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美并不同意王侁的做法，但无法阻止他。为了以防万一，他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不久，王侁得到了杨业战斗失利的消息，顾不上许多，掉头逃跑。监军要走，潘美当不能制。他是受监督而不是实施监督的，监军与钦差大臣无异，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杨业与王侁发生争执而潘不发话的原因。
杨业知道大势已去，忍不住仰天长叹，吩咐部下另寻生路。但将士们誓死相从，无一退却。杀到最后，王贵和杨延玉都壮烈牺牲，杨业身上多处受伤，战马也累得跑不动了，最后中箭被俘。史上记载，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至死不从，大呼：“我杨业一心尽忠报国，无奈奸人逼迫，导致兵败身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见人？”最后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各种史料，包括《宋史》、《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杨业之死的描述基本相同。新编《辞海》杨业条：“在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错误指挥下，他孤军陷于陈家谷口，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辞海》的解释非常客观，认为杨业身陷绝境是因为潘美和监军的错误指挥。但历来都有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杨业为谁所害的争论中，其实这毫无意义。
如果客观冷静地进行分析，说到底，杨业之死只不过是一场意气之争，谈不上刻意相害，更上升不到政治高度。杨业与监军都有些意气用事，如果杨业能够放低姿态，妥善化解矛盾，结果当不会如此惨烈。但由于双方都过于重视自身感受，结果一场言辞之争，演化为生死较量。表面上看杨业确实维护了个人名节，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还留下了千古美名，但细想之下，他的死于己、于家、于国又何益之有？
杨业之死与其自身性格有直接关系，他自己对此也负有很大责任。杨业在北汉是说一不二的主将，投诚北宋之后角色变了，他不再是主角，只是一个配角。在军事讨论会上，杨业主张避实就虚，强调计谋。王侁主张不畏强敌，直面对手，打出声势。
应该说，杨业的主张更合理些，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而是对监军说，“按你们的主张，只会打败仗”。王侁是何等身份，怎么能由得他这样驳自己的面子，马上反击道：“你号称无敌，现在却如此胆小怕事，难道有什么二心吗？”话语间流露出对杨业的轻视和不屑。
其实，杨业完全可以用商量的方式与监军探讨，不必对不同的意见那么激烈否决，不仅对上级，对同事如此说话也会招致反感，更何况面对的是代表皇帝的监军。诚如此，杨业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便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不会将自己逼上绝路。
史书上讲，“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可见杨业的群众基础并不过硬，有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够低调，给人留下了一些把柄。杨业的悲剧有一半是他自己造成的。性格即人生，历史上又有多少如杨业一样恃才傲物的人，导演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性格的悲剧有时就是人生的悲剧，而个人的悲剧有时就是历史的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财富。
一场个人的悲剧，最后演化成了国家悲剧。986年那场战役，十万宋军顷刻消亡，再加上979年的幽州之败，北宋前后丧师不下30万，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杨业死后4个月，辽兵又攻占了瀛州(河北河间一带)，大将刘廷全军覆没。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高阳关都部署杨重进殒命沙场，数万人死亡，沿途诸郡群情涣散，毫无斗志。契丹军长驱直入，连夺数州。从此，宋在对辽的军事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986年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开始采取虚外严内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内强压，对外妥协，宽外而严内，用好听一点的词形容就是“内法外儒”。“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太宗的这段话表明，在他眼里，内患大于外忧，家贼甚于外寇，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维护政权稳定和如何传位于子上了。
宋太宗的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宋合计320多年，外患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历受辽、西夏、金、元人的侵扰。敌寇兵临城下，朝中和战之争端不断。即便战事顺利，形势占优，也要委曲求全，屈辱求和。一旦危机解除，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故态复萌，满足于眼前的平安。靖康之后，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大批朝臣、嫔妃都沦为金兵阶下囚，最后死在异乡做鬼。
在悲剧发生之前，无论是潘美还是监军都没有刻意要害杨业的主观动因。王侁与杨业素无过节，他在宋军北伐时才出任监军。打仗派监军，这是宋朝惯例，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个人的。王侁指责杨业不出兵是胆怯，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杨业言辞过于激烈，王侁刚一提出自己的设想，杨业马上反驳说，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杨业主张避开强敌，重点保护人民转移。而王侁则认为不能太窝囊，要正面迎敌。应该说王侁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想法是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打漂亮仗。杨业久经战场历练，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更为充分，打胜仗是第一位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漂亮。
观点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但因为双方表达方式有误，导致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业可能确实不懂吏事，他不知道如何与上司相处，更不知道如何争取上司的支持，所以即便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给他带来了最黑暗的结局。
决策失误与曲意陷害完全是两回事。一事当前，完全没有争论和异议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协商出最正确的办法，这也是为将之道，为帅之法。如果明知决策有误，反而要以身试法，尽管可能一时痛快，但结果可能害人害己又害国。如果是真刚烈，据理力争又如何？还是不够坦荡，又不够世故；性格刚强，又过于软弱，一遇挫折，便只想到玉碎瓦全，摆脱被动的能力、摆脱困境的能力都不够。杨业最后说自己为奸臣所迫，表明他虽久居官场，但并不成熟，或者是在北汉居高官霸道惯了，在宋朝军中做一配角还没有调整好心态。
再说潘美。有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要负主要责任，理由是他没有支持杨业，没有主持公道。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完全不理解宋朝的监军制度。宋代对武将一直放心不下，实行监军制度就是要分将帅之权，防止其拥兵自重。
当时的监军都是皇帝信得过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谁与皇帝关系密切、谁受皇帝宠幸，谁的权势就大。两位监军都与皇家有一定的关系，王侁的父亲是后周枢密使，对于宋太宗来说就是老首长的孩子。刘文裕的姐姑是宋太宗之祖母，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算是“外戚”。他29岁“起家补殿直”，官位很低，但在太宗继位之前，与赵光义有过不少接触，太宗当了皇帝之后，对他不断提拔。
皇帝派监军到西路军，不是监督杨业的，而是监督主帅潘美的。对抗监军就是对抗皇上，“有异志”者是死罪，监军有权处死心怀异志的战将，有的大臣仅仅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受了贬官的处分，这是有先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潘美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为杨业主持所谓的公道。官场上，不作为有时是立身之道，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
潘美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只不过他处事比杨业更为周到圆滑，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早和其他武将一样被“杯酒释兵权”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在那种场合不会轻易表态，稍微有点城府的人都不会与监军正面冲突，监军的权威是要维护的，否则朝廷也不必派什么监军。
历史上潘美也曾当过监军，对监军的职责肯定有很深刻的理解。宋太祖刚继位时曾对陕州主将袁彦不信任，派潘美去做监军，并授意他随时可以取其性命。但潘美单骑赴任，以大局为重，不但没有简单行事，反而感化激励袁彦，使其诚意归顺大宋。
史书上说杨业不知书，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其性格过于耿直这一点就能看出些苗头来。杨业与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将副将，此前他们之间没有过节，而且能够一起打胜仗。与杨业相处，潘美的心态应该是放松的。杨业是北汉降将，立再大的功也无法与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相比。倒是杨业急于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果过于急于求成，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历史上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将大多有这个毛病。南宋的岳飞如此，明代的袁崇焕也如此。
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