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写久了，养成一个习惯，喜欢揣摩人。一桌人吃饭，会下意识地猜测都是些什么个性，一群人开会，也会揣摩台上台下的各等心事，一伙人聊天，也会从人家的对话里感觉到微妙关系，这纯属自己跟自己玩儿的单机游戏。一般来说，准确率八九不离十。有时我说出我的判断，人家会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
但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那种判断失误的经历。
比如前不久从山西长治回成都，在飞机上遇见一位，就失误了。那是个子不高的男人，面色微黑，还有些沧桑。上身穿了一件白色汗衫，背后印着半月形的一排字，一看就是哪个活动发的纪念衫；下身是条牛仔裤，也很旧了。我座位靠过道，他在中间，从坐下后，就两手放在腿上，很拘谨的样子。我心里便暗暗猜测，肯定是很少坐飞机，也许是个农民工？飞机起飞后，空姐来送报纸，他不要，送毯子，他也不要。就这么一直僵坐着。送餐了，他接了过来，就摆在小桌板上，也不动。我不禁悲悯地想，是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农村大妈就是让我帮她的），我要不要帮他一下呢？
还好，在我犹豫的时候，他动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惊讶不已，并且暗自嘲笑自己：人家不但熟练地打开餐盒就餐，还找小姐要了耳机听音乐。因为我们紧挨着，我听见他耳机里传出的声音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钢琴曲。用餐完毕，人家用餐巾仔细地擦了手，要了一杯咖啡，熟练地放了糖和伴侣，慢慢地品味，喝完咖啡后，他终于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看，是电子书！
幸好我没好为人师，差点儿出洋相。
还有一次意外，也让我印象深刻。一家电视台编导来找我，商谈一个访谈节目。编导来的时候带来一个摄像师，说要拍几个镜头。那摄像师长得非常壮硕，看上去孔武有力，一手拿着摄像机，一手拖着脚架。我暗想，这个人太适合当摄影师了，每天扛机器还是很需要力气的。我跟编导建议去我们小区旁边的茶楼里谈，不料那摄像师看了一眼茶楼说，能不能换个地方？我这个机器太重了，上二楼太累了。
我有些意外，才一层楼梯而已。但我们还是尊重他，就去了对面一家茶室，不用爬楼梯。谈完了出来，编导再说去我们小区拍些外景。那位摄像师又说，可以“打的”去吗？这回我真的吃惊了，才几步路啊，你就是想打，也没出租车愿意啊。编导小姑娘哄他似的说，就几步路，马上就到了，就在对面。摄像师这才“哦”了一声，瘪塌塌地跟我们去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关键是，他说话的声音还特别轻柔，带着那么一点点撒娇的语气：“可不可以‘打的’去啊？”实在是反差太大了，让我这个外貌协会的有点儿犯晕。
其实“人不可貌相”是句很老的话了，妇孺皆知，出自《西游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类似的还有一句，知人知面不知心。但中国谚语往往是辩证的，有黑就有白，所以也有截然相反的表达，比如人靠衣裳马靠鞍，或者，相由心生。确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凭外貌判断一个人的：此人很俗气，此人很滑头，此人没文化，此人很风骚……或者干脆认为，此人跟自己完全不搭界，永远不可能说到一块儿去等等。
但事实上，外在的一切往往是不靠谱的。你看了一眼做出的判断，和你看了N眼，更或者你与他交谈后做出的判断，会有很大出入，你会发现外貌后面还有另一个他。而这“出入”，便成了我的收藏。
讲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最近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认识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是来当地考察投资的。我接过他给递上的名片，是那种带花纹的发亮的名片，感觉很俗。上面列了好几家公司，密密麻麻的。我也没细看，总之是个有钱人。他客气地跟我说请我去他那儿玩儿，可以住他开的宾馆。我敷衍两句就放包里了。老板说一口闽南话，闽南话在很多时候就像是老板的专用方言，因为影视剧里的老板大多说闽南话。于是凭一张名片和一口闽南话，我感觉，我跟这人是完全不可能说到一块儿去，不就是一个会挣钱的老板吗？
那天早上我们要去山里，天气很冷，我穿了薄毛衣还带了件风衣，而他只穿了短袖T恤。在主人的一再劝说下，他在路边的一家小店买了一件运动外套。上车后他解释说，虽然他是福建人，但不怕冷，因为他在东北当过兵。我暗暗吃了一惊，问他哪年兵，他说一九八〇年。虽然比我晚几年，也是老兵了。跟着他又说，虽然当兵只有两三年，但至今依然保持着早上六点起床的习惯，从不睡懒觉。我笑了，感到了一些亲切。
也许是我的笑容和语气，他便主动跟我聊起来，他说来这个山区考察，除了生意外，也是想做些善事。我有些意外和不解。他略略有些动感情地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乞丐，一个是老板。
我不清楚他说“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个什么样子，他的表达不是那么准确，但我已经有了听他聊天的欲望。
他说，刚离开部队的头几年，还处于创业阶段时，他去云南出差，途中停在一家小饭店吃饭。等菜的时候，看到饭店老板在撵一个要饭的乞丐，很凶。也许是怕要饭的会影响饭店生意。那乞丐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被撵后战战兢兢的。他看不过去了，就拿了五元钱出来给老板，说你给他一碗肉吃吧。
那个时候五元钱可以买很多肉的。老板就盛了一大碗肉端到门外给那要饭的，没想到门外不止他一个乞丐，还有五六个，他们狼吞虎咽地分享了那大碗肉，然后进门来给他作揖，他们站在他的面前，不停地作揖，嘴里喃喃道谢，称他为“恩人”。他说，那个时候我心酸得没法说，忍着眼泪摆手让他们走。
“就是一碗肉啊，他们差不多要把我当菩萨了。这个时候我的菜也端上来了，摆在桌子上，可是我一口都吃不下，我就这么饿着肚子走了。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一我想我要努力挣钱，不能过苦日子；第二我想我挣了钱以后，一定要帮助穷人。”
老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眼圈儿是红的，而我的眼泪也要落下来了，心里很酸。我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虽然我们都知道还有很多很穷苦的人与我们同处一个年代一个社会，但这个“知道”是抽象的，当他们非常具象地出现在面前时，那种震撼是完全不同的。
老板接着说，第二个改变我的是一个台湾老板。这些年我生意慢慢做大了，条件好了，差不多要忘了那个乞丐了。因为做生意，我跟一个台湾老板有交往。这个台湾老板回到福建老家做了很多善事，捐建学校，捐修公路，资助穷苦学生，大笔大笔的钱拿出来。可是我发现他跟他的老伴儿非常节约，每次过来谈生意，都是自己带着馒头和咸菜，连矿泉水都舍不得买，自己带水壶。穿得也很朴素，从来不穿名牌，而且总是住最便宜的旅社。几次交往下来，我太受感动了，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我也是这样，不管挣再多的钱，也不过奢侈的生活，还要尽自己所能把钱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人。
虽然他的表达没那么明晰，但我完全听懂了，并且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再看他，便有了全新的发现，他果然与其他老板不同，手腕上没有手表，也没有手镯，什么黄花梨紫檀的，什么宝石的，统统没有；手指上也没戒指，方的圆的都没有，脖子上也没有金项链或者钻石翡翠之类的东西。他也不抽烟，最为明显的是，他的手机，是一部很旧很旧的诺基亚，表面已经磨损了，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
我明白了他说的“今天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单看他外表，你很难想到他是一个有数家公司的老板，他甚至有自己的宾馆和博物馆。他已经资助了二十几位大学生，还参与了当地的很多公益事业。他说他还要做一些“不挣钱”的事。他来这个山区，就带着这样的目的。
后来的几天，他依然操着闽南话背着手像个老板那样参加各种活动，依然给每个人分发他那个花里胡哨的名片，我也依然没有与他做更多的交谈。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在内心表达着敬重和惭愧。
二〇一二年，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