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到“新年音乐会”这个词，是和维也纳连在一起的，那个著名的音乐之都每年元旦前夕都要举行一场新年音乐会。N多年前的元旦前夕，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很激动地说，你快看某某台，正在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便打开来看，看了一会儿就失去耐心了。像我这样从小没被音乐熏过、听着样板戏和语录歌长大的人，对这种纯粹的音乐实在是不会欣赏。不像打电话来的那个朋友，虽然长得像个大老粗（具体说像车间主任），可人家懂音乐，还会拉小提琴呢，即使是通过电视听音乐会也很激动。
后来嘛，咱们祖国自己每年也有新年音乐会了。不止是首都，大点儿的城市都有了。我所居住的城市，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年年举办，到今年我收到请柬一看，已经是第八届了，时光的流失的确迅猛。起初我不是很有热情，写小说写出了毛病，看什么表演都喜欢有情节有人物的，比如话剧，比如歌剧，比如戏曲，最起码也得是唱歌儿，那上面至少有字儿啊。这样纯粹的音乐演出，我怕我坐在那儿傻傻的，可惜了请柬。再说这种照猫画虎的演出，我估计也没什么大意思。我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把请柬转送给“车间主任”呢？
可后来我仔细看了请柬，决定亲自参加。因为请柬上特别写明了两点注意事项：一是希望提前十五分钟入场，现场直播；二是男士须着深色西装。尤其是这后一点，让我觉得这事有点儿像真的了。一想到那平日里稀里马哈的男士们，穿着深色西装笔挺地出现在音乐会上，我还真有几分兴奋，没准儿也是帅色可餐呢。用我一个女友的话说，就是没什么想法，也可以养养眼哪。
我收拾打扮一番（为了对得起深色西装），出门，提前到了会场。到了，就开始有些不美的感觉。首先会场不设在音乐厅（俺市里有个仿金色大厅建造的音乐厅），而是设在一家饭店的花园里，凳子是临时摆放的；二是女士们如火柴大小的包都必须寄存，但那些累赘的大衣羽绒衣却只能由自己抱着，或挂在椅背上，很碍瞻观。
进门时，我被服务生告知只能坐在第七排以后的位置。我一想，看来是有领导要光临。我就本分地在十几排的位置上就坐了。反正音乐会重要的是听，坐哪儿都一样。坐下后，我开始心怀叵测地四处打量“穿深色西装”的男士。但头都转累了，才发现了一两个，是那种很年轻的、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小绅士。但凡上了点儿岁数的，依然很大气，该穿什么穿什么，羽绒衣，皮夹克，棉袄，不一而足。进来热了一脱，里面大多为套头毛衣或保暖内衣，跟在自己家没什么两样；而那些穿了西装的也都是经过改良的，要么在衬衣里面佐以高领棉毛衫，要么在衬衣外面佐以毛衣，且重叠两件。颇有中国特色。更有特色的是进了大厅也坚决不摘帽，毛线帽，牛仔帽，都戴着，展示出真我色彩。
我暗自庆幸，幸好没穿长裙喔，否则岂不是太做秀了。接着想，若是把请柬给了“车间主任”，他会穿深色西装来吗？根据我的了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期望中的养眼显然是不行了。我只好期待着养耳。
现场突然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的声音：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音乐会将准时开演，请赶快坐好，我是现场导演。请大家听我的指挥，往前靠靠。
我还没看见他老人家在哪儿呢，却见观众席哗啦一下乱了阵。原来给领导留的位置留得太多了，导演指挥大家赶紧填上。人们兴奋地往前涌，椅子都碰倒两把。你想那领导的位置谁不想坐啊。我倒是纹丝未动，坐了也是白坐。
八点一到，音乐会果然准时开始，一对靓女俊男走出来报幕，先请市长致辞，然后隆重介绍指挥家。指挥家就站上台去，他的小棍子轻轻一点，手机铃声就响起来了——音乐会上出现手机铃声我已司空见惯，奇怪的是它竟响得这么准点儿，刚好做了音乐会的序曲——之后，那伟大的音乐会才正式开始。
听了两曲后，我只能说还不错。曲目都很有名，演奏的人也都是专业水准。能差吗？但我的确很难做到一直用心去听，往往是听着听着思想就开小差了，而胡思乱想之时又往往被某一段旋律所打动，再进去听。我就这样在音乐里进进出出，倒也自在。反正我的神情是极为专注的，很能体现对音乐的尊重。现在有假球假唱，就不兴俺假听一回？
中间仍时不时地响起手机铃声，作为各名曲之间的衔接。
最后，节目主持人向大家隆重推出著名小提琴手薛伟。我在节目单上看到介绍，说他在国际上得了这个奖那个奖的，还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但咱们隔行如隔山，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厉害。没想到他一拉，哦不，说“拉”太老土了，应该说演奏。他一演奏，那真是不一样啊，像我这样的外行，都完全被迷进去了，真是太棒了（一说到音乐俺就词穷）。特别是后来，他在大家的热烈掌声的一再请求之下，加演了一曲《梁祝》，终于让我彻底陶醉了，那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啊。我的心灵得到了充分的抚慰，算是真听了一回。
有了薛伟的小提琴，音乐会的句号拉成了惊叹号。
我心满意足地回家，并猜想那些穿羽绒衣皮夹克和棉袄的男士们，也和我一样得到了美妙的精神享受，管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呢。
不过，明年的音乐会，我还是期待着能和着深色西装的男士们一起去听。
二〇〇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