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个。”
这便是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吊死于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之前写的绝命遗诏。在这篇绝命遗诏中，赫然有“诸臣误朕”四字，至今看来，莫不属实。在这误国害君的“诸臣”之中，内阁首辅周延儒应首当其冲，明朝的灭亡，实与他大有干系……
1.扬名京师，步入官场
周延儒（公元1593—1643年），字玉绳，江苏宜兴人。
作为明末弄权误国的大奸臣，周延儒并不是生来就是贪而又奸的，他的童年与同时代其它儿童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从小就表现出他的聪颖。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延儒上学堂了，他从此天天与四书五经——这些枯燥的经书打交道。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这是当时每个书香门第子弟入仕的必经之路。小延儒也不例外，他在熟读这些经书的同时，努力学习写作八股文。
众所周知，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文体的名称。它不仅有刻板的写作格式，连题目也必须是四书五经中圣人说的某句话，考生答题的内容也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圣人说的话阐述开来，模仿圣人的口气，举其微言大义，不允许出格半分。“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统治者便是依靠这种方法来控制人的思想，使得到一官半职的人都成为皇帝唯命是从、思想僵化的忠实奴仆。经历了这样的“磨炼”之后，周延儒终于符合“要求”了：往日的聪颖活泼早已无影无踪，代之的是满脑子的“子曰诗云”。他的小聪明也变成了一种工具——升官晋爵的工具。
时代可以造英雄，但时势也可以造就出大奸臣。周延儒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治腐败、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时代。由于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到周延儒时已颇有发展，周的家乡宜兴地处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更是兴盛。人们的眼光都盯住了一个“利”字。思想上经过“改造”的周延儒一走进社会这个大染缸，便变了色，他的脑子里全是升官发财的美梦。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刚满20岁的周延儒参加京城会试、殿试均中第一，成了名符其实的“状元郎”，人称“江南才子”。不久，他被授翰林编撰。此时年少得志的周延儒觉得海阔天空，踌躇满志。此后，他沾沾自喜地与同年考生冯铨交往，两人关系密切。他这样做的打算很精明，是想今后在朝廷中有几个可以倚仗的人。天启年间，由于他善于经营，被升为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又以少詹事之职掌南京翰林院事。
周延儒在科举场上独占鳌头，身为状元郎且又仕途通达，按理说他该心满意足了。然而周延儒并不满足，他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和更大的前程及权势。出于这种欲望，周延儒便尽其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以求获得更大的升迁。
2.苦心经营，入阁拜相
周延儒既然得到崇祯帝的青睐，他在朝堂上的砝码无疑加重了。从此，他得陇望蜀，贪心更大了。本来就不甘人后的周延儒此时便生了觊觎首辅权位之心。崇祯元年十一月，吏部会推阁臣，作为侍郎的周延儒，暗中以为自己必定会被推举无疑。因为在会推阁臣之初，他即与他的临时同党——礼部尚书温体仁到处活动，与戚畹、郑养性、万炜和东厂的唐文征交好，作为内援。又花了8万银两的巨资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作为阁臣首选人物、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11人被推举，钱位列第一，而温、周两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则以“无素望”，未被列名，大出他们的预料。钱谦益的目的初步达到了，但此举却也加重了朱由检对大臣植党的怀疑。他见会推名单中无周延儒而大疑。而温、周见明的竞争不行，便利用这一点使出阴招——他们散布出流言蜚语，说这次会推枚卜，都是由钱谦益一手操持的。祟祯帝听信了流言，越发怀疑。
周、温两人见时机成熟，一拍即合，在政治上搞了一次别有用心的联盟。他们利用崇祯帝的多疑，上演了一出恶人先告状的闹剧。由温体仁首先发难，“鸡蛋里挑骨头”，以钱谦益是否“关节受贿”为借口，旧案重提，集中火力攻击钱谦益，使崇祯帝怀疑他在植党，从而推翻整个会推名单，达到个人肮脏的政治目的。
崇祯元年十一月初六日，朱由检召廷臣、科道官及温体仁、周延儒、钱谦益到文华殿，让钱、温对质。崇祯如此大张旗鼓地过问这件事，实际目的是想借此来消弭大臣的植党之祸。
钱谦益听得皇上要在文华殿召见自己，以为是宣布要他当首辅，于是穿戴好，春风满面地来到文华殿，垂首肃立在一边等皇帝开口。没想到皇帝一开口便是关于“关节受贿”的事。周、温这一招攻其不备，来得突然，一开始钱谦益还真懵懂不知所措。其实，大启元年（公元1621年）钱主持浙江乡试时，对考生假作的“关节受贿”之事一无所知，在发觉此事后又及时向朝廷报告了，最后还以“失于觉察”受到罚俸三个月的处分。审理这一案件时，观听者不下数千人，应该说是很公正的，没有什么疑问了。但在温口舌如簧的诘问下，钱谦益支支吾吾，一副理屈词穷的样子，又由于温体仁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口若悬河地在崇祯面前陈述，这些表演更坚定了崇祯对大臣扶私植党的怀疑。这就构成了崇祯帝所最不能容忍的罪名，当下他便将替钱说情的学者章允儒抓了起来。作为温的帮凶周延儒，在这场闹剧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朱由检最后对大臣们大发雷霆的时候，周便乘机进言道：“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报公；不知外廷只沿故套，只是一二个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温体仁观察皇帝的脸色，知道皇帝已经入彀，便装出一副极为可怜的姿态说：“臣子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叩九列之末，不忍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其锋！”这是在以退为进的同时试探朱由检的态度。朱由检一听，如此之忠臣，哪里去找，于是谕道：“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温体仁闻得此言，心里乐得直蹦。在周、温两人的夹攻之下，钱谦益只好“伏地待罪”。第二天，朱由检圣谕：“钱谦益既有议论，着回籍听勘！”理所当然，这次会推的结果被付之东流，周、温两奸的阴谋得逞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周延儒本来在群臣之中的评价就不高，这一下矛盾激化了。朝臣纷纷启奏：有的揭露周延儒“生平秽行”、贪污腐化；有的则指责周延儒与阉党冯铨的密切关系，不一而足。但朱自检对此都不屑一顾，而只是从自己心中对结党的厌恶与恐惧出发，一味地认为弹劾周的人越多，周在朝中便越孤立，就越不可能结党营私，于是更加庇护周延儒。
生性机警，会耍一些小聪明的周延儒靠着揣摩皇帝的心意，通过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终于从普通的一个廷官爬到阁臣，继而又由阁臣升到人臣极位——首辅。
曾经为名利而奔忙的周延儒如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从此，崇祯朝里乌烟瘴气；从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崇祯二年十月，清兵从大安口入关，威胁都城的安全。袁崇焕接到入京勤王的命令后，千里赴援，自以为是有功无罪。但京师里的人突然遭受兵祸，怨言四起，都说是袁崇焕故意纵敌。廷臣因为袁崇焕以前曾与金人议和，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说他引诱后金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其实他们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他令人在京师散布谣言，同时又命令士兵在营中就此事议论纷纷，故意让被俘的两个太监听到，然后纵容他们逃走。两太监自以为刺探到了军事机密，回京后立即向崇祯报告。周延儒这时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于是他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与温体仁勾结，推波助澜，诽谤袁崇焕，使平庸却又多疑的朱由检马上中了计。十二月初一日，轻信又刚愎自用的朱由检在平台上召见袁崇焕等人。此前，袁崇焕正在前线调度指挥作战，得到皇帝的诏令，立即赶赴平台。他一到，朱由检便责问他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及援救、逗留两事，崇焕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未能及时答对，立即被捆绑起来，交付锦衣卫下狱囚禁，最后被温体仁密疏冤杀，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三千里。可怜袁崇焕，没有死在敌人刀下，竟倒在自己人的暗枪下。袁崇焕死后，本就人才寥若晨星的边关，从此更无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了。这为清兵今后长驱直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袁崇焕同难的还有一人叫王洽。他是当朝的兵部尚书，在这次后金兵入侵中，他急召各部入京，但由于金兵势大，不能抵挡，京师被围。崇祯帝忧心如焚。作为礼部侍郎的周延儒诬陷道：“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乘张。”检讨项煜背后捅刀子：“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昏聩的崇祯竟然点头答应，将王洽下狱。第二年，王洽在狱中病死后仍被问成死罪。
本来，王洽死后，周、温还想以此为藉口，制造更大的“株连”，只因同党中无人敢出头而作罢。这样，周延儒助纣为虐，自毁长城，驱除异己，在排挤了钱锡龙与成锡命等人之后，终于踏着别人的头颅与肩膀登上了首辅的荣耀权位。
权力是一种中性工具，掌握在正义之士手中，可以为天下苍生造福，而一旦被凶险狡诈之徒利用，则后患无穷。
3.势倾朝野，祸国殃民
权与钱是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当初一心一意往上爬的周延儒深知个中三味。居庙堂之高后，他忧的不是民，而是钱包。他上任后就接受巨盗神一魁的贿赂，私囊中饱。在接受他的姻亲陈于泰送的美女、金钱之后，竟将陈拔为廷试第一。他与武弁李元功亲近，借李元功在外招摇收受贿赂。此外，他还包庇刘宇烈等人，当然这也是贪欲对他的作用。
周、温联盟事件过后，崇祯并没有从中看到幕后的隐患，反而得出朝廷大臣不忧国事、结党营私、借机报复的结论。他还大发感叹：“朕几误！”一个贪权庸碌之辈，在朱由检的眼光里竟成了有经天纬地、能挽救社稷于危难的人才，这当然使当时的正义之士心惊胆寒。
周登上首辅的位置后，除了能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中整天算计他人、培植私党以外，政治上却将崇祯帝寄予他的厚望抛在脑后，因循苟且，无所作为。
周延儒五毒俱全，他败坏士风的行为，就是他的同伙温体仁也比不上。温体仁“为人阴鸷，机深刺骨，一言辄陷入于罪”，为了揽权争宠，什么绝情丧义的事他都能干出来，但他还有一点可取：“不纳苞苴是其一长矣。”但“天聪睿断”的崇祯对周的这些行为却一无所知，在朝臣愤而攻之时，一味庇护周延儒，还要“优诏褒答”，可见周在皇帝面前的演技有多高。
窃取高位的周自然要利用自己这棵大树去遮荫他的亲戚子弟，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周的奸贪伪诈，一一传给了他的侄男子弟。有他作后台，周氏家族在宜兴家乡横行霸道。他的子弟和豪奴悍仆抢男占女，盘剥乡民，胡作非为，弄得一县鸡犬不宁。由于县官的袒护，当地人告状无门。人们的怒火最终喷发出来，老百姓扛着锄头，“群聚数万人，蜂拥两家，杀其仆而焚其庐”，“发其先垄”，把周家的祖坟也给刨了。挖别人家的祖坟是要犯重罪的，后来崇祯帝挖李自成家的祖坟也是秘密进行的。但众怒难犯，周延儒权势再赫然，地方官与巡抚御史也不敢公开袒护，只好“枷责豪仆以谢诸汹汹者”而不了了之。
“小人之交甘若醴”，但这只是在相互利用时，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后，便会立刻反目成仇，交情破裂。
温、周两位在拱倒钱谦益、诬杀袁崇焕，相继进入内阁之后，他们的同盟也寿终正寝了。周由于资格比温体仁老，所以先入阁，并担任了首辅。首辅这一宝座同样是后入阁的温体仁所垂涎的。尽管温体仁的入阁，周延儒曾“鼎力相助”过，但为了权力，温体仁不惜过河拆桥，取而代之。他一面刻意做得柔顺谄媚，使崇祯被吸引过来，另一面又在周面前表现得屈己谨慎。其实暗中却与内廷勾结，同时刺探周的隐私。最后，他利用一系列对周延儒不利的事件，以四大理由对周弹劾：第一是包庇刘宇泰、陈于泰，放纵孙元化，第二是接受“巨盗神一魁贿”，第三“使游客李元功借势威人”，“招权罔利”，第四是“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誖逆”，唆使其党羽向周延儒发起轮番攻击。周山穷水尽，最后只好“引疾乞归”。震怒的崇祯帝在周延儒被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仍“赐白金，彩缎，遣行人护行”，使周体面地回到了家乡。
周愤愤不平地回到家乡后，便主动与东林党人交往。
东林党始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被明廷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在故乡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讥评时政，是明末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南畿苏、松一带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周的家乡宜兴便处在这股势力之内。
显而易见，周延儒与东林党人交往有他的考虑与打算：第一，东林党人名气很大，势力较广，以后自己可依靠他们东山再起。第二，周当初入阁便是依靠攻击东林党人钱谦益而发家的，如今他已经失势，再得罪他们，恐怕在当地难以立足，凭着周的狡黠，几年工夫，他便骗得许多东林党人的谅解与同情。
崇祯十四年，就在周再次做首辅的时候，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阮大铖闻讯，携巨款二万两银子前去拜访。见到周后，一面递上银子，一面恳求周赏给他官做。见到白花花的银子摆在自己的面前，周的眼早眯了，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但看到求他的人是阮大铖，不禁摇了摇头，说：“我这次乔迁，全仗东林党人的力量，您的名字还在皇上定下的逆案里记载着，不好办哪。”阮大铖考虑了很久，最后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推荐他的同党马士英出来做官。周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年他果然对阮践约。
周重新上台，除东林党外，也得到了冯铨、侯恂、阮大铖等人的金钱支持。他在接受这些钱财的时候，少不了要封官许愿。比如，他就对以前的阉党冯铨说过，要复其衣冠。果然，他一上台便重新启用冯铨，并任命吴昌时为文选郎。吴昌时，嘉兴人，有干练之才，为东林党奔走十分卖力，但为人贪婪狂傲，又交通厂卫，把持朝政，所以他的同僚十分嫉恨他。他还依仗周“挟私弄权”，“纳贿行私”。此外，周延儒的门客盛顺、董廷献等人狐假虎威，他所信用的如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等辈，都是一心一意敛财。尽管他们不断遭到言官的弹劾，但周利用他的权势“一意曲庇私交”，因此造成“一时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的局面。
周刚上台时，曾奏请罢除厂卫缉察隐事，京师之人都非常高兴。一些不贤朝臣乘机互通贿赂，而厂卫则因为失掉往日的权势，十分怒恨这位周先生。周对同官陈演傲慢无礼，陈演也对他恨之入骨。骆养性是周推荐来掌锦衣卫，充当周的耳目的，但他狡猾狠毒，背叛了周，与宦官勾结，刺探周的隐秘，这样周种下了最终灭亡的祸根。
4.假传捷报，不义自毙
崇祯十六年四月（公元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攻破蓟州。警报飞驰入京，周延儒并不相信，反而认为这是边将用报警要挟户部拨储粮的伎俩，因此仍继续忙着筹办自己的55岁大寿。等到他亲见“蓟州难民踉跄而来，小保定陷，北兵大队南下”的奏报，这才相信，忙令关闭九门，京师戒严。崇祯大怒，始知“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于是他坐在文华殿上，亲自下诏：“勃有献策者，直入毋禁。”这下周延儒胆怯了，可是庸碌之人，计将安出？没想出正经的退敌之策，竟拉了百十余僧道人等，让他们在石虎胡同口，齐诵法华经第七卷，希望能借佛的力量来击退敌人。可惜在这奸相手中，就是有神灵也会无济无事了。
由于没有人能提出什么退敌之策，朱由检忧心忡忡，于是在四月初五日“召三相国，词色惧厉”地说：“朕欲亲征。”无可奈何，周延儒只好硬着头皮说：“臣愿代往。”于是连夜点兵提将，第二天便到了通州，但军机实在不是周延儒所长。他到通州之日，正值清兵劫掠北返之时，但他并不敢率兵与之交战，而只是与幕僚们花天酒地，却“朝晚进二疏题，皆飞报大捷。”当清兵在京畿掳掠而去之后，周延儒“日夕会饮者庆太平”，像胜利者一样凯旋而归。崇祯帝以为周真的经过浴血奋战，竟在皇宫的文华殿上亲自欢迎他，握着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还要庆功，给赏赐，周延儒却没敢要。
没几天，背叛周延儒的门生骆养性将真实情况向皇帝揭发了。朱由检大怒，他命令朝议周延儒事。至此，周延儒的面具才被揭开，但明朝已是灭亡的前夜了。
朝议未出来时，崇祯帝突然又改变主意，要放周一马，让他体面回家。朝廷议论结果呈上时，帝以功多非少，令免议。可叹当年杀袁崇焕时，朱由检何曾起过怜悯之心？而他竟对如此大奸却如此宽容，他不亡国谁亡国？直到后来，由于朝臣劾疏里所述的贪赃枉法之事，大都与周有极大关系，崇祯帝才下了最后决心。
多行不义必自毙。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周延儒被赐自尽，籍没全家。
周延儒走了，带着他的昭著臭名。历史长河的浪花早已将人们眼上的浮尘洗干净，人们终于可以公正地看待他了。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后金的强大，社会风气下降，这一切都可以成为使人堕落的渊薮，但这只能对意志不坚定者起作用。周延儒不幸便是这样一个人。他20岁即中状元，33岁入阁为相，本是可以一展宏图、有所作为的，但由于财迷心窍，误入歧途：贪赃行私，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将本已病入膏肓的明朝弄得国将不国，最终身死而遭一世骂名。《明史·奸臣传》在评价周延儒、温体仁两大奸臣时，将其概括为：“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八字，宜乎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