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对我的半间草屋很感兴趣，这里虽说狭小破旧，却藏有许多难得一见的书。第一天，我们在食堂吃过午饭，丢下饭碗，他就拖住我跑回城西陋室，抱起一本书就蹲在门台上读，一口气读到日头西坠、月儿东升。第二天，依旧如此，但是看到因为读书而拖我作陪，怕误我事，便提出要借我的书，搬到新闻大院去读。我自然不好推却，任他搬了不少书去，他便整日埋在书里了。书本放在膝盖上，左手托着下巴，身子靠着墙头蜷缩一团，眼睛与书的距离不足半尺，十足的近视眼啃书娃。
因为书的缘故，我和小林混得亲密无间。他对我的友好态度、热情帮助没有表达过感激和谢意，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他也应该得到这样的礼遇。咳，没想到这爷儿俩竟然如此的单纯无知，他们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优越感几乎成为一种基因，稍稍有点生存条件，那种基因便会膨胀开来，只是他们自身意识不到。
我听郭小林絮叨过家事，他母亲好似在光明日报社工作，迫于政治原因不敢和他们父子住在一起，单独过着孤苦的生活。“文革”使他们这个家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宁静。小林说他还有个姐姐，在林县插队，据说还是知青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天各一方，难得见面。
郭小林是诚实的，他姐姐好像是位生活的强者，听说是林县水利工地“铁姑娘队”的干将，随参观团来过辉县，还抽空到新闻大院看过她的父亲。她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我恰好不在，错过了与她见面的机会。
郭小川听我谈过“愚公移山专业队”的情况，并且到打洞工地体验过生活，他对打洞队那种劈山炸岭的沸腾生活充满向往，曾有酝酿写诗的想法。小林来了以后，他便和我商量，能不能把小林安排在那里，锻炼一个时期。
这要求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当即就给指挥长打了电话，谈了情况，指挥长欣然同意，并表示欢迎。郭小川听了满意得直点头。
第二天，我便带领郭小林搭乘便车进了太行山。工地很照顾他，指挥长看他是个文弱青年，安排他在后勤干点轻活。郭小林很犟，有他父亲的遗传，要求进洞里工作，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指挥长拗不过，便让他试试。每天一上工，他便冒着硝烟钻进洞里，找他感兴趣的事情做，学着抡铁锤，学着打钢钎，也学着开凿岩机，往炮眼里填炸药……半月下来，除了不敢点炮捻－－他有点胆小，工地上所有的活儿他都尝试了一遍。
和他父亲一样，他极冲动。每天夜晚，他都会钻到我的小屋里，把一天经历的体会，一桩桩讲给我听。他的感受很真实，他过去生活在大平原上，从没见过这么多石头，现在一头拱进山洞里，不仅触摸到了挖不到底的石头，还看到了一个个跟石头一样坚硬的人。难怪父亲说，太行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小林也喜欢写诗，他在书堆里找出稿纸，伏在桌子上专心致志地写。他的手被石头划破了，缠上胶布，一道道的，让人看起来好像伤兵。用这样的手拿起笔来写字，那种形象很有时代特征。
他说：我爸爸好写长句子，我好写短句子。我发现山里人说话简洁明快，音节短促，声调高亢，喊劳动号子都没有拖腔。我感觉只有短句子才能体现太行山人的性格！
那段日子，我正为河南人民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大路歌》，时间比较充裕，自由度大，我干我的事，他忙他的活，白天我们不见面，夜晚他和我同住。他写了好多诗，都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可惜这个本子后来丢失了，无法列举作为他当年诗风的佐证。我能记住的是他那飞扬冲动的性格，眼镜后边那双总低垂着的眼睛，以及有时偏执有时略显憨愚的谈吐。他确有一股诗人气质，我想，他一定能成为诗人的。
那段时光，我尽自己所能，努力去关照这个比我年幼的小兄弟。工地上供给不错，吃穿不愁。大家都很照顾他，相处融洽。我觉得他的生活里缺少的是温情，隔几天，就劝他下一次山，去新闻大院和父亲团聚一番。
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郭小林告诉我：“我爸爸想去林县住一段时间，姐姐已经帮他在林县那边联系好了，那里很欢迎他。爸爸是想多看些地方，也想看看姐姐。姐姐比家里所有人都有生活能力，和姐姐住在一起，爸爸能得到关照和安慰。”
郭小川想去林县，县里已向地委组织部汇报了，上级有了批示才能行动。林县也是有名的先进县，这个要求看来问题不大。
我听了小林的话，心中很失落，有一种缠绵的离别情愁，问他：“你呢？也是吗？”
小林说：“本来我想留在辉县，可是爸爸改主意了。他听说‘专业队’的民工锻炼两年后都能输送到工厂或是机关里，这是县里对人才选拔的特殊政策，爸爸不同意我留下，怕县里特殊照顾我，给县里添麻烦，传出去影响不好。”
我很难过，默默在心里赞叹这位严格要求自己的老战士，转而一想：也好，这样他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在林县团聚了，朝夕相处，共享天伦之乐了。所以，我不能再说什么。
郭小川走得很匆忙，县里没来得及欢送，新闻大院的伙伴们甚至没有跟他告别，他便心急火燎地离去了。
为这事，直至今日，我心中仍有一丝隐隐的懊悔：我为什么不苦苦劝他，阻止他北上？或者留他多住一些日子，躲开那场厄难？如果下到功夫，或许可以做到，但没有做到。直至不久后发生了那场惨剧，证实了他的北上真是何等令人痛悔不及啊！
那年的冬天特别漫长，春天来得格外迟缓。郭小川离开一段日子，刚到了春色萌动时期，我到林县去看他，是专程前往，也是借故拜访。
那年，林县出了个农民作家崔复生，崔复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曰《太行志》，恢宏巨著，洋洋数十万言，可谓文学界一件大事。河南人民出版社派了文艺室主任张明武住在林县，坐镇督战。张主任关注我正在创作的《大路歌》，约我带着书稿去林县会面，磋谈修改意见。
我乘公共汽车到达林县，在一套雅静的住所见到张明武，谈完稿子，便问他，郭小川住在哪里？
张主任告诉我，郭小川住在林县第二招待所，并约我一块儿去看他。
午饭后，他带我穿过一条老街道，又走过一条新街道，进入一个大院，广场上停有十几部轿车，靠东一座新楼，白灰水泥的痕迹尚未干透，就已经住满了客人。－－林县因六七十年代修了红旗渠而举世闻名，以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参观团、取经者、外国友人、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县里承担着很大的接待任务。
张主任领我走进新楼，爬上二层，在走廊北头房间前站定，敲响房门。
开门迎客的正是郭小川，看见我，他赶紧拉住我的双手，他那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顷刻涌满了泪水，满脸哀凄之情，看去苍老了几岁。他拉我进门，嘴里话都说不连贯：哎，你来了，坐……坐……
他手忙脚乱地拉椅子，收拾床铺，腾地方。
房间依旧是那么乱。这房间很宽敞，里外两间，玻璃窗户，白墙耀眼，却被郭小川搞乱了应有的整洁。床上被子堆成一团，被单挂在床沿上，他依然没有叠被子的习惯。床前扔了几双鞋，东一只西一只，横一只竖一只，没有收捡。外屋放着一只煤炉子，一只小铝锅，地上散落着十几个用过的饭碗、菜盘子，好似刚刚散过宴席，还没来得及整理。－－这是他的老习惯了，只是此刻显得更为甚之。
张主任解释说：“老郭同志生活不规律，又不便打扰服务员，女儿就替他备了个煤炉子，饿了自己可以煮面吃。可他的生活能力实在太差了……”
我轻声问：“女儿不能常来照顾他吗？”
张主任说：“他女儿住的地方距此几十里，不能每天来，隔些日子来料理一次。”
我心里暗暗叫苦，诗人哪，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你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如此糟糕？如果自己不振作起来，你会为此遭罪的！
我们自己拉把椅子坐下来，他却呆呆地站在床前，依旧披着粗毛呢外套，叼着烟卷，喷着烟雾，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我：“侯专员你把我忘了！这么多天了，你为啥不来看我呀？”
他的面色很难看，眼眶潮湿，孩子般憋着满腔委屈，朝我发作一句，整个身子便顺着床沿出溜下来，蹲在地上，好似崩溃了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