视，配上一击致命的攻击能力，使它们成为某种黑暗丛林的象征。希腊神话中战争女神雅典娜的使者就是枭。在这里，黑暗，并不意味着肮脏，而是代表某种更加狼性、嗜血和决绝的生存规则。在词典里，枭雄，没有贬义，是指那些难以制服的英雄，他们往往表现得骁勇、强悍而野心勃勃。
枭雄和奸雄之间、强悍和强横之间、野心和祸心之间、一飞冲天和一落千丈之间，往往只隔着一条心态的“金线”。郭广昌曾说：“做企业前，我就像一团火焰，没被燃烧，窝在那很难受；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可以燃烧，也许结果是更快地消失，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对所有结果坦然接受，才能走得更远。老带着一种怨妇心态，不是好事。”愿赌服输，哪怕这个结果可能是坏的。还是那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除了郭广昌的这种态度，陈鸿道的做法也堪称不堕枭雄的志气：王老吉商标大战，一开始被不靠谱的公关顾问指挥着打了打国进民退的悲情牌，一看势头不妙，立即回归本分改弦易辙。多次行贿在先是铁证，商标大战在后无力回天，与其表演悲情，莫不如赶紧护住死穴。因此，一方面不断抛出上诉、仲裁等手段，分散反应迟缓的国企广药的注意力；一方面从供应商到小卖店全线组织进攻。大额的广告投入从“王老吉”切换到“红罐凉茶”就不说了，终端拦截做得极其漂亮：在大部分市场的终端，你要凉茶，给你的是加多宝，你要王老吉，给你的还是加多宝，据说终端培训的标准话术是：“这就是原来的王老吉！”而在供应链方面，据传广药现在连易拉罐拉环的产能都组织不起来。虽然陈鸿道因为行贿案在身不能入境，但是，在这场凉茶大战中，加多宝被人猛然掀了底牌，到目前为止竟未现败军之象，绝对算是丛林高手。
前不久和一个赶上了“最后的晚餐”的改制国企大佬吃饭，为了安全变现改制利益，他已经蛰伏多年，不得不时刻打叠着精神应付各种利益群体，精气神消耗殆尽，对于业内的新人新事，如今他只有两个态度：一是不解，二是不屑。看枭雄垂暮，比看到美人色衰更令人心酸。
一世枭雄，既然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非常手段，何不保住“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体面身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