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实，人们给宋仁宗作了这样的历史评价：暮气沉沉，逸豫而无为。但他做皇帝竟长达四十年，是北宋王朝在位最久的一名君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尽管国家遇到若干内外事变，大局基本稳定，皇权并未旁落。这是为什么？从人事来说，有一批能臣辅佐，除任用文彦博、富弼、刘沆等人为宰相外，参知政事（副宰相）王尧臣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参与作用。
1.正直为臣，平易近人
王尧臣，字伯庸，应天府虞城（今属河南）人。生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先祖住山西太原，六世祖是唐代辉州（今河南辉县市）刺史，因遭世乱，移至砀山，（今属安徽），尔后又迁居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管辖的虞城。
王尧臣自幼聪敏好学，勤奋苦读，年轻时就知识满怀，学富五车。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科举，他应试得中，为进士第一，从此登上了做官的台阶。先任将作监丞，后去地方为行政长官，通判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京城招考，指名要他前往应试，由于成绩优异，名列榜首，没有经过其他官梯，直接选入集贤院为著作佐郎，集中每日时事，汇编日历，掌握和管理全国秘书图籍事务。王尧臣向来视事勤恳，认真不苟，官职变动因而频繁不止，著作佐郎后，又相继升迁知制诰、翰林学士、权司使兼端明殿大学士、群牧使、枢密副使，嘉祜元年（1056年）三月，委任户部侍郎，后又参知政事；嘉祜三年调任吏部侍郎，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直到辞世。
王尧臣是北宋中期的一大名臣，他的言谈举止，满朝官吏无不敬崇叹服。他从不个人说了算，每每讨论国家大事，不厌其烦地反复征求他人意见，耐心研究，细致切磋，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入朝向宋仁宗禀报政务，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口袋里只放一个材料，有成绩不说是自己的功劳，占为己有；有缺点和错误不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诿过他人。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官的架子，身虽居高位，和下层小吏谈笑风生。待人诚恳笃厚，真情相见，从不矫饰外貌，似是而非。他还是一位慧眼热忱的“伯乐”，所推荐的人才，为时名臣者甚众。憨态纯朴，公道正直，位高贵显而不忘俭约。兄弟互尊互敬，如胶似漆，时人均称之为孝悌者，众之楷模。
2.抵御西夏，胸有韬略
在中国历史上，王尧臣不但是北宋著名的学术家，也是一位晓方略、尽心干事的军事家。仅就北宋抵御西夏来说，他对“沿边城寨、控扼要害、贼径通属及备御轻重”《宋史·王尧臣传》。下引此书不另注。等重要问题，均提出过许多独特的见解。
注意改善军民关系，就地解决军需民食，这是王尧臣首先提出军队立足之本问题。朝廷发兵与西夏作战，宋仁宗赵祯委他为体量安抚使。临行前，他就向皇上禀告说：“据以往去过前方的使者回来讲，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皆听到这样的反映：皇上各次颁发的谕旨，受到慰问和得到奖赏的都是官吏将校，老百姓什么也沾不到边，背后嘀咕骂娘。特别严重的，不仅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反而敲诈勒索，欺压群众，军民关系相当紧张。”接着又说：“元昊入侵边陲已有三年，由于战火连绵不绝，关中民众苦不堪言，不但经济萎缩，民力困乏，就连人口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很难见人下地耕种。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信息，必须迅速解决，置若罔闻，民心背离，君王将有吞食苦果的危险。”随后王尧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请皇上定夺，他说：“圣上要立即诏告天下，凡有多余劳力的户，要移迁边疆安家，垦荒种地，发展生产，贼平后，租赋减免二年，从而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就地筹集军费。”宋王朝与西夏交战，中央禁军突然膨胀，兵力由原来四十万猛增到八十多万，全国劳力大为减少，财政支出也飞速上升，几乎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王尧臣的主张如真实现，发展了生产，扩大了财源，百姓有饭吃，不但军费就地筹集，减轻朝廷支出，而且青壮年在边疆落户，兵源补充也有了可靠的保证。皇上赵祯点头称是，认为此见甚好。
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并举，要塞设防必须前后兼顾，这是王尧臣从实际情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由前方视察回京，立即呈书皇上阐述自己的看法。奏疏中这样写道：“陕西共有兵力二十刀，分四路设防守御，但真正能够上前线投入战斗的只有十万人。而西夏入侵的部队，常常数倍于官军，‘彼以十战一，我以一战十’，因而三至而三胜，寡不敌众。”他提出，泾原（今甘肃泾川县）靠近西夏巢穴，是个最要害的地方，但我们没有驻重兵防备，开战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因而西夏军可长驱直入。目前迫切要解决，除迅速派劲旅驻守泾原外，应毫不犹豫地使用和集中地方武装。以二万屯渭州（今甘肃平凉县），做镇戎（今宁夏固原县）山外的援军；万人屯泾州（今甘肃泾川县），以壮泾原、渭州声势；二万人屯环庆（今甘肃庆阳县），万人屯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抵制西夏兵马从这里侵入。王尧臣提出以上这些看法后，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丰富资料，分析西夏用兵的利与弊以及西夏士兵心理。他认为：“元昊入侵边境，不怕不能入，就怕不能出。”为什么？要塞地形，尽管险易差异不简，但大部队开进来，不经过平原大川是没办法行动的。平原大川设有军营扼守控制，进来后要想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再说，西夏兵侵边，目的是夺我财物，人自为战，为己拼死，故所向无前。还有，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之金明、塞门寨，镇戎之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寨，这些地方均不能控制其侵入边境，故西夏不怕不能侵入。既入汉地，兵卒只顾抢劫，驱虏人畜，必然财货陡增，负担加重，兵疲马困，争夺归途，为保自我，丧失斗志。此时，如遇官军设置精兵，扼控险要，强弓倾射，又旁设奇兵，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岂能不败，故元昊怕不能出也。但事实情况如何呢？西夏每次战胜后，重掠而归，而我诸将却不能追击，问其何故？均云兵寡而势力分散。王尧臣感叹道：“如果我们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仍坚持原来的老办法不变，尚循故辙，必无可胜之理，永远也打不了胜仗。”皇上又是默许认可。
控制要害地势，给将帅有因地制宜灵活指挥权，这是王尧臣向皇上提出的最关键性意见。他说：“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三败原因，皆为西夏军战前就控制了要冲。他居高临下，先虚张声势，诱我深入，然后截断退路，陷官军于重围之中。在此弹丸之地，戎兵互拥，难以反击，只好拼杀突围，夺取生路；待余军冲出后，眼前径途生疏，只得绕道行驶。走了数倍之程，兵疲马乏，埋伏敌军围来冲刺，先使骑兵大刀砍戮，而后步兵矢箭注射，官军溃散，还击之力几乎丧失殆尽。谁想到，官军全部战败，主帅尚不知道失败的情由何在，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王尧臣从这一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由于宋军频经败覆，边界防御空前空虚，士气不振，当务之急，必须赶快精择将佐，招募士兵，以壮大禁军力量，重振雄威、新兵至营，一定要严加训练，遵守纪律，服从指挥，提高作战能力，来经训拣者，不得到禁军中去，或派去前线作战，以免影响战斗集体。只要各路军兵力充足，训练有素，指挥又得当，西夏军是不敢轻易长驱入侵的。此外，泾、原五州置营田，增加弓矢箭手；潼关郊外，建筑侦察、防御、射击高台，楼橹临城，弓矢雨注，京畿当确保无疑！最后，他向皇上建议，要给前线将帅有指挥权，让他们根据战场变幻莫测的情况，灵活指挥。过去他们由于没有这方面指挥权，连最起码“常远斥候，遇贼至。度远近立营砦，然后量敌奋击，毋得轻出”的战略战术，都不敢提出和考虑，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王尧臣的这些可贵意见，虽得到仁宗皇帝的口头应允，起过一定作用，但要害的问题要皇帝诏令颁行，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仅以给将帅指挥权来说，根本就行不通。这是因为：北宋君主鉴于唐中叶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威胁皇室安全，不利于中央集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从赵匡胤称帝起，就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将节度使过去掌握的兵权、财权、司法权全都收归中央，任命文臣做地方军事行政长官，解除军人节度使职务，使其成为空衔，不得像以前那样有权有势称霸一方。同时，又挑选地方军队中精锐壮勇到中央作禁军，削弱地方武装战斗力。禁军也进行整编，解除禁军首领职务，分归三处统领管禁军的机构为殿前司与侍卫司，称为二司，侍卫司又分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文献通考·职官考》）。只管训练，不握军权；另设枢密院掌握调遣军队权力，枢密院长官由文人担任。统兵将帅即使身在战场，也要听从皇帝调度，甚至要按皇帝颁发的阵图作战。特别设立了《更戍法》，禁军派往各地，三年一轮换，名义是使兵士在路上奔跑，可以“习勤苦，均劳逸”，实际是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样的兵将分离法，从外表看更便于皇室对军队的控制，但实际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来军与敌作战时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宋王朝由于在军事制度上存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王尧臣的主张，只要与朝廷既定方针有抵触，对皇权巩固有威胁，就不可能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仁宗皇帝最终并未能战胜西夏，北宋与西夏关系的改善，还是西夏本身用兵过度，死伤人员众多，造成经济极端困难，民众普遍厌战，出现反元昊统治的态势，于庆历四年（1044年），被迫与北宋议和的。
3.以民为本，持法守正
王尧臣在军事上深谋远虑，灼见卓识，政治上也是老成持重，不随波逐流。他辗转沉思，要得形势稳定，社会长治久安，跟老百姓这根弦一定不能拉得过紧。他总结历代王朝统治的经验，认识到，凡压得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民众必然聚众造反，皇权不丢落也要丧失元气。因此他主张朝廷和民众的关系要缓解，特别和农民的关系要缓解，任用有见识有才华的大臣，限制和打击弄权舞弊、为非作歹、扰乱朝纲的奸佞。
北宋王朝与农民有两大矛盾：一是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里，二是繁重的赋役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北宋建立初期，赵匡胤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政策，在“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挥麈录·余话》卷1，《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的所谓理论唆使下，允许地主阶级肆意霸占土地，形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宋史·食贷志》。的局面。据史载，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大地主，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客户，则有少量耕地或没有耕地。那没有耕地的农民，全靠向地主佃田耕耘，交纳地租。但地租却高得惊人，一般要缴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五，有的为十分之六。不仅如此，遇到荒年或极需，还要向地主借高利贷，付两倍或三倍的利息。辛勤劳动一年，好容易盼到收获季节，却是“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宋史·食贷志》。北宋政府对农民征收的赋税，仍沿唐中期后的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交实物和钱两种。还把五代十国政权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杂税，如牛革、蚕、盐、农具，鞋钱等名目沿袭下来。此外，又有“身丁钱”、“身丁米”、“和买绢布”，“和籴粮米”等杂税苛捐。所谓“和买绢布”及“和籴粮米”，就是开始用钱买民间绢粮，然后则不给钱而自取，最后把自取的东西折成钱（比实物价高）而令民众纳钱，且成为一项正式税收。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大大小小不下十余种。沉重的地租和赋税剥削，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与宋王朝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了。王尧臣目睹这些尖锐矛盾，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多次向皇帝赵祯奏本说：“上恩未尝及远人，而反牟取厚利，适足以敛怨”。
．三司是掌管国家财政大权的一个机构。过去的三司长宫，常以皇宫经济拮据和军费开支增多为由，不问民苦，横征暴敛，见物就取，连瓜果蔬菜都征集皇宫保藏，还美其名保证军需民食。王尧臣受命为三司使，一反常态，认为过去这种做法太苛刻了，他上疏皇上说：“如今国家和老百姓都很穷这是事实。但是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民众负担，而应紧缩开支，杜绝浪费。前者是末，后者是本，本末不可倒置。紧缩开支又应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该用的钱要节省使用，不该用的钱一个也不能动，千万防止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尤其要警惕的是，现在有人借口困难，乘机增税从中捞取好处，这是犯法的。要坚决肃清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教育各级官吏不得随意增加赋税，初犯者批评，不听者严惩不贷，切勿以小利害大体。”如何国强民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他把自己的主张报告皇上批准。具体意见是：灾年不增税，就是丰收年景亦不增税，把钱用足明年生产，多余的交给国库，估计每年可多数百万。又明年，生产发展了，还不加赋，再投资，国库收入就可达至数千万。数年反复，国库充足，民钱自然也会增多了。到那时，流落他乡为了生活的雇佣者均可复职就业，谁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聚众造反呢？皇上觉得这个意见极妙，即谕示刑部在制定法律时要以此作为一项依据。都知张永和却不以为然，还借口以资助军费为名，要增收一般百姓和富人的房租钱和运输费，并秘密遣人向王尧臣行贿，企图要王尧臣应允办理。王尧臣狠狠地批评了张永和，说他胆大妄为，公然敢于违反朝律，因是初犯，不予追究。度支副使林潍，因惧怕张永和，暗中附和张永和的意见。王尧臣即上疏皇上，要求罢免林潍的官位。奏本中且举唐代泾原兵在京师哗变，朱泚称帝，唐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的事例，请皇上以此为鉴。皇上准奏，撤了林潍的职，公之于众，从而不问民苦之风得到控制。
王尧臣主张不增加民众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对稳定统治者地位是有积极因素的。但封建制度根深蒂圃，压迫剥削不改变，起作用也不过是暂时的，并不能根本解决民众与朝廷的矛盾，由此暴动和起义连绵不断。仁宗赵恒在位期间（1023—1063年），各地农民起义就有多起，以庆历三年为例，除小规模而外，声势较大的就有王沦、张海、郭貌山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湖南瑶族人民的起义，搞得君主大臣日夜不宁。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欧阳文公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扎子》，时在庆历三年。由此可见，王尧臣还是有政治敏感性的。
朝廷奸佞时常利用手中权力，一雨成秋，陷害贤臣，王尧臣伸张正气，扶植忠良，不时地与他们展开斗争；郭皇后原是平庐节度使郭崇孙女，与石州（今山西离石）推官张尧封女同时入宫。天圣二年（1025年）册封皇后，皇帝赵祯因张女生得秀慧，欲选为正宫。可刘太后（赵祯养母）反对，仍立郭氏为后，郭皇后虽立，但赵祯与她并不十分亲热，因而引起郭皇后在宫中时常与张女吵嘴斗殴。有一次，郭皇后在打张女耳光时，失手误打了皇上的颈颊，且掐成两道血痕。吕夷简、阎文应本与郭皇后不和，遂乘机在皇上面前唆使，促使皇上决计废后，移郭皇后住长宁宫。郭皇后离宫三年，皇上还颇加忆念，除经常派人前去问候外，还相互作诗相赠，以表昔日之情。皇上欲密召郭皇后还宫，郭皇后却要百官议定，正式受册，弄得赵祯左右为难。此事不慎在朝中传开，带头反对的是宦官阎文应。他知道，郭皇后还宫后，他的性命就难保全了。事有凑巧，郭皇后不久生小病，赵祯叮嘱速请太医诊治，阎文应认为时机已到，忙和太医密商，郭皇后突然谢世了。这是正月十五前几天出的事，可阎文应心怀鬼胎，忙发动京城官吏百姓，张灯结彩，大闹元宵佳节，转移视线。王尧臣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立即禀告，请求皇上责令御史对郭皇后之死彻底核查，以释天下之疑。又请立即停止张灯结彩。因郭皇后蒙恩复位仍是天子之后，且谢世还在殡。皇上准奏，立即诏示官民停办灯节，并责令御史查明郭皇后死因。灯节停办了，可郭皇后之死，奈因阎文应有力，他做事无人敢指言，只得说查无实据，以暴卒奏闻。王尧臣的书言虽没有全部兑现，但阎文应等人的丑恶嘴脸却暴露于天下，故阎文应死后，受到群臣们的怒颜横斥。
北宋抵抗西夏，委韩琦为主帅。好水（今甘肃甜水河）一战，宋军惨败，大将任福战死。在佞臣的挑拨下，韩琦被撤销招讨副使职务，知秦州；范仲淹因擅自去书西夏，招讨副使亦遭罢免，知耀州（今陕西耀县）。王尧臣从前方视察归来，深感此事处理不慎，又向皇上禀告：“韩、范二将，均从各地精选而赴前方，他们是仁义之父，智慧和勇敢名动夷狄，不能因有失误而作这样处理。据臣所知，大将任福之死，实是违背指挥意图而造成，其错不可深责主帅。”皇上阅而未言。来年，西夏军又由镇戎军、原州入侵，战定川，大将葛怀敏阵亡，乘胜夺取平凉、潘原，关中震恐，邻（今陕西彬县）、泾以东闻讯，皆闭寨自守。也就在这紧急关头，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尽管朝廷没有命令他，仍亲自率兵从庆州抗敌，西夏因而遁去。因此，皇上仔细想了以后，深觉王尧臣胸心正直，卫国精忠，遂复用韩琦、范仲淹为招讨使，派王尧臣按抚泾原。
王尧臣持法守正，不徇私情，且以身作则，为人表率，颇得皇上赵祯信赖。但朝中有人妒忌他，时常恶言贬低，造谣中伤，遏制他才能的发挥。别人可从郎中直接升为中书舍人辅佐，王尧臣则不能，宰相贾昌朝公开反对，说他才智疏浅；文彦博却与其相反，大赞王尧臣是学识满怀。文彦博做了宰相，即调王尧臣为中书舍人辅佐。王尧臣最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说他们是庸夫俗子，因而结下了怨仇。有人为了扳倒他，诬告他的匿名信满京城。王尧臣自知与这些人不能合作共事，主动上书请求去官。皇上不以为疑，劝说王尧臣在职。但在奸佞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尧臣枢密副使的职务还是被免去了。离职时，皇上亲自去慰问，表示惋惜。后来皇上赵祯拟再调回他任枢密使，又遭学士胡宿的阻拦，未迁，任吏部侍郎，至终。
4.整理典籍，耗尽心血
王尧臣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图书分类编目家，他整理出来的书籍，为后人留下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宋以昭文、史馆、集贤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称之为三馆新建的书院。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赵光义诏示将三馆收藏的一万多卷图书，单独成立书库，名曰秘阁，以区别藏于宫中之籍，与三馆合称四馆。景柘元年（1034年），由于三馆及秘阁所藏书籍有谬误和失实，命张观、李淑、宋祁等人仔细校对，定其真史，删去伪谬，遗漏者给予补充。同时，又诏王尧臣及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止条目，讨论撰改，最终收录书籍共有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庆历元年（1041年）书成呈上，宋仁宗赐名《崇文总目》。这是北宋官修的第一部重要图书目录。由于载籍浩繁，漏失和相互抵触诚所难保，但数千年的著作之目，集中于此，百世而下，藉以检验存在和散失，辨别真伪，核考同异，当不失为富册之骊渊，艺林之玉圃。可惜其书散失过多，原本已失传，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不完整的抄本，从《永乐大典》引文，仍得十分之三四，辑为十二卷。后来钱东垣、钱侗、金锡鬯、秦鉴等进一步辑释，编成五卷，补遗一卷，就是现在的通行本。时过境迁，仔细查阅，这里仍洒遍王尧臣等人的心血。
王尧臣的政绩，是得到仁宗赵祯的赞许的，因而赵祯时常表扬他。有几次王尧臣过生日，赵祯除送礼品庆贺外，还数次称王尧臣“才具之美，高映时髦，识业之明，坐陪国论”；“识裁精深，器怀冲劭”。嘉祜元年（1056年）八月二十一日，王尧臣因病薨于位，终年五十六岁。噩耗传来，赵祯悲痛万分，临丧，特停视朝一日，赠左仆射太常，谥“文安”。元丰三年（1080年），其子同老进遗稿论父功，宋神宗赵顼又加赠为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嘉祜四年（1059年）四月十八日，改葬其曾祖父母于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南）平台乡石落原，王尧臣亦随同移葬于此，建碑书志。其铭曰：
王为祁人，遭乱不还，六世之祖，初留砀山，其后再迁，虞宋之间，遂安其居，葬不远卜。宋多名家，王实大族，族大而振，自公显闻。公初奋躬，以学以文，逢国多事，有劳有勤，利归于邦，‘怨不避身，帝识其忠，谓堪于弼。俾副枢机，出入惟密，遂参政事，实有谋谟，维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饰之赠，长于百寮，考德惟称，维古载功，在其庙器。今亦有铭，幽宫是阅（bì，音必）。《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2。对王尧臣的一生做出了较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