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者想效仿前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然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想法自然是与时代的节拍格格不入的。因此，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其在民盟中央、国务院专家局、国家民委、中央民院的一切行政职务均被撤消，只保留教授职位。十年浩劫中，费孝通被打成“人民的敌人”，扣上“牛鬼蛇神”，“臭老九”的帽子，受到红卫兵批斗。1969年，费孝通被送往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费孝通学会了种棉花、锄草施肥、盖房子等农活。虽然不能搞学术研究，但也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社会生活体验。还有那么多平时难得一聚的知交好友，也是苦中有乐。每日粗茶淡饭，费孝通和大伙常常有说有笑，吃得很香。1972年，费孝通从干校返京，偶尔参与接待海外来华访问的学者专家，主要与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等人翻译海斯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社会学，指出，“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78年，费孝通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同年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该年出席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学术、庆祝等活动。1979年，68岁的费孝通毅然接受党和人民交托的重任，担起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重任。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一批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社会学工作者，为中国保存了社会学火种，使得它很快在适宜的土壤里迅速生根、发芽。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回到故乡探访江村。此后十多年里，费孝通每年都要回家乡访问调查。并将吴江定为社会调查基地，长年有他的学生在那里蹲点。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一个热爱乡土的吴江人，60年来，尤其是至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他记录下的吴江的发展历程，无疑最具真实性和科学性、借鉴性和启发性，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1984年开始，费孝通把考察重点从东部沿海各省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在全国政协和人大的支持下，他到各地实地考察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他的研究队伍跨出了江苏，并分成两路。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四川、湖南等地。90年代初，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又在此基础上向另两路推进。一路是沿海岸线北移，经环渤海湾进入东北地区，考虑建立参与发展东北亚经济的基地问题，另一路是沿欧亚大陆桥由东向西进入中部地区，研究沿大陆桥建立经济走廊的条件。他在频繁的东西穿行、南北挺进的实地调查中，提出并发展了“区域中心说”和经济区域发展理论。尤其是当他看到祖国的东部地区获得改革开放的机会而迅速发生变化，农民生活日益走向富裕的时候，他自觉地联想起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他们的生活问题，于是他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边区开发研究。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区域，东西部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差距，同时也是民族差距。因此西部的发展，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发展，西部的繁荣，也就是少数民族的繁荣，西部的自立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自立。他在边区开发研究中分析了政府过去用“补贴”的“输血”办法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财政困难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向边区投资，用发展产业的“造血”办法扶持少数民族自力、自主的许多正确建议。他常为少数民族同胞长期未能摆脱贫困而深感忧虑，希望“偏心”为他们生活的改善多做点实事。“行行重行行”。他行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就把致富的信息和主意传递到哪里。10多年来，他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它们所在的省、市、县、乡、镇干部分析贫困、落后的原因，挖掘当地潜在的优势，提出致富的途径与办法，帮助联系、组织解决实际困难(智力、技术、资金等)。1984年夏秋，费孝通在内蒙古和甘肃调查时，将内地、特别是边区与沿海地区相比较，看到东西差距太大了。令他忧虑的是，如果这种不平衡发展持续下去，将会给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他认为东西差距是关系国家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在实际考察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和必然要求建立的经济联系。据此，他在1987年首先提出建立临夏(甘肃)——海东(青海)经济协作区的建议。尔后，他的思路更加开阔，在实地调查中对中国本世纪末21世纪初怎样实现全国协调发展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宏观设想。从1988年到1995年的8年间，他集思广益，组织研究，由民盟中央陆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10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或设想。
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中对小城镇考察所写的一系列文章，1984年由新华社结集出版。题为《小城镇大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书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本小册子值得一看，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费孝通在《从事社会学50年——答〈中国青年报〉问》一文中，说：“我并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建立了中国的社会学，达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目的。更不能说我自己懂得了中国社会。能说的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经想从事于建立这门学科，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还认为正确的道路——到中国现有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代替我们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从这一段朴实无华的话语中，可见这位杰出的中国人类学家始终怀着对民族、对人类的高度责任感和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风范。
1988年秋，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请，参加唐纳（Tanner）演讲会，作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的主题演讲，提出了他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该演讲稿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这部著作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其来龙去脉，是利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研究中华民族的第一部论著。1990年，该书荣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十多年来，在该书的影响下，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众多知名学者，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形成理论，纷纷在国际国内召开“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学术讨论会，研讨费孝通提出的这一重要理论课题，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并且形成学术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包含三个层次的民族认同：其一，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无论属于中国哪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中国各民族既是平等的兄弟民族，又结成了体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实体，即中华民族；其二，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兄弟民族都是平等的，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其三，56个民族中又有若干具有地区性语言、文化等特点的民族群体。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一理论成果是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一个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开拓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及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推进，不仅对中国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作用，而且对提高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自觉意识，增进民族团结和中国的完整统一，也是重要的学术思想武器，为今后解决更为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20余年来，费孝通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写下了很多个人生活回忆录或学术自述性质的文字，相关的还有许多纪念与他有交往的人物的文章，后结集为《行行重行行》出版。如今，费孝通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仍老骥伏枥，关注着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1993年金秋时节，费孝通重返故里，看着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老来依然一书生》。诗云：
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难尽笔下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
只有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怀有责任感的人，才有这种不满足感。这正是他关怀社会、关注人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点评】
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等人为代表的一代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一批有志于此的青年，正是在这股学术新风气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费孝通就是其中有杰出成就的一位。他曾说：“我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30年代中期，是从农村调查开始的。无论是在中国东部的鱼米之乡江苏吴江，还是中国南部的广西大瑶山，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广大农民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陷入食不果腹的极端贫困的境地，这使我得到一种认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由此产生了用一切努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为我日后毕生‘志在富民’的志愿打下基础。我的学术工作也只能说是这个志愿的实践。”费孝通这一志向实际上体现了东亚学术学以致用的传统风尚。在他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学实践中，他始终立足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涉猎的领域包括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变迁和发展到少数民族、小城镇等各方面。他的学术活动，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起伏跌宕的人生旅程，不仅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费孝通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杰出社会学家，同时亦是一位文采飞扬、终生笔耕不辍的散文家。其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尽管他自己从不以文艺作家自居。从14岁开始写作以来，他一生写下了大量随笔、游记、杂感等，这些文章或写景、或怀人、或叙旧、或抒情，无一不是他对人生、对社会思考后的结晶，无一不是他观察研究社会的一种方式。
从8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20多年中，国内一度掀起费孝通学术研究热。人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他所从事的人类社会学。1981年11月，费孝通赴英国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费孝通作了《三访江村》的演讲。他说：我在学术上所做出的成就，决不敢与接受过这枚奖章的任何一位学者相提并论。“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光荣榜上开始列入中国人的姓名时，我感到衷心喜悦。这表明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学者们怎样重视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将有赖于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这位在中国人类学乃至世界人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却是那样谦虚，那样的不满足。60多年来，费孝通始终勤奋耕耘在中国社会学这块年轻的土地上。他满怀着对民族对人类的热爱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计风雨，不论春秋，无怨无悔，孜孜以求。他那老不知倦的学人情怀，他那清澈睿智的文化思想，他那热情洋溢的语言风格，他那谦虚严谨、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更是对我们今天所有学者的一个启迪。
他是现代中国学者应该学习的一个典范。
（李庆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