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佛教传入以来，长安佛教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趋兴盛，迄至隋唐时代，更是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为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汉唐长安佛教这一宏伟而又罕见的历史景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长安：地理、历史的坐标
汉唐时代，佛教在长安这个地方得以兴盛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显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两大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汉唐长安佛教的宏伟壮观景象。
长安（今西安），地处陕西渭河平原，也即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气候温和湿润，自然水系丰富，经过长期冲积，形成了肥沃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片千里沃野，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为著名的麦棉之乡。关中平原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盛产谷子、糜子等。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山地，盛产亚热带农林产品。关中平原与南、北两地区构成经济生产的互补优势，能够基本上满足当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西是渭河流域，东濒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长江。这一地域长期以来构成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地区。长安地处上述核心地区的西端，既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向东南各地的门户，也是西部地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中国古代联结东西方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长安这座古城在古代中国国家大格局中具有显著的区位特色和特殊的区位优势。
《宋史·李纲传》云："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秦汉至唐，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军事政治势力，中原王朝国土的开发主要也是西北地区。西北不同民族统治者有的也以迁徙、拓展中原土地为目标，而关中地区是其首当其冲之地，于是成为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势所必争的地区。而处于这一地区的长安，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自然成为定都的首选理想之地。自汉高祖定都长安始，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在定都长安的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鲜卑人建立的西魏和北周。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游牧文明区和农耕文明区"混而为一"统一局面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现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长安作为古代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光辉历史。
泱泱大国的千年古都长安，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政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宗教传教士等多云集于此。早在西汉时长安城内就有专为外国人而设的居住区，到唐代，侨居长安的外国人多时数以万计。唐王朝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联系，一时出现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接受"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
长安早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时代更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布的首站。长安作为国都，自汉初以来就由中央管理各种宗教信仰，各地的神祇都被建祠于此，这也成为尔后历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传统模式。相应地，当时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纷纷涌来，聚集在长安的城内或郊区，传播、弘扬宗教教义。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在长安建立政权，佛教一时异军突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高扬本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的目的，更因政治统治的需要，提倡"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既反映戎、汉之间的张力，也表现出用佛教价值观念影响汉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时代，为长安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隋唐时代，长安成为统一的中国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动长安佛教达到空前兴盛的阶段。
二、两晋、南北朝长安佛教：中国北方佛教中心之一
一个地方佛教的兴起，离不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扬。西晋时，最著名的译经家竺法护自敦煌来到地处与西域相往还的要冲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与弘法活动，直接推动了长安佛教的兴起。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大多数都提倡佛教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佛教在建都长安的二秦时代，尤为兴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长安，西魏时因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佛教一时衰微，但不久又得以复兴。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后来发生了武帝灭佛事件。武帝死后，佛教又立即得以恢复。综观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三大僧团的译经和弘法活动，使长安三度成为北方佛教译经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僧团就没有当时的长安佛教。此时的长安佛教，由于二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或延请道安、鸠摩罗什至长安，而带来了辉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长安佛教历史的巨大反差现象，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两晋、南北朝佛教兴盛期间，长安作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译经中心之一。竺法护早年到西域，取得《贤劫》、《法华》等原本佛典165部。公元266年他从敦煌携带经典来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东，沿途传译，未曾暂停。据《出三藏记集》的记录，竺法护翻译经典159部、309卷。竺法护的译本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当时西域流传的要典，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的流布开辟了广阔局面。道安晚年在长安弘教七八年，主要从事讲说和组织翻译，推动长安成为译经的重镇。道安创建译场，奖励译事。如他组织来华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跋提、昙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译佛典，他还亲自参加翻译活动，不时对译文加以考正，诠定音字，核对文旨，还总结翻译佛典的经验教训，为日后的译经指明正确道路。在长安时，道安得知鸠摩罗什在西域拥有崇高声誉，一再建议当时的统治者苻坚迎请他来华，后鸠摩罗什终于在公元401年被迎入关。鸠摩罗什在长安约弘法13年。他应姚兴之请，创建了国立译场，领导和组织西域僧人及来自各地的大德，开展翻译工作，规模宏大，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出三藏记集》所载，鸠摩罗什共译出经典35部、294卷。他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大乘般若类经典和缘起性空学说，移植和弘扬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国佛教传布和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与译经中心相联系，长安也是佛教弘传中心之一。西晋武帝末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院，潜心修行，弘扬佛法，声名远扬，吸引各地前来从学僧俗达千余人，一时形成长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团之一。史载，道安在襄阳时跟随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长安后住城内五重寺，更是领有僧俗大众数千人。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他不仅大力宣讲佛法，还提出沙门统一以释为姓，并制定僧人礼忏等行仪轨范，为日后中国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础。后秦时佛教更加兴盛，长安寺庙林立，僧人数以万计。鸠摩罗什在长安西明阁、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主持译经和讲说众经，吸引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门人号称三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叡、道生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三）佛教交流中心。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是沟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护、佛图澄、僧伽提婆、鸠摩罗什等，前来长安或途经长安分赴中原地区，翻译佛典或弘扬佛法。来自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跋陀罗先来长安教授禅法，门下有数百人，后又率门徒40余人南下庐山、建康翻译佛典。长安还有北方、庐山、江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名僧前来参加译事和学习。身在庐山的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也和长安的鸠摩罗什书信往还，探讨佛理，保持南北两地声气相通。长安实是当时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起到了至为巨大的作用。
三、隋唐长安佛教：中国佛教的五大主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