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次大规模移民，加上三十六年(前211)“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迁徙民户达26万家，足见牵动社会面之广。设想当时迁徙时的场面，主要交通干道上，当形成行人与车马的洪流。这几次移民虽然有拜爵赐复的补偿，但仍然属于强制性移民。
汉初，仍继承秦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的政策，“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娄敬建议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这一建议为刘邦采纳，“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小颜云‘今高陵、栎阳诸田，华阴、好畤诸景，及三辅诸屈诸怀尚多，皆此时所徙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楚昭、屈、景”，“‘景’下缺‘怀’字”，其说是。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不仅“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而且“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五年夏五月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以赋役优待吸引诸侯子居关中。“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十二年三月诏：“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班固《西都赋》描写长安地区吸引各地移民而形成的繁盛景象：“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八方移民经历不同的迁徙旅程集中到长安，使这一大都市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武伯纶曾总结五陵人物的文化贡献，指出：“他们都以迁徙的原因而列于汉帝诸陵。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民族)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这无疑是中国汉代历史上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武伯纶：《五陵人物志》，载《文博》，1991（5）。武伯纶还指出：“对这种人物的流动促成的汉代某些地区文化的扩散和融合现象，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如果加以研究，将会更加丰富汉代的文化史及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并有新的发现。”
应当注意到，贵族豪富多有侍养从卫左右的依附人员，因而不能以一般民户的平均口数推算其人口。汉惠帝三年(前192)六月，曾“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书·惠帝记》)。显然，长安诸侯王、列侯徒隶的总数当远远超过2万人。至于妻妾侍女，“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而“奴婢垂拱遨游”(《盐铁论·散不足》)，数量更为惊人。
西汉时，徙陵邑实关中已多采用“募徙”方式，并往往“赐钱田宅”(《汉书·昭帝纪》)。然而《史记·游侠列传》记述：“及徙豪富茂陵也，(郭)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可见所谓“募徙”，所谓赐钱、赐田、为“起第宅”，依然不能掩盖强制性移民的实质。
秦徙民实边的政策，汉代依然得到继承。
汉文帝时，晁错曾提出募民徙塞下的建议，“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行(《汉书·晁错传》)。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二年(前127)，出击匈奴获胜，“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是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另一次大规模向北边移民，是元狩四年(前119)“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作“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史记·平准书》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既然“虚郡国仓”“犹不足”，何以徙至边地后可“衣食皆仰给县官”呢？如若不是边地仓储远较内地充盈，即说明“犹不足”、“尚不能相救”者，并非移民的真正原因。组织此次移民的出发点，可能还在于“实边”即进一步充实边区。《汉书·武帝纪》：“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一般以为“会稽”二字为衍文。。
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新开置25郡建元六年(前135)开犍为郡，元朔四年(前125)置西河郡，元狩元年(前122)置陈留郡，元狩六年置临淮郡，元鼎二年(前115)开朔方郡，元鼎三年置安定郡，元鼎四年置弘农郡，元鼎六年置零陵、武都郡，开越嶲、牂柯、南海、郁林(故秦桂林郡，属尉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故秦象郡)，元封二年(前109)开益州郡，元封三年开乐浪郡，元封四年开玄菟郡，太初元年(前104)开张掖、酒泉郡，太初四年开武威郡，后元年(前88)置敦煌郡。，《汉书·武帝纪》又记有7郡。元朔二年(前127)置五原郡，元鼎六年(前111)置珠厓、儋耳、沈黎、文山郡，元封三年(前108)置临屯、真番郡。新郡绝大多数为四边新区，初置多以移民充实之。以北边新郡为例，除前引“置朔方、五原郡”同年即“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外，元狩四年(前119)新置西河郡，当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西河郡即被作为安置移民的重点地区。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天汉元年(前100)“发谪戍屯五原”(《汉书·武帝纪》)，都是以内地移民充实新郡的历史记录。对于北边军事形势和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汉武帝所置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家一般认为其人口基本是内地移民。参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166~167页。汉武帝时代的移民运动，以其民数之多，地域之广，组织之有序，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有关边地移民的内容，例如，
信迫秋月有徙民事未(16812)
月有徙民事□□□(18819)
有“始建国天凤”简文，内容可能为数术书的王莽简，亦可见所谓“五月移徙吉凶”(EPT5：57A)。大约在注重边备的年代，移民长期被作为充实边防的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