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孙子认为，战争对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内在依赖关系，在春秋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规模、战争方式比较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的极端重要和“久”的重大危害。鉴于这样的认识，孙子明确地主张，在从事战争准备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树立“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一再强调“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为了保证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妥善解决战争需要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重要原则，主张在敌对国家境内就地解决粮草补给。同时孙子还主张通过厚赏士卒、善待敌俘等手段来壮大发展自己的实力，达到“胜致而益强”的目的。
作战，始战，即从事战争准备。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阵交锋。作，始、开始的意思，同“乍”。《诗经·鲁颂·之什》：“思马斯作。”毛亨传曰：“作，始也。”又，《荀子·致士》：“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张预注：“计算乃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最符合孙子本篇之主旨。应该说，孙子在“计篇”之后紧接着论述战争准备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作者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温顺平和。对他们来说似乎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喜欢用时间换空间，像“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之类的格言、谚语广泛流传，就是证明。所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灭吴的做法，一直受到国人的推崇和颂扬。
然而，从军事学角度来讲，通过旷日持久同敌人拼消耗、拼意志来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毕竟是一种颇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自己方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又机遇偶合，那么自然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干净利落地摆平对手，尽可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速战速决。古今中外有头脑的军事家都遵奉这条原则，都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作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普通的道理：一分钟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的冲击永远是真正的战争灵魂。所以《吕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进攻速胜看成是“决义兵之胜”的关键（《吕氏春秋·论威》：“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明朝人尹宾商更是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认为如此这般，则“靡有不胜”（《白豪子兵》卷一，《迅》。）。
当然，这种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明权不可能属于西方人，而只能属于军事谋略学的原生地——古代中国，更具体地说，兵圣孙武子就是进攻速胜论的首创者，他汲汲主张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贵胜，不贵久”，实际上已经十分精辟地概括了速战速决理论的本质属性。
孙子的速战速决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核算战争经济成本后得出的基本认识。作为参悟战争禅机的军事家，孙子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深刻的依赖关系，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规模、作战方式相对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战速决的极其重要和旷日持久的莫大危害。这一特点，要求战争指导者在从事战争准备活动的过程中，明确树立起“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开展。
孙子不但是一位军事学家，更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战争不仅是智慧的角逐，同时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在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又占据特殊的地位，换句话说，经济是从事战争的前提和基础，是制约一切军事活动的最主要物质因素。没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任何美好的战略计划都是空中楼阁，说白了便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不能不算经济账，而经济账算下来，战争便不能不是速战速决了，要求时间越短越好。
在孙子看来，战争是一场成本极其昂贵的“豪赌”：动用十万部队规模的军事行动，花销大得让人吃惊，简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日费千金”。在“丘牛大车”的农耕社会里，没有比兴师动众更花费钱财的事情了。如此高投入、高消耗的战争，一旦旷日持久，久拖不决，那么它的后果必定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孙子认为这种后果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旷日持久一定会导致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国家经济资源再丰富，也承受不起长期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支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金山银山，也经不得“坐吃山空”，老是打仗，老是用兵，国库当然空空如也，银子流水一般花掉，国家的建设还搞不搞？朝廷的前途还要不要？这显然是一桩十分不划算的买卖。
第二，战争久拖不决势必会进一步加重普通老百姓的负担，激化社会各种矛盾。国家的财富从哪里来，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说到底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征收来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打久了，国库空虚了，可还想打下去，怎么办？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大对老百姓的搜刮力度，“财竭则急于丘役”，把战争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那些不法奸商也会乘机哄抬物价，大发战争横财，“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使得底层民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更遇顶头风”，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肚子里怨气积多了，迟早有一天会宣泄出来，这样就会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尖锐的社会危机。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汉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七，《昭帝纪》。），结果面临民众暴动的威胁：“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传》。）；隋炀帝远征高丽，劳民伤财，导致隋末阶级矛盾的高度激化，最终酿成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等，便是证明。如此看来，战争旷日持久绝对不是一桩好事。
第三，战争时间久了很容易使国家陷入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要知道，春秋战国是诸侯林立、列国纷争的分裂动荡时代，诸侯国之间关系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个国家长期从事征战攻伐，暴师在外，导致国内防御空虚，实力锐减，那么就会给原先坐山观虎斗的第三国提供可乘之机，最终使得自己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即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而这样的危险局面一旦形成，那么即便是有十个诸葛亮、一百个刘伯温也无法挽回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从历史的情况看，春秋末期吴国的衰亡，战国中期魏国的没落，都是明显的例子。吴王夫差的穷途末路，让对手勾践逼得在姑苏台上自杀身亡，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好大喜功，长期穷兵黩武，追逐“图虚名而处实祸”的霸权，多线出击，倾全国之师北上与齐、晋等大国较量高下，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至为世仇越国所乘隙蹈虚，惨遭败绩，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而战国时期魏国霸权的中衰，也实与魏惠王爱面子不爱里子，战略眼光短浅，多方树敌，陷于东西两线作战困境，最终为齐国所趁，一败于桂陵，再败于马陵，丧师辱国，破军杀将有直接的关系。可见，要想避免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缩短打仗的时间，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迅速地把所有事情摆平了。
为了确保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就需要解决战争消耗巨大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为此，孙子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事后勤保障原则。众所周知，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战略因素，它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孙子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这是因为，（1）士兵对战场上使用的兵器必须事先熟悉其性能，长短轻重适用，能掌握其特点，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杀敌制胜。（2）武器装备直接为敌国兵库所收藏和控制，不能像粮秣那样可以随时就地征发。受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所以武器装备最佳的保障途径乃是“取用于国”。所谓“因粮于敌”，就是指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粮饷补给的后勤保障原则。孙子认为，军粮问题生死攸关，然而假如采取“千里馈粮”的方式来解决补给问题，实在是弊大于利，既造成民穷国困，又导致物价飞涨，从而引起“内外骚动”，埋下社会动乱的种子。所以，“千里馈粮”乃是不得已的选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粮于敌”。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后勤，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大多无功而返，固然有战略指挥失误的问题，包括重用了不该重用的人（马谡），没有采纳魏延提出的大胆从子午谷突袭长安的作战建议等。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后勤补给无法跟上，饿着肚子支撑不住，不得已只好“粮尽退兵”。尽管也造了木牛流马来运送粮草，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军事后勤保障看成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为天”，在整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中又以粮食的补给供应为首要条件。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经济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把填饱肚子作为生存的基本要义，“无粮则亡”，粮食问题在军事后勤乃至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军事后勤是否成功，战争准备是否充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是否供应得上，是吃香软的干饭还是喝“坚硬的”稀粥，所以说“用兵制胜，以粮为先”。曹操一把大火烧掉了袁绍存放在乌巢的军粮，袁绍数十万大军顿时不战自溃，袁绍也就彻底玩完了。张巡守睢阳城，一旦粮食吃光，即使是杀了自己的小老婆，把肉分给战士吃，依然是无济于事，睢阳城还是落入了安史叛军的手中。可见，断炊绝粮是军队打仗的大忌，克敌制胜必须以有饭吃为前提。
怎样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孙子出的主意是四个字：“因粮于敌”。他算了一笔账，千里馈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以战养战，来维系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
至于“因粮于敌”的具体手段，孙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来，这就是“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掠乡分众”等。一个字便是“抢”：抢对方田地里长的庄稼，抢对方牧场上放的牛羊，抢一切可以用来填饱自己肚子的东西。手段很单纯，目的很简要，就是要让对手当自己的“运输大队长”，恰如贺绿汀《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讴歌的那般：“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孙子认为，纵兵大掠，抢得快，抢得好，至少有三层好处：一是缩短了补给线，减少了损耗率，大大节省了本国粮草开销与运输成本，也有效减轻了本国民众的战争负担。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敌人的后勤补给能力，从根本上打击了敌人用以支持战争的经济潜力，彼消而我长，速战速决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补给上更有了及时性，就地抢粮要比路远迢迢运送粮草来得方便、迅捷，从而使捕捉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更有了保障。
也许有人会觉得孙子公然鼓吹纵兵抢掠不人道，太残暴，但这无疑是按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孙子，其用心是好的，可实际上却行不通。孙子不是文质彬彬的道德君子，而是以功利追求为目标的兵学家。对于孙子来说，衡量一位军事家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虚无缥缈的仁义道德，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与其虚仁假义标榜自己的高尚道德，不如直截了当、干脆利索地坦白自己的克敌制胜之道。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又何妨使用有伤大雅的手段，抢掠不合人道，但却能有助于战争的取胜；仁义合人道，但却解决不了战争后勤的实际需要，所以也只好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了。实在用不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图虚名而处实祸。
不过这么一来，孙子也便成了许多人讨厌憎恶的对象。中国传统的假道学的特色，是要求人们具有双重人格，言行最好不一致，心里想的不是手上做的，手上做的又不是心里想的。就像鲁迅先生所针砭揭露的那样：“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诗集·南京民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以此之故，道学之士提倡人们要善于掩饰，扭扭捏捏，故作姿态，即所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今孙子赤裸裸把底线告诉了大家，这就让道学之士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到了极点。为了表达自己“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道德勇气”，就不能不斥骂孙子这样的“异数”：“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把孙子高明的兵学理论斥为人见人憎的“盗术”。孙子说了老实话、遭到那些依靠扯谎混日子的冬烘先生、迂腐陋儒的攻击，乃是非常正常的，否则，才是不正常哩！
不过，与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大肆抢掠的观点不同，孙子对待敌方俘虏的态度却要厚道、宽容得多。众所周知，打仗中抓获俘虏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何处置战俘，却是身为统帅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处置得当则可以瓦解敌人抵抗的意志，减少取胜的阻力；反之，则会激化矛盾，遇上更强大的抵抗，使自己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蛮性大发，将赵军四十余万俘虏血腥坑杀，自以为由此可以吓破赵人的肝胆，不费吹灰之力攻陷赵国都城邯郸，结果事与愿违，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退兵回国。项羽在新安大开杀戒，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人，结果在秦国民众中普遍埋下仇恨的种子，所分封的三秦王章邯等人在刘邦进攻面前不堪一击，以致关中战略要地很快落入刘邦之手，奠定了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败局。这些都是历史上杀俘戮降导致全局被动、战略失利的典型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项羽是“名将”却算不得是“明将”，有军事水平却无政治头脑，他们到头来栽跟斗，身败名裂并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