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里面，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他说：“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他此地主张史料以外应该另有通史。这真是郑樵独到的特见。只可惜他的遗著，除《通志》以外，并不很多；而且就此区区亦还要让七百年后的章实斋来代他鼓吹，来代他发挥光大。这是郑樵的不幸。不过我们就《通志》看来，郑樵所主张的通史可以说是“司马式”的通史，充其量不过打倒了班固以后的断代。至于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这是章氏青出于蓝的卓识。他的伟大，就在这种地方。
章氏心理里面所抱的通史观念，我以为在《文史通义·答客问》那篇文章里面最发挥得透辟。他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观念纯粹是我们现在中外史学界共同努力而又还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寥寥几句话竟把通史这个观念全部活现在纸上了。至于通史的利弊和通史编纂的沿革，他在《释通》篇里面说得很合理叙得很详尽，我因为这两层比较的不重要，所以不去引他的原文了。
但是事实上章氏对于通史观念的表示，并不止上面所述的这一点；我以为他另外还有两种表示，很可以证明他对于通史的观念非常看得重要。我以为第一种是消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郑樵《通志》和袁枢《纪事本末》两种著作的极意推崇。我们知道章氏对于史学很是自命不凡，同时批评别人亦很是不留余地。我们看他批评史学家如欧阳修，文学家如韩愈、苏轼、王安石，哲学家如戴震、汪中，何等苛刻；至于袁枚这样人更是不在他的眼里了。料不到他对于郑樵和袁枢两人的崇拜竟几乎弄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他竟称郑氏的著作为“为世宗师”，称袁氏的著作为“神圣制作”。这不是因为郑袁两人是通史专家所以章氏引为知己么？章氏本亦很知道《通志》和《纪事本末》两书的本质很难叫人家满意；所以他说《通志》是“实不副名”，《纪事本末》是“本无深意”；但是因为他们能够“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他们是“通史家风”，所以他不能不崇拜他们，不能不极口赞美他们。
第二种我以为是积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纪传编年两类正史主张另编一种别录去补救他们的缺点。他好像觉得我国以前的史料既然都保存在纪传和编年两类史籍里面，我们要在根本上去改造他们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亦不必这样办。但是他们的义例虽然很精，文章虽然很富，而史的宗要却很难追求，这是因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的缘故。所以他主张在诸史目录之后另作一篇别录附上去。他说：“诚得以事为纲，而纪表志传之与事相贯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治史要义，未有加于此也。”他这种整理我国旧史的方法，如果能够实现，岂不是可以做我们更上一层达到中国通史的理想境地的津梁么？
所以我以为我们假使把章氏对于通史的学说综合起来，考察一下；那末他对于通史的观念或者可用下面几句话代他表示出来：
通史这种著作要能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编纂通史的方法要能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记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叙述通史的文章要能够不落旧套，“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我们一定要这样办，我们才可以希望得到一部理想的通史。所以他说：“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对于通史的观念真是明确极了，他的说明亦真是透辟极了；何以他的学说到如今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竟没有过一个知己，还要让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来竭力鼓吹和表扬呢？我以为通史的性质神明变化经纬纵横，原来是一种“心知其意，传诸其人”的东西。纪昀在《〈通志〉提要》里面曾说通史的编纂“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我国通史一类著作的缺乏，和章氏学说的“曲高和寡”，原因恐怕就在这里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三个大供献，我以为就是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完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章氏自己曾说他的《原道》和淮南子、韩愈两人的《原道》不同；我以为我们亦可以代他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天人之际”和汉代儒宗董仲舒辈根据阴阳五行而产生出来的“天人之际”，真正是风马牛的不相及。现在让我来把他这一说略略的疏解一番。
章氏在《文史通义·史德》篇里面说：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章氏此地的意思就是说精于史学的学者应该辨明什么是客观主义，什么是主观主义；应该纯用客观主义去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不应该参杂丝毫主观的成见。这是章氏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学说的一个大前提。
但是他说：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虽然寻常都多少抱有辨别是非的识见，但是这一些些辨别的能力要应用到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原理上去，决是不够。
他又说：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说：历史的内容是人类的事实，事实的外表就是史文。历史家研究人类事实的时候，看见他们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当然免不了出入予夺和往复凭吊的心理作用，因此就免不了生出气和情来。这种气和这种情就是史学上主观主义的两个原素。这两个原素尽量在史文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绝顶的好文章。但是这里面有客观和主观的不同，我们应该辨别清楚。
他又说：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
此地的意思是说：凡是人类总不免有气，不免有情。换句话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这是无可避免的东西。
照这样说来，那末我们人类岂不是永远不能得到一部平心静气秉笔直书的历史么？章氏以为不至于这样的；他居然提出一个调剂的办法来。他说：
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观里面的气本来是违理自用的，倘使能够合于理，那就是客观的了。主观里面的情本来是汨性自恣的，倘使能够本于性，那就是客观的了。章氏此地主张用合理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气，用本性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限制我们感情的冲动，那末我们主观里面的气和情，自然可以和客观里面事实的真相两相印证，两相符合了。
章氏还要再进一步来说明什么叫做合理的气，和什么叫做本性的情。他说：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合理的气是我们燕居的气；至于因感而生的宕的，激的，和骄的气，都是不合理的。本性的情是我们虚置的情；至于因感而生的流的，溺的，和偏的情都是不本性的。不合理的气和不本性的情都是由感动而来，不知不觉的伏在我们的心理中，发表在我们的文章上，我们应该注意他们。他的结论就是要我们“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章氏所说的话虽然不一定和现代心理学家完全相合，但是他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分别看得这样清楚；他对于主观里面两个原素的分析和性质，说得这样彻底；他对于限制主观达到客观的办法想得这样周到；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到万分；我近来再去翻看德国海尔达尔（Herder）的“观念”说，海格尔（Hegel）的“民族精神”说，英国白克尔（Buckle）的“文化进步的定律”等等“历史的哲学”，我总要发生一种感想，觉得他们的见解太是肤浅，太是没有实质上的根据。就我个人研究世界各国史学名家所得到的知识而论，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至于我此地对于章氏发表出来的气和情，有没有不合于理和不本于性的地方，那只好请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指教了。
我对于章氏史学上的供献见得到的虽然还有几点；但是我以为关系比较的不很重大，所以不再列举下去了。至于章氏在我国学术上别方面的供献已经经过适之先生的全部研究，而且已经在这本《年谱》里面发表出来，我亦不必再去画蛇添足了。章氏生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的中国，当然免不了受当时学术上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有许多不能使我们现在学术界中人满意的地方。关于这一部分，亦已经有适之先生合理的批评，我更不敢再做狗尾续貂的功夫了。不过我觉得这本《年谱》里面还有几处地方，虽然不很重要，但是值得我们略略的再加以讨论。
《年谱》五十三岁条下：适之先生认章氏把掌故列为方志里面的专书确是章氏的一大供献。我以为这一点根本上算不得一种供献，因为我国自唐宋以来早已有杜氏、郑氏、马氏辈所著的《三通》了；所以掌故列为专书无论是在国史里面或者在方志里面并不能算是章氏的特见。倘使掌故已经列为专书，那末在正史里面当然不必架床叠屋过于详细。适之先生以为章氏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所以说章氏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章氏对于《新唐书》以下的批评是可笑的“梦话”。我以为此地适之先生自己有点弄错了。章氏明明主张方志立三书，就是志，掌故和文征；这三书都应该列为专书的。章氏并没有单单说掌故是重要的；他实在说掌故应该列为专书的；所以他的主张和批评并没有矛盾，并没有闹成笑话和梦话。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很赞美章氏《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书》。他说“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之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我以为适之先生有点不免用文学的眼光去赏识这篇文章，所以他对于中间那一段文字只截取了五句话，说是章氏叙修志时种种困难。我以为这一段文字的价值并不止这一点。这是一段对于我们现在所谓“历史研究法”的极简括而且极精辟的纲要；他把历史研究法里面所谓“搜罗史料”、“参互考订”、“断定事实”和“编比成书”的各种重要步骤和历史家进行这种工作时的甘苦，都在这寥寥三百余字里面完全表示出来了。这亦本是章氏对于史学上的一种供献，我们不应该轻轻的放过他。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以为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这篇文章用意立言皆深可佩服，而实斋乃作长文驳他：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我以为适之先生这句话不但嫌她轻薄，而且亦不很合理。因为我国学术界中“卫道”的先生们不止一个章氏，而且我们又明明知道章氏是宋学里面比较“开明”的一个人；我看适之先生在《年谱》里面很有几处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能够原谅章氏的地方，何以在此地独不肯放松他一点，要说他是绍兴师爷的见解呢？
此外《年谱》里的书法，有时称章氏为先生，有时又称他为实斋，我觉得这种随意杂举的办法，不但嫌他义例不纯有背章氏“临文而称先达，则必著其名讳，不可泛称字号，使人不知为何人也”的主张，而且容易使读者得到一种玩弄前辈的印象。这一点关系虽小，但是我以为我们在传述文字上既本春秋家学，法度却不可不严。
我研究章实斋所有的心得不过如此；我拜读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以后要想提出讨论的意见亦不过如此；我很怕不能满足两位先生委我作序的一番好意。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章或者可以当做我自己从前对于章氏研究得很肤浅的一篇忏悔录；倘使这一个目的果然能够达到了，那我就要谢谢适之、达人两位先生，能够给我一个这样好的机会。
最后我还有两个愚见要提出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商榷。达人先生曾经告诉我说他想另作一部章氏史学的书。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章氏的史学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他。不过我以为达人先生对于章氏可以走的有两条路：或者仿“记注”的意思重编一部赅备无遗的《章氏遗书》，或者仿“撰述”的意思作一本最多十万字的《章氏史学》，我们似乎不应该再闹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笑话。这是我想供献给达人先生的一点愚见。不知道适之先生以为怎样。
还有一点，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国”字来做保镖的武器。你看中医一道现在叫做“国医”了；技击一门现在叫做“国术”了；甚而至于中国的饭铺亦叫做“国菜馆”了；这都是“国学”两个字引出来的流弊。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供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
民国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何炳松 于上海闸北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