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历史上的思想家时，仅仅知道某一思想是怎么样的，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绝不可能把握对这一思想的深层认识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对于研究那些思想多变的思想家尤具有特别的意义。
纵观中国哲学史和经学史，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廖平无疑是一位思想多变的典型人物。他一生研治经学，仅从成名之时算起，其思想的重大变化就有六次，这就是他的经学六变。要深入探讨廖平的经学思想，经学六变的变因，无疑是亟待解答的首要问题。
廖平经学六变的变因，有每一变的变因和六变的总变因之分。每一变的变因是个别，六变的总变因则是一般。离开个别就无所谓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因而，探讨经学六变的变因，首先应分析每一变的变因，然后才能从中探寻六变的总变因。
平分今古是廖平的经学第一变。其基本观点，是认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职官、封国、祭祀诸礼制的不同解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所言礼制，分别以《王制》和《周礼》为宗。廖平的这个观点，是通过分析《五经异义》而得出来的。《五经异义》是东汉许慎所著，收录了汉代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对《五经》的不同意见，是研究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区分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廖平的经学第一变是依据汉代经学史的材料及对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这一经学史的问题的解答。而他得出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点在礼制的结论，又合于两汉经学史的基本事实。所以，他的经学第一变解决了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这一两千年来悬而不决的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廖平经学第一变的形成，与他先前思想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廖平早年信奉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后来受张之洞影响，又认为宋学空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而转向接受乾嘉汉学。由于汉学推崇汉代古文经学家，廖平转向汉学后，对汉代古文经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后，廖平又受《公羊》学者王闿运之教，感到文字训诂只是经学的枝叶和糟粕，今文经学讲的微言大义才是经学的根本和精华，转而笃信今文经学，从而又深入地研讨了汉代的今文经学。
廖平这两次思想转变，同清末之前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存在惊人的一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旗帜，第一步是复宋学之古，第二步是复东汉古文经学之古，第三步是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廖平从宋学到汉学，再到今文经学的思想变化，正好是清代这一学术发展过程的缩影。在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两个对立的经学基本派别，曾有过激烈的斗争。清代，当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提起。其中涉及一个经学史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问题。当廖平在精研今文经学之后，这个问题也提到了他的面前，经学的历史发展与廖平个人的思想发展，就汇集到了同一个交汇点。
自东汉班固以来，人们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提出了多种解释。虽然这些解释都未能抓住礼制这个根本，但前人的理论得失，却为廖平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廖平经过对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研讨，克服了前人囿于今文经学，或偏于古文经学的片面性，又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主观条件。加上廖平善于吸收前人的成就，才使得他能够提出平分今古之论。因此经学第一变的产生，既是廖平先前思想发展的结晶，也是他对前人长期探索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区分问题的理论总结。
廖平的经学第二变名尊今抑古。所谓尊今是尊崇今文经学的简称，抑古则指贬抑古文经学。很显然，这个观点同平分今古之论是根本对立的。从形式上看，尊今抑古仍是对汉代经学史的研究，但从内容上看，则是以阐明“知圣”的理论为重心。廖平所以讲尊今，是因为“知圣”的经学微言传于今文经学，他所以要抑古，是因为他认为古文经学起于刘歆作伪，《周礼》是刘歆作伪的产物。可见，尊今抑古虽关系到汉代经学史的问题，但无论是讲尊今，还是讲抑古，都是为阐发“知圣”理论服务的。因此，经学第二变主要的已不是经学史的研究，而是经学理论的建造了。
廖平在写成经学第一变代表著作之初，曾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约集一些人，根据平分今古的思想，遍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典籍，以成蜀学。但一年以后，他就转向了经学第二变，这一转变无疑可以从经学第一变找到某种联系。由于平分今古是直接在研求大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虽名为平分今古，但实际上却存在重今轻古的倾向，如以今文经学所祖的《王制》为孔子手定之书，是晚年定论；古文经学所宗的《周礼》则是六国人所作，为孔子早年之说。但从这种重今轻古的倾向中，只存在尊今抑古产生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则又另有其原因。
当廖平完成经学第一变的代表著作《今古学考》后不久，他就对平分今古之论有所不安了，故在《序》中说：“卷中多未定之说，俟有续解，再从补正。”第二年（1887），廖平执教尊经书院，多用自己在经学上的疑难让学生研讨。他又经常与学生研讨礼制。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考《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等先秦诸书，发现所言礼制的大纲莫不与《王制》相合，但却无一合于古文经学家言。继考《周礼》，则知为刘歆作伪的产物。因此，他便得出了尊今抑古之论。关于廖平经学第二变变因的这一说明，只是尊今抑古产生的认识论根源。除此原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近代中国古今矛盾的刺激。
在每一个历史转变时期，新与旧的矛盾，即古今矛盾总是十分突出的，近代中国同样如此。面对这个矛盾，各阶级的思想家都在寻求解决的方案。廖平的经学第一变，以解决经学史的问题为目的，所以没有在平分今古之论中接触到古今矛盾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古今的时代矛盾对他没有刺激。相反，他作为深受今文经学影响的经学家，笃信孔经是解决古今矛盾的唯一良方。虽然现实的情形是，孔子和孔经已受到历史的否定，但他却认为这是刘歆作伪掩盖了“知圣”的经学微言而造成的，只要阐明了“知圣”的经学微言，就能使孔经变为经世致用的法宝。因此，他在解决了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问题后，就很快转向以阐发“知圣”为中心的理论建造，试图为近代中国的古今矛盾寻求解决的办法了。
“知圣”理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从形式讲，不过是《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的发挥。但从内容看，“知圣”不是简单地重复《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而是强调孔子著《六经》，集群圣之大成，垂万世之定制，是中国的万世法。根据这个理论，近代中国的古今矛盾就只能到孔经中去寻求解决。很清楚，在古今矛盾的刺激下，为解决这个时代矛盾，这才是经学第二变产生的主要原因。诚如廖平自己所说：讲尊今抑古“既风会之所趋，又形势之交迫”（《知圣篇》。）。
经学第三变名小统大统。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制度，一是适合方三千里的小九州岛，是小康时代的法典，是为小统，亦称王伯，集中见于《王制》；一是适合方三万里的大九州岛，是中外交通后大同时代的全球法典，此即大统，亦称皇帝，集中见于《周礼》。这与经学第二变以《周礼》为刘歆作伪的产物的观点，又显然是相反的。
如果说古今矛盾是尊今抑古产生的根源，那么，中西矛盾则是小统大统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是从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开始的，中西矛盾一开始就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矛盾。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被宰割的民族危机，中西矛盾深刻而尖锐地刺激着人们的头脑。廖平是从双重立场来感受这个矛盾的。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是反对西方侵略者宰割中华民族的，并在为保种救国而苦思冥想；另一方面，他作为对孔子和孔经迷信很深的经学家，认为中西矛盾的解决方案，如同古今矛盾一样只存在孔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