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王同惠于1935年8月结婚。夫妻二人在蜜月中完成了法文版《甘肃土人的婚姻》（许让著）的翻译整理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合作翻译的中译本几经辗转，一度失落，直到1997年才得以面世。婚后不久，这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怀揣着“研究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写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的远大理想，踏上去广西大瑶山的旅程。他们此行的明确任务，就是对今天的金秀瑶族自治县一带瑶族各支系的族源、语言、民风礼俗、信仰、典章、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以及多发病方面作一次翔实的调查研究。一路上，他们将所作的社会调查情况以《桂行通讯》为题写成文章，这些文章相继刊于《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报刊。就在此时，不幸却悄悄降临了。12月16日，费孝通和妻子转移调查地点时，他一脚踏进了猎人设下的捕兽陷阱，身负重伤。王同惠心急如焚，在翻山越岭寻求救援的途中，不幸坠落深渊溺水身亡。一位富有才华和责任感的女社会学工作者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出了生命，一段被吴文藻称为“最理想，最美满”的婚姻突然间终止了，终止得令人不相信它的真实性。“结合只有108天，正如春天的露水一般，短促得令人难以忍受。”痛失爱妻，使费孝通身心遭受严重创伤。但他深深懂得，只有沿着妻子未走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才是对她最好的缅怀和纪念。1936年春，费孝通在广州柔济医院一边养伤，一边将他和妻子对大瑶山花蓝瑶的调查资料整理编写为《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该书全面地向中国和全世界首次介绍了瑶族的社会组织，在社会学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并被吴文藻誉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同年6月，费孝通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回到家乡吴江县休养。其时，费达生正在一个村子帮助农民“复兴蚕丝业”，她便邀弟弟去小住。这个村子，就是开弦弓村，费孝通给它取的学名叫江村。他在《重访江村（上编）》中曾写道：“那时我刚从广西回乡，在瑶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合作丝厂。她约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吴江，位于苏杭之间，地处太湖流域腹部，大运河从其侧日夜不息地往前流淌。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使其境内河渠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桑园稻田，小桥流水，渔翁鸬鹚，草长莺飞，呈现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今天的吴江人又加上一句“苏杭中间有吴江。”而它所走过的历程，也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发展。吴江的别称还有：青草滩、松江、松陵、笠泽、枫江、鲈乡等。松江、垂虹、鲈鱼，堪称吴江三美。垂虹，即横跨在吴江上的垂虹桥；江中特产鲈鱼鲜美肥嫩，闻名中外。范仲淹有首名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写的就是这里。松江、鲈鱼，它不仅是历代文人所咏唱的主题，更是游子思乡的美好寄托。开弦弓村，便是吴江众多村子中的一个。因境内有一条小清河形似绷紧了弦的弓而得名。江南美景如画。然而在旧社会，农民们虽生在鱼米之乡，丝绸之乡，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吴江土地少，农民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蚕丝业。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再加上农民不懂得科学知识，使得蚕丝业日益萧条。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从小立志帮助家乡人民振兴蚕丝业，她14岁即进入一所女子蚕校学习，后又留学日本。几十年来，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家乡的蚕丝业，殚精竭虑，无怨无悔。乡亲们都尊称她为“费先生”。她对乡土的挚爱，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亦深深地感染并影响着费孝通。他利用养病的一个多月时间对开弦弓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为他《江村经济》一书写作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1936年来到开弦弓村作社会调查开始，六十多年来，费孝通曾先后30多次回到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他说：“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近50年的比较资料。”
1936年9月，费孝通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在其导师——著名社会学家B·K·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攻读社会人类学。1938年夏，费孝通根据在开弦弓村所掌握的实地调查资料，完成了题为《中国的农民生活》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次年，费孝通的这篇博士论文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称《江村经济》。该书以江村调查为契机开创了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社区范围内的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先河，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称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调查的方法基本上是瑶山调查方法的延续。但在写作《江村经济》的过程中，费孝通逐步感受到理论指导对实地调查的作用，他认识到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而没有意义的。传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为文明和野蛮，而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的化外之民为己任。本民族的人类学者研究本民族的人类学则被视为十分困难的工作，因而很少有人去涉足。费孝通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一员，在本乡本土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离开了欧美人类学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了“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在这本书中，费孝通提出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并将造成这种悲惨局面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土地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权力。他在后来的《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中，继续阐述了解决中国农民饥饿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适宜农村的多种多样的副业和乡村工业(乡镇工业)。同时通过对江村的追踪研究更上一层楼，研究小城镇，指出“小城镇、大问题”，探讨了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他认为，小城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发展不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小城镇不发展也不行。实践证明，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等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次年底，费孝通毅然离英返回战火中的祖国，先后受聘为云南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着手建立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指导学生们进行社会实地调查研究。1940年前后，昆明被日军轰炸。社会学研究工作站从昆明迁至呈贡的一座叫“魁阁”的古庙里。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辛是语言无以形容的，而战争年代在后方搞学术研究亦是困难重重。不说敌机轰炸，仅是物资匮乏、疾病饥饿就像一副沉重的担子日夜压在人们的肩上。费孝通在其游记《鸡足朝山记》中写道：“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就是因为怀揣着对科学研究的坚定信心，使许多像费孝通这样的学人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他在后来一篇《回忆亡友——人类学家陶云逵》一文中描述过在魁阁生气勃勃的学术生活，他说：“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点，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学术绝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之下的产物，它是要靠调查、要靠实践，要靠很多人的努力才能逐渐建立起来的。搞社会学不是一个人、一代人可以做好的。需要一批人，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从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时间中，费孝通的日常生活几乎都是在讲台——村庄——工作站中度过的。其间，他主要从事对西南农村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写下了上百万字的学术论文。如：《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土地继承和农村的粉碎》、《患土地饥饿症者》、《货币在农村中》、《农家费用的分析》、《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等文章。著作有《禄村农田》、《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民主·宪法·人权》等。其中，《禄村农田》被视为《江村经济》的姊妹篇。也是他从英留学回国初到云南昆明时，对禄丰县一个村庄作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除此，费孝通还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时评、政论、散文、随笔、游记等，或强烈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或针砭时事，或寓情寄意，或直书见闻。他的文章体裁多样，形式活泼，言简意赅，引起读者共鸣。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今日评论》、《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当代评论》、《大公报》、《生活导报》和《旅行杂志》等刊物上。1943年，费孝通应邀到美国访问，分别到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编译介绍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并将自己对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旅美寄言》一系列文章，发表在《生活导报》上。这些文章既是旅美游记，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对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所作的社会调查。1947年春，费孝通访英回国。这时，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在抗战结束后已分别迁回北平和天津，费孝通为清华大学续聘，北上执教。所著《重访英伦》一书由大公报出版。该年还出版了《生育制度》和《美国人的性格》，另发表近70篇文章，其中有《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杂话乡土社会》等系列。1948年，费孝通积极投身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动中。本年，他出版学术著作《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与吴晗、袁方等合著《皇权与绅权》。另还有大量时评、政论和一系列学术文章刊登在《大公报》、《观察》和《中国建设》上。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执行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进步的方针政策，十分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1950年6月，时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的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率团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历时半年。由此，他撰写《兄弟民族在贵州》系列文章，后结集出版。次年6月，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年，费孝通奔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考察，写有《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设工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等有关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是年，全国各大学取消了社会学系。费孝通在中央民院一边搞教学、行政工作，一边继续进行民族学研究。此后十年间，他曾先后到过呼伦贝尔草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内蒙草原等地作社会调查，撰有《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等一系列文章。关于如何进行民族学研究问题，1981年12月，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曾深刻指出：搞民族工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从共性中找个性。“我们要从各民族的历史形成的具体条件、发展的前途来区别不同的少数民族。这种研究才能适应今后的民族工作，使得民族工作改变一刀切或放任自流，而逐步地做到因族制宜，按实际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这不仅是一个长期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经验之谈，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民族学工作者应有的科学的民族学研究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