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制性移民
秦汉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的强制性移民，民户之多及地域之广，均形成空前的规模，成为高度专制的政体下形式独特的交通现象。
商鞅专政时，曾将所谓“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商君列传》)。移民于边区及新占领地区，是秦国传统政策。《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秦以此巩固政权，扩大秦文化的地域影响。秦王政八年(前239)，“王弟长安君成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是由东边迁至于西边。九年，平定嫪毐之乱，“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则尽迁之于南境。十二年，吕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史记·秦始皇本纪》)。被强制迁徙者，或说“数千人”，或说至于“万家”。司马贞《索隐》：“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张守节《正义》：“若是三晋之人，逐出令归也。”“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本汉中房陵县也。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秦灭韩，又曾“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汉书·地理志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仍沿袭徙民实边的政策，而规模又超过前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徙民于北河、榆中，耐徙三处，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表》云徙于北河、榆中，耐徙三处，拜爵一级”，而系之于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句下。
南北两个方向大规模“发谪徙边”，讨论其意义，不能忽视当时的交通条件。汉文帝时，晁错上言守边备塞事，曾说到秦时徙边“行者”的艰辛：“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汉书·晁错传》)
秦始皇发谪徙边，是中国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所谓阴阳寒暑以及“其人密理”、“其人疏理”的议论，已经涉及中原与南北边地的文化差异，以及“以谪发之”的“行者”以交通实践跨越不同文化区的意义。《史记·南越列传》说，南越王尉佗原本为真定人，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末“中国扰乱”，乃“急绝道聚兵自守”。《汉书·高帝纪下》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五月诏：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
肯定其以“中县”文化改造了“粤人之俗”。秦时“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然而中原先进文化却因此传布到南国，使当地社会面貌得到“甚有文理”的称誉。《史记·匈奴列传》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秦人徙北边者，曾经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区界向北推移。《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大约所谓“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者，可能只是脱离了边防军事组织，而因“中国扰乱”，未必都回归故土。赵、齐、卫、楚移民在北边建设及中原文化与草原游牧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都曾发挥积极的作用。
“迁”、“徙”、“流徙”成为应用频繁的治罪刑罚，正是自秦汉时期始。“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华阳国志·汉中志》)项羽立刘邦为汉王，曾与范增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史记·项羽本纪》)都说明交通路途之险恶，被作为借以惩罚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原本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可见其迁徙行程之艰辛。而多有司马迁称述之“贤人”，正是以此为代价，终而取得成功，成为“千金之家”：
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强制性迁徙这种原本与苦难相联系的交通现象，竟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移动与文化的交流，使得原先各有阻隔的地区之间，物质生产水平趋于接近。
秦王朝还曾组织另一种形式的大规模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
(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