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其父常保本是不知名的副都统。和珅少年时贫穷而无所依恃。至乾隆中叶还不过是八旗官学生，只中过秀才。由于和珅的高祖尼雅阶那有军功，故他在父亲死后承袭了二等轻车都尉之爵。这个世爵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皇帝的便捷之径。乾隆二十七年（1772年）和珅授三等侍卫，旋补粘竿处（其正式名称是“上虞备用处”）侍卫，其职责是协助侍卫处扈从皇帝。
1.曲意迎合，以邀帝宠
和珅正是准确地揣摩把握了乾隆帝的心理意向后，投其所好，曲意迎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所以才取得乾隆帝的欢心和宠信，并将其一直保持到乾隆帝升天之日。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和珅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和珅巧逢机缘，得见天颜，奏对称旨，甚中上意，从此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这种突然的时来运转，可能和珅自己也未曾料到。
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是谁之过欤？”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间众朝臣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这时和珅在旁见了，却立时朗声应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楚，言语利索。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说话人仪态俊雅，气质不凡，乾隆帝不禁更为惊异，叹道：“若辈中安得此人！”问其出身，知是官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这在侍卫中也属凤毛麟角了。乾隆皇帝一向重视文化，对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生员，自然更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问起四书五经的内容来。这和珅原本不学无术，可是对四书五经倒稍能记忆，居然“奏对颇能称旨”。至此，和珅进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总管仪仗，升为侍卫。从此他就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次偶然的机遇便这样为和珅铺平了升迁之路。
和珅自从随驾蒙皇帝赏识，很快就青云直上，连连升迁。
可以说，他几乎无年不升，其升迁周期几乎是以月计算的，堪称创历史和世界纪录。到乾隆末期，和珅已经任过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等职务，此外还有几十项兼职。
和珅之所以受到皇上如此宠信而位极人臣，并非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文韬武略，在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中，无论资历、人品和才干，哪一位都比和珅强。可是，和珅却自有着一套远非他人可比的特殊本事，这就是善于揣摩窥测，谄媚逢迎，玩弄权术。这些伎俩被和珅运用得出神入化，成为他得以步步晋升的利器。
2.狮子开口，敛财聚贿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珅便肆无忌惮地专权纳贿，结党营私，聚敛财富。他的贪欲之强，胃口之大，古往今来，几乎无人可比。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向官员索贿。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贿，职位即使得到，也不可能久任，甚至被和珅阴使诡计而遭革职遣戍，直至处死。
和珅受贿，数额巨大，“如以数万金进，不值一盼也”。宁羌人张某以守备罢归，陕西巡抚某让他以20万金馈和珅。投书后，日探不得消息。费银5千余，才见一华服少年奴仆从和珅府第出来，问所献之金是白是黄，张某以银对，这个奴仆不屑一顾，命人收在外库。他们视白银为粗货，视20万金为小数。行贿者以为这少年奴仆非司阍即和珅心腹，有人笑着告诉他说：“此重砷（被其他奴婢所驱使的奴婢）耳，其心腹司阍，岂数千金能见颜色？”此人奉上20万金，又付出5000余金的“关节费”，连和珅的真正奴婢都没得见上一面。
就连宫中的贵要、龙子龙孙都不得不向和珅行贿送礼。皇子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被迫把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和珅。
由于“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于是便形成了政以贿成、吏治败坏、贪风口炽的恶浊的政治局面。乾隆四十七年7月，在查抄大贪污犯王坤望家财后，乾隆帝将抄家物品与抄家底簿相核对，发现不符之处甚多，且很少有值钱的东西。如抄家底簿上登记有金叶、金条、金锭共4748两，而实到内府者，却仅有金叶9两3钱。原来是闽浙总督陈辉祖从中捣鬼，将王坤望家财截留，而忘了将抄家底簿先行修改，这才露出马脚。陈辉祖连皇帝亲自过问的大案也敢从中舞弊，大捞一把，可见当时官员的贪污，已近于疯狂的程度。
和珅财货索之于官吏，官吏又取之于百姓，人民的血汗不断流入和珅的府库。和家的仓库盖了一个又一个，金银财物还是多得盛不下。
和珅利用职权，通过招权纳贿、欺蒙皇帝等手段，结党营私，结成一个庞大的贪官污吏关系网。他们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损公肥私，害民利己。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严重动摇了清帝国的根基，加剧了清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3.结党营私，擅揽朝政
和珅“机械百出，无形无声，非可意料”。对于不附于己者，他伺机激皇上之怒以陷害之；对于纳贿者，则巧为周旋，或故意拖延其事，待皇帝怒气平息后再去上奏或为之说情。
大凡奸恶之臣，不仅懂得如何去攫取权力，更懂得如何扩大权力。同样的职位，一到他们手里，就可以把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奸恶，令人生畏。无耻小人因畏而趋炎附势守正君子虽不去趋附，但往往避而远之；而敢于反对他们的人则既难出现，又往往势孤力单，难以与奸恶较量。这也正是古来小人得势、君子屈困的原因所在。
对于和珅的奸佞品性，连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都看得很清楚，称其“为人狡黠，善于逢迎”，“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故使国家政事“间多苛严”、“人怀不安”，朝廷上下一片紧张的气氛。
和珅妒贤嫉能，排除异己，挟私报复，屡兴大狱。如李侍尧曾以总督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颇得乾隆信任。在具担任军机大臣期间，曾说“儿畜和珅”，故和珅对他恨之入骨。于是便寻机上疏弹劾李侍尧，说他贪私索贿。乾隆帝派他去云南查办，结果并未查出什么私弊，于是他就把李侍尧的仆人抓来，严刑拷打，终于从仆人那里逼出口供。和珅遂以“贪浊无厌”、收受属员贿赂为借口，将李革职下狱，并力请乾隆帝将其处死。后来，因令系功臣之后，才幸免一死，但家产全被籍没。
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如阿桂、福康安、干杰、董诰、刘墉等，几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对象。为免遭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和珅也是“刻刻防之”，其他官员更是“循循如属吏”。
尽管和珅极尽皇帝宠信，在当时红得发紫。但是，仍有不少忠正的大臣不惧其权势，愤而与和珅的奸恶相抗争，甚至不顾及性命安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嘉庆元年，一个正直的御史冒死挺身而出，狠狠打击了和珅的嚣张气焰。这时候乾隆帝虽已退位做了太上皇，但仍然大权在握；而和珅的权势更是越来越大。他的家里人仗着和珅势力，经常胡作非为。一天，和珅的一个妾弟在大街上驾着车横冲直撞，撞倒很多行人，恰被御史谢振定见到。谢御史见和珅的家人如此胡为，怒不可遏，当即把他的妾弟打了四十大板，马车也被当街烧掉。虽然谢御史因此被和珅构陷罢了官，但是他的骄横之气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4.恃宠狂傲，自掘坟墓
和珅知道嘉庆深恨自己，一旦太上皇驾崩，他将不会有好的结果。于是，他常常千方百计地暗中打嘉庆的主意，想把他赶下皇位。嘉庆对此自是心知肚明，对和珅也就更加恨之入骨。
乾隆帝在位60年后，退位为太上皇，皇太子继位，是为嘉庆皇帝。
乾隆虽然退了位，但仍然不肯放权，可毕竟年已80有余，记忆力大为衰退，这样和珅便成了出纳帝命之人。他所传的太上皇意旨是真是假，无从印证，于是和珅专擅更加日甚一日，甚至敢在嘉庆皇帝面前炫耀老皇帝给他的特权。就嘉庆帝来说，在太上皇的“训政”之下当皇帝，滋味已经很难受，再出来这么个“二皇帝”，怎能不让他愤恨和切齿？只是由于“投鼠忌器”，碍着太上皇的面子，无奈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罢了。
尽管和珅恃宠狂傲，也深知太上皇来日无多，所以对嘉庆处处提防。嘉庆也知道，和珅再狂，毕竟是个奴才身份，所以在合适的场合，他也会抖抖皇上的威风，给和珅来个“偶尔露峥嵘”。
也许，正是因为和珅对嘉庆多少还惧怕几分，嘉庆的嗣皇帝才终于坐稳。嘉庆已经在心里盘算好，只要太上皇一死，就尽早除掉和珅这个心腹之患。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驾崩于乾清宫。嘉庆终于等到了机会，在第二天就宣布太上皇一切丧仪由和珅总理，把和珅和同党福康安安排在殡仪殿昼夜值班，不准擅自走动，乘机剥夺了他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之权。随后又颁布谕旨，暗示要查办那些在征剿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通同蒙蔽的大臣。谕中说，出师之师，以负言胜，略一挫败，就大肆吹嘘，贪功求赏，居心已不可问，还有太上皇的近臣，与这些人狼狈为奸，上下欺隐，把朝廷的法律当成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威信何在？又说，历年兵部支出的军饷已达巨万，都被某些当权者吞没。长此以往，兵何能强？战何能胜？
此谕一下，举朝震惊，都知道所指就是和珅。平日那些痛恨和珅的大臣们，立即交章上奏进行弹劾。嘉庆帝就势将和珅革职拿问，并下令各部院大臣、各省督抚都起来揭发，然后就如何将和珅拟罪这事，据实复奏。最后又借直隶总督胡季堂之口，为和珅构筑了二十大罪状，要求将这个悖逆不法、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目无君上的权臣以大逆论处。一套程序进行得丝丝入扣，显然嘉庆谋划已久。据说和珅对指证的所有罪状一一招认不讳。于是，嘉庆将这十大罪状，交给京师二品以上的官员传阅。依嘉庆的本意，是要将和珅凌迟处死。可是，他的妹妹和孝公主已经下嫁和珅之子，再三涕泣求情，嘉庆帝按康熙除鳌拜的前例，“加恩”赐和珅于狱中自尽。随后又查抄了和珅的家产，竟然超过国家十年的财政收入。
一代巨贪和珅最终死于非命，这是他自作自受。但是丢的是和珅的狗命，苦的还是天下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