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作了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雄据晋阳而坐上龙椅。特别是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是他们起兵成事的地方，“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凭借的就是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的有利局势，不到半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才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宋太宗深以为然，历史上太原出了太多的开国皇帝，估计跟这“龙城之兆”有很大的关系，他决不想此处再出危及自己皇位的帝王。为了防患于未然，当然必须尽快铲除“龙脉”。于是宋太宗下诏削平系舟山，改名“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宋太宗还不放心，担心龙脉犹存。为了斩草除根，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摧毁太原城。为此他下诏焚城，要求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洛阳，普通百姓迁居并州。
宋军纵火时，城中尚有大批百姓，他们或因不愿撤离，或是来不及撤离，都被活活烧死。一时间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晋阳古城火炮冲天，喊声惊天。此后，宋太宗又下令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洗一空，企图毁尸灭迹，把晋阳彻底抹掉。
“南人鬼巫好基祥，万夫畚锸开连岗”，第二年，赵宋王朝在晋阳东北方向的唐明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筑新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为了钉死太原龙脉，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以示斩断了龙脉、钉破了城堡。
弥漫在城头的遮天浓烟可以慢慢散去，印刻在晋阳人民心中的创伤却一直无法抹平，焚城之患经年不散，焚城之痛多年犹存。“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元好问的《过晋阳故城书事》，是控诉，是冷嘲，也是指斥。这种情绪终宋一代都很强烈。
赵光义占据晋阳后曾到晋祠游览，发现唐太宗在此处立有“贞观碑”，记载了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赵光义为之怦然心动，唐太宗是他的偶像，许多事情他都愿意效仿，为了也能流芳百世，他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但当地百姓并不买账，“贞观碑”受到后人的精心呵护，千百年过去了仍然完好无损。而“太平兴国碑”被百姓所唾弃，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俨然成了一座“无字碑”，被冷落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宋太宗在太原犯下了滔天罪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要评功摆好。“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宋朝欠太原人民的账太多，《宋史·礼志》提到，北汉平复77年之后，旧城的百姓仍有不肯入住新城的，所以建议朝廷要宽其赋税，除其徭役，免除他们的后患，这则史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阳百姓与宋朝廷间深深的芥蒂。
宋太宗焚烧晋阳堪称历史上最为残酷和昏庸的决定之一，不仅给晋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为宋朝之亡埋下了祸根。
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时期，以晋水流经其北而得名，传说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初封于此。后代历经北齐、唐、五代的不断经营，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又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之誉，堪称“北门锁钥”。
唐朝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统一全国后，将晋阳定为北都，不断整修扩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方圆达40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守将李光弼依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50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后来，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从此以后，中国汉族封建王朝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和争战中，开始由强变弱，处于下风。这不只是一座城池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般的杨家将故事都讲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却更多的是表现杨业被陷害的无奈与悲凉，很少写杨家将如何杀敌，如何边关立功等等。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这样的历史渊源，其中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之痛的主谋，但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中之恨。
传说中的潘美盖过了历史上的潘美，潘美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的魅力，但却是历史的大忌。戏说不是历史，戏剧小说不能当历史来读，同理，历史人物也不能与娱乐人物对号入座。
六 潜规则的威力
美国有部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军规上明明只有二十一条，但看不见的、不成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际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往好听一点说叫惯例。
982年4月，契丹主耶律贤兵分三路攻宋。中路攻雁门，被杨业打败，损兵三千。这一年9月，耶律贤去世，12岁的隆绪继位，史称辽圣宗。他的母亲萧太后摄政，辽朝内部隐藏着各种矛盾。萧太后史上确有其人，名叫萧绰，小名燕燕。
宋将贺怀浦、贺令图、刘文裕等先后上书，要求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认为，契丹朝中大臣多有不服，叛乱甚众，正是讨伐之机。但是宋太宗一直按兵不动，雍熙三年(986年)，才决定出兵北伐。机会出现之后，宋太宗为何拖延了四年之久才行动？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玄机？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979年幽州之败对宋人的打击实在太大，北宋需要时间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宋太宗担心政局不稳，朝中的不稳定因素牵扯了他太多的精力。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的执政理念。
最令宋太宗赵光义忧心的，是他登基的合法性。宋太宗弟继兄位，朝野内外常有非议。宋太祖的两个儿子以及弟弟赵廷美都正值青春年少，无论他们有没有夺权野心，只要他们存在，对赵光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
宋太宗原本希望通过建立盖世武功来树立他的崇高地位，所以才有了979年急功近利的北伐契丹，但那一场战役的惨败，使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认识到，收复燕云十六州实在太难。于是目光由外转内，把稳定政权作为头等大事。
幽州之战失败后不久，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在他的言语刺激之下，自杀身亡。981年3月，宋太祖的另一个儿子赵德芳又突然暴病身亡。随后，宋太宗联合赵普抛出所谓的“金匮之盟”，为他继位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紧接着又合伙整治唯一可能威胁皇位的赵廷美，将赵廷美一贬再贬。公元984年，赵廷美在忧愤之中客死他乡。这个时候，宋太宗才能够腾出手来，从容对待北部边防。
986年春天，宋太宗又收到边将密报，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其实，经过几年的整治，萧太后在辽国的地位已日渐稳固，辽圣宗也已16岁，与萧太后的宠臣韩德让相处融洽，契丹出现了辽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可以说，北宋进攻辽国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宋太宗亲自指挥，从河北、山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约定最后会师幽州。大将曹彬、崔彦进、米信率领东路军为主力，从雄州出击，向幽州推进；田重进率领中路军，由定州攻飞狐，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潘美和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收复关北的广大地区。
宋军的策略是中路和西路军先行突击，猛攻猛打一路东进会合主力部队。宋太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辽军是一棵大树的话，宋军的战略就是先去其枝叶，然后合力拔树。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战争的最初相当顺利，中路和西路军连战连捷，打了不少胜仗。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所向披靡，不到两个月就收复了云州(山西大同)、应州(山西应县)、寰州(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和朔州(山西朔县)，差不多完全收复了山西北部的失地，兵锋直抵桑乾河。
中路军也收复了一些失地。
问题出在东路军这支主力部队身上。中、西路军连打胜仗的消息传来，他们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顾粮运困难等客观条件，擅自改变作战计划，盲目进军。按照部署，东路军的任务是从东侧虚张声势，以十万之众佯取幽州，诱使契丹主力前救范阳，逼空契丹山后，为潘、田两军从西攻打提供良机。
宋太祖要求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持重缓行，不可贪功冒进，等到潘美尽取山后之地会合田重进东进，与曹部合取幽州。但是，也许是因为宋军攻势太猛，也许是辽军有意诱敌深入。总之，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克固安、涿州、新城等地。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不少人开始洋洋得意、头脑发昏，以为辽军不过如此，再加一把劲就可以直捣他们的老窝。东路军的一些将领把初时的战略部署抛到脑后，轻敌冒进酿成大祸。他们在涿州被耶律休哥断绝粮道，退兵之后再败于岐沟关，不得已退归雄州。辽兵趁势追杀，宋军损失惨重，曹彬仅以数骑逃亡。
宋军主力失败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导致战局逆转。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宋太宗下令全线撤退，要求田重进退还定州，西路军退守雁门关以南的代州，掩护四州官民内迁。与此同时，萧太后统领十万大军进行反扑，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已两度败于辽将耶律斜轸，应州守将弃城而逃，辽军又乘机夺回了寰州。
在这种情况下，把四州人民迁回内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代州在雁门关之南，强大的辽军占据了雁门关北，宋军曾收复的四个州中，应州和寰州已经丢了，云、朔两州被辽军隔断，呈孤悬之势，联络相当困难。
潘美是西路军的主帅，杨业是大将，在他们之外，还有两位监军王侁和刘文裕。监军的职位虽然并不比杨业高，但他们代表皇帝，地位非同一般。在讨论如何完成任务时，杨业与监军发生了激烈争执。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和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杨业主张不与强敌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跟敌人周旋，并提出了保卫云、朔和应州人民南撤的作战方案。他建议先出兵应州声东击西，乘辽军掉头迎战兵力分散之际，聚歼其部分精锐，借以掩护云、朔两州人民安全向南撤退。
监军王侁对杨业的计划不以为然，他声言宋军现有几万精兵，完全可以走雁门关大路，堂堂正正地向前，看契丹能怎么办。另一位监军刘文裕随声附和。主帅潘美默不作声。若依王侁所言，那就意味着要和辽军硬碰硬，当时辽兵十倍于宋。
杨业非常激愤，指出那样做犹如以卵击石，只会导致失败，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身为武将，又觉得自己正确，杨业直言不讳，言辞之间火药味很浓。
王侁听罢非常生气，不但不肯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讥讽他：“你平日自诩无敌，如今碰上敌兵，不敢正面迎战，难道是‘有他志’吗？”
杨业本是北汉降将，与辽国有着30年的盟友关系。归宋后，原本就受排挤，王侁这番话无疑是对他的嘲讽和羞辱。王侁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你当初对抗我们大宋不是挺能打的吗，还号称‘无敌’，现在要对付辽人就成了软蛋，难道你与他们另有约定吗？”(据《宋史·杨业传》)
在那个年代“有他志”就是死罪。这话从一个监军之口说出，分量是相当重的，字字都击向杨业的软肋。杨业望向主帅，希望他能主持公道。潘美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名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之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更为妥当，况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潘美一言不发。
监军是代表皇帝的，如今战术之争上升到了“有无他志”的政治高度，杨业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是无益，他横下一条心，慨然而答：“我杨业并非贪生怕死，只因敌强我弱，不想叫将士们白白送命。现在大人既然如是说，我只好领兵受命。”
兵法云，知可以为而为，知不可以为而不为。杨业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出兵必败而又不能不出兵，他伤心至极，与潘美洒泪话别：“我本是北汉降将，按理当斩，太宗皇帝不仅没有杀我，反而委我重任。我决非畏懦不战，只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战则必胜。现在事已至此，我自当殊死一搏。”
杨业兵到朔州之南、代州西北的陈家谷口，请求潘美安排精壮步兵在此埋伏以待接应。随后，他率领儿子杨延玉和73岁的老将王贵，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杀进谷去。
辽军调动大批精锐把宋军团团包围，杨业父子浴血苦战，从中午杀到黄昏，宋军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且战且退到了朔州以南十八里的狼牙村，期望杀回陈家谷口，与预先埋伏接应的宋军会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约定好的救兵早已不在陈家谷口。
原来，在杨业杀进谷去之后，潘美和王侁布兵于谷口严阵以待。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寅至巳，大军等待的时间太长，王侁派人登托逻台观望，发现谷中尘烟四起，以为部队打了胜仗，怕杨业抢了头功，赶紧引兵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