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比起白起、项羽来无疑要高明得多，他不但是战术学大师，更是战略学巨匠，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知道借力打人的道理，绝不会逞一时之意气、一时之威风而杀性大起，我行我素。所以他主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的对象，减轻自己进攻速胜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具体的办法便是善待敌方的俘虏，“卒善而养之”，使得敌人俘虏感激不杀之恩，心甘情愿地改换门庭，为己所用，从而“胜敌而益强”。应该说，孙子这一“善俘”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孙子把握了矛盾转化的精髓，实现了利害关系的互置，为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贯彻扫清了重大的障碍。三国时期诸葛亮采纳参军马谡的“心战”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对南中地区叛军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化对手，永不反叛，可谓是对孙子“善俘”、“胜敌而益强”观念的实战诠释。
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孙子的速战速决战略思想既然符合进攻作战的一般原理，那么自然会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青睐，并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借鉴和运用。历史上作为战略进攻的一方，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追求速战速决、迅捷制胜的效果，即所谓“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这一原则从历史上诸多统一战争的进程考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秦王嬴政听取李斯、尉缭、顿弱等人的意见，适时完成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改“蚕食渐取”为“鲸吞急进”，针对关东六国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客观现实，发起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中路突破，攻占韩、魏；北上挺进，横扫赵、燕；南下征战，剪灭荆楚；最后东向进击，平定田齐，马不停蹄，人不解甲，连续进攻，大创聚歼，仅仅用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吞灭六国，底定天下的殊世伟业，“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幕雄浑磅礴的统一活剧，就这样伴随着秦国铁甲雄师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的进军步伐迅速谢幕了。
西晋武帝司马炎，采纳重臣羊祜、杜预、张华、王濬等人的建议，经过长期精心充分的准备，毅然决然定下击灭东吴、统一南北的决心，分兵六路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歼灭吴军主力，前后费时不满三个月时间，便兵临石头城下，迫使东吴末代君主孙皓挂出白旗，乖乖投降，“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见《刘宾客集》。）。这同样是速战速决达成战略目的的成功范例。
隋王朝南下灭陈，统一天下的情况，与西晋灭吴之役有惊人的一致之处。一样的精心策划，一样的充足准备，一样的多路进兵，一样的互为策应，一样的直捣巢穴，一样的速战速决，不出两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陈朝都城建康，将那位只知道欣赏“玉树后庭花”靡靡之音的陈后主，连同他的美人张丽华从枯井之中搜寻出来，押上槛车，让他们在普天下的人们面前丢人现眼。
其他像北宋剪灭南唐统一江南，十个月左右时间即高奏凯歌，大功告成；清军进入山海关后，把握时机，及时发起战略追击，“兵收晋豫，混一区宇”，次第除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灭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政权，不出数年，便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凡此种种，均表明速战速决的战争指导原则始终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赢得战略主动的秘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位军事家如果不知道利用和凭借“速战速决”这阵“好风”，那么想直上“青云”，成就一番事业也就太难了！
在西方世界，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也被众多军事家奉为圭臬，践行遵循。拿破仑的军事成就，就集中体现为他善于分析战场形势，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积极机动，速战速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实现战役的目的。他在奥茨特里茨战役中，迅速展开兵力，凶猛攻击，坚决突破，大破俄奥联军，确立起对整个欧洲的霸权。这充分反映了他敢于速胜，善于速胜的精湛军事艺术造诣。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军队快速机动性的提高和兵器杀伤威力的增强，速战速决的理论更是风靡一时，成为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毛奇、施里芬、福熙、鲁登道夫等著名军事思想家所十分热衷、倾心阐发的军事理论命题，并在战争实践中予以充分的运用。换句话说，孙子所总结的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原则，作为一般战争的规律，在近现代战争中仍未失去它特有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发动“闪击战”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暂时得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偷袭珍珠港，一举得手；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虽然这些战争贩子最终并没有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但这主要是由于其战争性质的反动，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长期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其在战争初期实施速战速决方针在战术上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当然，任何高明的军事思想，任何卓越的作战原则，都存在着思维上的盲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在这方面，孙子的速战速决战争指导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在于其观察、分析、把握问题上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辩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就“因粮于敌”问题而言，他同样未能意识到它与“千里馈粮”的后方供应之间辩证统一、互为弥补的关系，而忽略两者的有机结合，对此，我们自然用不着替孙子避讳。
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相对正确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实际需要。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辩证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速决与持久的内在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防御持久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必要的意义，以至于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起来，给人们留下凡是进攻速胜便是好的，凡是防御持久便是差的这样的深刻印象。其实速胜与持久乃是对立的统一，不应该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为虽然在战役与战斗的层次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有必要，绝对不能有所动摇；然而，在战略的层次上，究竟是防御持久还是进攻速胜，则不是由战争指导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须由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即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国际环境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到底是进攻速胜抑或是防御持久，当速则速，宜久则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可意气用事，拘泥局囿。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便是形而上学，便是画地为牢，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无情惩罚。
对于弱势的一方，其要战胜强大的对手，自然不能指望速战速决，而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这时候在战略上同对手持久抗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要像牛皮糖一样紧紧把敌人粘贴住，拖垮对手，磨得对手没有脾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时间换取空间，悄悄地完成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后再果断发起反击，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持久战”理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方向，就是典型的以弱胜强兵法的运用，也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孙子是了不起的，但也有比他更了不起的。对他应该尊重，但却不必迷信。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1］，驰车千驷［2］，革车千乘［3］，带甲［4］十万，千里馈粮［5］；则内外之费［6］，宾客之用［7］，胶漆之材［8］，车甲之奉［9］，日费千金［10］，然后十万之师举［11］矣。
【注释】
［1］法：规律，法则。
［2］驰车千驷：战车千辆。驰，奔、驱的意思。驰车，快速轻捷的战车，古代亦称“轻车”、“攻车”。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驷马。”驷，原称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后通指四匹马拉的战车，此处作量词用。
［3］革车千乘：专门用于运载粮草和军需物资的辎重车千辆。革车，一般认为就是守车、重车、辎车。杜牧注：“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一说革车为重型作战车辆，其文献依据有《左传·闵公二年》：“革车三十乘”，《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等等，亦能成立。乘，辆，也是古代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说文》：“车轭驾马上曰乘，马必四，故四马为一乘。”这里也作量词用。
［4］带甲：戴盔披甲，此处指全副武装的士卒。《国语·吴语》：“为带甲三万，以势攻，鸡鸣乃定。”《管子·大匡》：“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
［5］千里馈粮：意为当时的战争往往都是深入敌境，远离后方，所以需要有很长的后勤补给线，跋涉千里辗转运输粮草。馈，这里作供应、运送解。
［6］则内外之费：内外，这里指前方、后方。王皙注：“内谓国中，外谓军所也。”此句意为前方后方的开支花费。
［7］宾客之用：指招待诸侯国使节、游士的费用。宾客，诸侯使节以及游士。杜牧注：“军有诸侯交聘之礼，故曰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