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简易性，体现在"见性成佛"和"顿悟成佛"的主张上。禅宗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本性），"佛性常清净"；人人都先天地具有成佛智慧（"菩提"），能够觉悟佛性而成为佛。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是因为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一旦"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慧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敦煌本《坛经》。）众生是否成佛，关键在于自性的迷悟，这是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把佛变为举日常见的平常人。禅宗还宣传众生无须长期修习，一旦突然觉悟自身的本性，就可顿然成佛。这就是区别于渐悟的顿悟。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敦煌本《坛经》。）"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敦煌本《坛经》。）顿悟完全否定印度佛教那一套修行的阶梯层次，否定旷劫不息的累世修行，是一种高度快速的成佛法。按理说禅宗是必须坐禅的，而它为了照应中国的风俗习惯，后来甚至连坐禅也省免了。它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担水斫柴无非妙道"。一举一动都不离道场，不管是用心用情，都会归于性海，成就佛道，也就是在日常劳动生活中都可以顿悟成佛的妙道。净土宗的简易法门是"称名念佛"。净土宗的先驱、北魏名僧昙鸾，提出成佛有难行和易行二道，宣传只靠"自力"，没有"他力"（佛的本愿力）的扶持，要修行成佛是痛苦的，也是困难的；反之，乘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净土，就非常快乐，也易于达到目的。唐代道绰继承昙鸾的思想，进一步把佛的教法分为圣道、净土二门。宣扬离圣人久远，圣道门不是一般众生所能悟证的，只有净土门简要易行，乘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能往生净土。道绰弟子善导是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他提倡以念佛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念佛法门原有三种：一是称名念佛，即口称佛的名号，如称南无阿弥陀佛，诵念不已；二是观想念佛，即专心观佛的美好相貌和所居佛土的庄严景象；三是实相念佛，即观佛的法身"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昙鸾倡导的念佛包括上述三种，经过道绰到善导，转为侧重称名一门，主张日念佛号七万、十万声。以为如此一心机械地反复念诵佛的称号，念念不舍，就可凭借阿弥陀佛本愿的他力，往生佛国。这种净土法门以其简易方便而流行于中国古代的穷乡僻壤、大小城镇，为缺乏文化而需要信仰的平民大众所普遍奉行。
二、中国佛教特质的根源
中国佛教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蒂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形成中国佛教特质的根源，可分为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两大类，下面简要地论列其要点。
关于社会根源，重要的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统治。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清代灭亡，始终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帝及其所属的官僚统治机构是统治阶级——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在印度，僧人见了在家父母和王者都不跪拜；在中国，王者则要求僧人跪拜。印度佛教有"治外法权"，中国佛教则必须受世俗法律的治理。中国最高封建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倡和扶植佛教，也出于同样的需要而限制甚至毁灭佛教。封建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方向、轨道和特点。
（二）以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由此形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纲常名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套道德规范。"忠"、"孝"是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最高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厚的伦理关系网络、强大的道德观念，既是抵制佛教流传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剂。
（三）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这直接推动了统一的佛教的形成。隋唐时代形成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佛教宗派及其判教学说，就是这种国情的反映。
（四）封建统治阶级的变迁和农民起义的频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迄至隋唐时代，士族地主渐趋没落，庶族地主日益兴起，促使贵族化色彩较少的佛教宗派形成和流传。中国农民人数众多，不断爆发起义，也不断遭到失败。农民文化落后，居住分散，劳动繁重。为了适应这种状况，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口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由于其简易性，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至于思想根源，比较重要的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由于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儒家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最具特色的主要部分。各种宗教信仰为了求得自身的传播，总得这样那样地和儒家思想妥协、调和。
（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道家宣传"道"（"无"）为本体，追求与"道"相冥合的精神境界，往往被中国早期僧人视为佛教出世主义思想的同调。中国佛教学者，绝大多数在出家以前，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学习、钻研、接受佛教理论，这种知识形成的层次、程序和结构，必然深刻地左右这些僧人对佛学的理解。
（三）传统宗教迷信的作用。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早已形成以天帝和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信仰，在汉代又产生道教，这都在一方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征。为了迎合中国的社会风尚，一些僧人采用流行的迷信观念，以吸引群众。天台宗人慧思甚至试图将佛教和道教的壁垒打通，使成佛和成仙合二为一。
（四）传习和融会过程中语言和思维差异引起的变化。汉语和印度梵文不同，单音节，并非字母拼成，缺乏语尾变化，无所谓语格、文法上的各种形式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通过单独的词来判断它的确切含义，而必须通过前后文的相关意思来判别其真实意义。语法的组织结构不同，直接影响思维方式。印度佛教经过中文的翻译传播，被消融于古代汉语的思维形式中，某些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也就消失了。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全面的作用下，中国佛教形成了不完全相同于印度思想的学说，开创了一种近乎新的思想境界。
三、几点初步的看法
（一）佛教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和思想，中国佛教在形态、方法和理论系统上都存在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种变化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来源于民族的心理意识、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这里我们想着重指出的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长期宣传、教育、熏陶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意识，具有对外来思想转化的力量。因此，佛教各宗派的流传兴衰，往往与是否具有民族性直接相关。一般说来，民族性质愈少的宗派，很快趋于衰落，民族性质愈多的宗派，则能较持久地兴盛不衰。
（二）中国佛教三大特质的形成，大体上先是在早期对外调和儒道，继之是隋唐时代的对内融摄，并由繁转易，随后自宋代起，调和倾向愈来愈全面，愈来愈强烈，以致愈来愈失去原来印度佛教的本色，而几乎归属于儒家，成为儒化的佛教了。中国佛教三大特质可以归结为适应性、应变性的特征，这是中国佛教得以延续的原因，也是中国佛教日益改变印度佛教面目的原因。中国佛教的应变性，除了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外，还和中国佛教的地位与力量直接有关。中国佛教在封建社会始终未占正统的地位，尤其是在传入之初和宋代以来，佛教势力或者弱小，或者衰微，其调和色彩就更为突出了。
（三）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取和改造的过程。佛教的若干理论为道教所大量摄取，佛教的般若理论也丰富了魏晋玄学，佛教的心性学说也被一些儒家学者援引为伦理思想的补充，宋以来更被理学所融化。外来佛教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看来需要合乎两个条件，一是有独特之处，二是适应原有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佛教的因果报应、心性理论和修养方法就是合乎这样的条件而被吸收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