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英雄？英雄可以是顶天立地的，也可以是侠骨柔情的；可以是才华横溢的，也可以是勇猛无敌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不同的时代，对英雄也有着不同的定义。
提到“英雄”二字，人们总是会想起《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煮酒论英雄，那么自古以来到底何谓英雄？
英雄是豪情万丈，冲杀战场，披荆斩棘，所向无敌；英雄是胸怀天下，以苍生百姓为己任；英雄是坚贞不屈，铮铮铁骨，永不言弃；英雄是满腔大志，一呼百应，万民敬仰；英雄是气宇轩昂，胆识过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英雄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司马迁宫刑受辱，发愤著《史记》，写就“史家之绝唱”，他是英雄；曹操运筹决策，纵横宇内，乃超世之杰，他是英雄；郑和七下西洋，展非凡才能，扬中华国威，他亦是英雄。
望漫漫岁月，叹历史变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屈辱是一种财富
司马迁，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当他带着鸿篇巨制《史记》穿越千年时空，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审视这个历史巨人？如何去评价这位时代的英雄？苍白的语言，难以名状的心情，也许最简单的叙述、最接近真实的还原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司马迁，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人。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史记·太史公自序》）。龙门，传说大禹曾在此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他从小深受父亲司马谈的影响，饱读诗书，20岁开始云游四方，访问了许多遗老，考察了众多名胜古迹，了解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事、逸闻以及地方风俗习惯、神话传说。子承父业，他继父职做了太史令，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编写《史记》。后因为李陵事件触犯龙威，被处以宫刑，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屈辱。但他忍辱含垢，在狱中坚持写作，直至遇赦，改做中书令。53岁时终于写完了《史记》，为世人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所著的《论六家要诣》一文，对先秦各家的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独特的评论。源远流长的家学对司马迁后来的治学道路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迁近10岁时随父亲迁居长安，后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尚书》。19岁为补博士子弟。这一切使他具备了较为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文学功底。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为史官，史官的重要职责就是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书写成文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的借鉴。他的父亲司马谈就一直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历史著作。自从司马谈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作准备。但是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他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帮助他早日实现这一宏愿。
于是，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20岁那年，司马迁“循行天下”，开始了全国漫游。他到过浙江会稽，访寻大禹治水的遗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悼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曲阜，拜仰孔子讲学的圣地。他的足迹还遍布丰沛、大梁、薛地，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他在游历中感受历史的沧桑变化，领略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
漫游不仅开阔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还使他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还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都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遭受宫刑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他含着泪嘱托司马迁：“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这一番嘱托使司马迁颇受震撼，他真实地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官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立志要完成父亲毕生的心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资料的整理也是一个繁杂的工作，当时的藏书和档案都杂乱无章，司马迁必须从大堆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寻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就这样日复一日，呕心沥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落下闳、邓平等20余人，改革了历法。经过这些专家的反复计算、论证，终于在这一年的五月制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将原来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改为以正月为岁首，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加入历法，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期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135个月的日食周期。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问世以后，一共行用了189年。
司马迁一直铭记父亲的遗愿，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也写出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就这样，他在主持历法修改的同时，开始着手《史记》的撰写。
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一场巨大的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攻打匈奴，结果大败而归。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任骑都尉，带领了5000名步兵开赴前线，这5000名将士个个英勇善战，起初打了几次胜仗，消灭了几倍于他们的匈奴敌人。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匈奴单于亲率3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包围，尽管李陵箭法高超，将士们奋力拼杀，但双拳难敌四手，后面又没有任何援军，矢尽粮绝，最后只有400多汉兵突出重围，李陵被捕后投降。
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召集大臣，议论李陵的罪行。朝廷的文武百官纷纷斥骂李陵投降可耻，只有司马迁默不作声。汉武帝便询问司马迁，想听听这名史官是怎么看的。司马迁看到安享富贵的朝廷大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竟然毫无同情之心，便直言不讳地说道：“李陵亲率5000名士兵深入敌后，转战千里，奋不顾身为国家效力，倾其所有，矢尽道穷，手持白刃与敌军拼杀，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如今他虽然陷于失败之中，但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投降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盛怒之中的汉武帝哪里听得进这番进言，李陵兵败，实则是因为汉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让汉武帝认为这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攻打匈奴却屡屡战败的李广利，也就是侮辱了圣上。于是司马迁被打入了大牢。
司马迁被关入监狱后，案子落到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逼供，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不久，有传闻说李陵带着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司马迁也因此被判死刑。
按照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50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家境清贫，哪里拿得出50万钱赎罪，可是接受宫刑将会是奇耻大辱，他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上？还不如一死了之。但当他想到父亲临死前的遗愿，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此结束宝贵的生命，他如何去见九泉之下的先人？而作为一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于是，司马迁毅然选择了宫刑，“隐忍苟活”，在修著历史中延续生命。
发愤著《史记》
“天将降大任于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司马迁在监狱的恶劣环境下仍然坚持写作，终于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巨著。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花费了16年的时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是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将其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了《史记》。
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是作为史学著作，还是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史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3000多年的历史，总共103篇，50多万字。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王或实际统治者的政绩，是全书的大纲，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首脑，他们的纪传称为“本纪”；“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之处；“书”，是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这五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由此开创的“纪传体”体例，成为历代正史通用体裁的原型。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就未曾停止过，由此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随着专门的史学著作的增多，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
《史记》也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本人，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他文学修养深厚，艺术表现手法极高。《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由人物传记组成的，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能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司马迁传神的笔下，我们似乎身临其境，看到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有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有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有不居权位而声震天下的侠士，有“为知己者死”血溅五步的刺客，还有无数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故事结构紧凑，高潮迭起，秩序井然。文字淳朴简洁，变化多端，感情充沛。
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初目标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所反映的时代变化、人物关系、社会矛盾、思想境界，将永远令世人回味。
司马迁之死
司马迁将无数历史人物的故事写入了《史记》，使他们得以流传千古，但是东汉班固在所著的《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传时，连他的生卒年月和死因都只字未提。一部《史记》耗尽了司马迁的心血，但是《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又去了哪里了呢？他到底是怎么去世的呢？班固在《汉书》中关于司马迁的死只有几个字：“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对于司马迁的死因，班固为什么不能秉笔直书？集众人之说，死因不外乎自杀和他杀。
有人认为司马迁宁受宫刑也要苟活于世上，是因为要完成《史记》的撰写，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冬，司马迁写下了《报任安书》，此后，便销声匿迹了。在这封书信中司马迁已经透露出了自杀的念头。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任安因为受一个案件的牵连，正被羁押在狱中，随时可能被处斩，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可能要死的人写下如此的长篇大论呢？他在书信中抒发了自己遭受灾难的满腔愤恨，并叙说了自己忍辱苟活于世的原因，还提到了对死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书信的结尾处，还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即是盖棺定论，一切留给后人评说。信中也透露了这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巨著已经完稿，也许再忍辱存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向朋友表明心迹后，便自杀了，而这封《报任安书》可能就是一封遗书。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再次下狱死的。东汉学者卫宏在他的《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武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写《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写《报任安书》的当年。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正常死亡。桓宽《盐铁论·周秦》记载：“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受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方士及众神巫聚集京城，用妖术迷惑众人。女巫在宫中来来往往，教宫中的妃嫔们念咒，汉武帝刘彻大怒，从诛杀后宫妃嫔到诛杀大臣，所杀数百人之多。后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里大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11天才收兵。自此“巫蛊之祸”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