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外国八路》中，也随处可见这类富于诗情美感的画面，衬映着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的生动形象。当他往沂蒙山区的行军途中，秋天的黄昏，沾云挂雾的山峦展现在面前，高峰突兀，茂林郁郁苍苍，气象万千。他顿觉精神抖擞，不禁想起德国南部的梯邳，那是奥地利与瑞士、意大利的交界处，18世纪，山民们曾奋起反抗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此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火，使他想起这段历史。读到这里，我觉得真同这位外国人心心相印了。在残酷的反“扫荡”中，汉斯.希伯转战用沂蒙山，他登高远眺，望着潺潺北流的蒙河，只见“银色的水波起伏着，拥挤着，既不似欢乐，又不知忧愁，只是一味地流啊流啊！岁月过去了，它却始终流动不息”。这奔流的河水，引起他淡淡的乡愁。他远离故国，万里跋涉，来到这遥远而亲切的东方，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此时这一幅格调粗犷战火纷飞的北国冬景图，不禁引起他联翩的浮想和翻腾的心潮——
看到流淌的河水，希伯似乎能听到河水发出的微小的声息。河水闪烁着细碎的浪花，他不禁想起了莱茵河。只不过，莱茵河是暗绿色的，河上总有航船，这儿荒凉得多。他似乎看到了莱茵河两岸的那些城镇，那些红砖黑瓦的房子，人字形的屋顶，哥特式的窗户，德国式的建筑风格。……他心里犹如被甜蜜的醇酒灌醉了，眼神变得安详而充满了憧憬，说：“将来，不知哪一年，我同秋迪回德国之前，是要再来看看沂蒙山的！”
秋迪是希伯夫人，一同来中国的。当时正是世界反***战争处于苦战的年代，蹂躏欧亚两大洲的德国和日本***，猖狂之极，但希伯对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轻轻地哼着一首德国古老的民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逝往，过了严冬腊月，又是明媚春光。”这时，在歌声中，在战火中，“外国八路”和“中国八路”的心紧贴在一起了。我们现在读来，如拂和煦春风，温暖胸怀，振奋精神。胜利的一天终于到了，希伯却在胜利前夕倒在中国的土地上，作者写到1983年麦收时节，希伯夫人秋迪远道由西德来华扫墓，她在安息在沂蒙山的希伯墓前献了鲜花，又在麦地摘了几穗成熟的小麦带走。她说：“希伯长眠在这儿了，这是生长在他墓旁的小麦，我要把它带回去种在德国的土地上！”这象征着革命者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和各国人民友谊的崇高精神，有如种子播入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传之久远。王火传记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大都是充溢诗情画意，富于哲思理趣。古人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又谓：“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志。”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画，亦当有这种境界。
四
王火这两部传记作品所立传的人物，都是属于英雄人物之列，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是应当载入史册的。写英雄人物，当然要写他们的光辉事迹。如何在这类人物的遐迩流传不胜枚举的传奇式故事中，取其精华，突出重点，这又在于作家的胆识和匠心。《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没有写节振国的生平，而是着重写他一生中最红光灿烂的一段，即从1938年春到1939年秋，也正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最艰难的一段时期，而关于他的童年等等，则用穿插与点染的手法，略加描述。《外国八路》只写汉斯.希伯(1897—1941)一生中最短促的一段，前后仅三个月。王火在后记中写道：“我从文学角度在这本小说中企图再现的，只是他来沂蒙山区与中国抗日军民相处和并肩战斗的一段艰难生活。那是血雨腥风，铁与火交迸的岁月，时间不到三个月；当然，是光辉灿烂、慷慨悲壮、不应被忘却的一段。”正是这样，一个写了一段时间，一个只写三个月，而使我们看到了节振国和汉斯.希伯不平凡的一生，亲切了解他们的整个灵魂和全部性格，永远沐浴着他们的精神的光辉。
传统的传记作品的写法，往往是按照立传人物的生活道路和斗争历程的时间顺序来写，不免成为一篇流水账，而不是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画卷。前引意大利16世纪文艺评论家基拉尔底.钦提奥论传奇体叙事诗就曾提出：“正如历史的叙述从头说起，描写一个人物的一生事迹也应该从他的第一件辉煌的事迹叙起。如果他从摇篮里就现出伟大的征兆，他的事迹也就要从摇篮叙起。”这种写法，如以作画比较，就近于连环画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则不然，应该采取“点睛”之法，贵在传神。我国东晋时代画家顾恺之以善画肖像和人物著称，他就注种画睛传神之法。鲁迅也说过：“要极节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把这种画称为“传神的写意画”，不需要细画须眉，着墨不多，而神情毕肖。王火传记作品的人物画，也可说是属于这类写意画的范畴，有不少传神之笔，在表现方法上颇具特色。
在传记作品中，其人真有其人，其事实有其事，是否要完全按照“真人真事”的“原样”来描写，而不容许“走样”呢？我看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仍以作画为例，可以我国传统画论中的“形似”与“神似”之说来作说明。《唐朝名画录》的作者朱景玄曾谓：“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艺术家施展创造才能，充分发挥想象，使所描绘的事物达到“有象”(形似)与“无形”(神似)的统一。倘是人物画，就要把无形的精神和气质传达出来，这才有艺术的生命力。文学家兼书画家苏轼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句，现代大画家齐白石则谓：“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类见解可借以说明传记人物的塑造问题，可以认为，不似当为失历史真实性，太似则失艺术创造性。这样认识，也许有助于理解文学传记人物画的审美价值。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长征途中，写英雄人物，为新时代所涌现的英雄人物立传，是很重要的创作任务。《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卷前有几句话：“那种亵渎圣贤、诋毁英雄的年代毕竟过去了。颂扬英雄人物，无疑仍应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如果真有“永恒的主题”，这应是真正的永恒主题之一。可以认为，英雄人物的形象本身就是高大的，文学有任务，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刻画出我们时代中的英雄群像。这样的要求，同“四人帮”标榜的所谓“三突出”之类谬论，是毫不相干的。阿.托尔斯泰在《文学的任务》中曾热情呼喊：“英雄，我们需要当代的英雄，需要歌颂英雄的长篇小说。我们不害怕粗线条和豪言壮语。生活正高举着拳头，并且发出尖锐的无情的话语。”我们现在呼唤这类作品，也是回答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是履行时代向作家所提出的任务。
文学贵在创新。王火在创作上是不倦的探索者。他写《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把传记和小说的不同质素融为一体，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长篇传记小说，在艺术上颇有新意。在创作方法上，看来他是博采众长，不拘一格。从这两部传记小说来看，主要还是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方法。像节振国这类英雄人物是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作为“神秘的蒙面人”，进入沂蒙山区，穿上八路军军装，与日军周旋的故事，也是颇具传奇性的。王火在两部传记中所描绘的人物画，就充溢着“指间剑舞，腕底雷鸣”的雄伟之美，具有浓烈的“传奇体”的艺术质素。刘勰有谓“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这也可用以说明文学传记创作上的审美特征：传奇性与真实性的密切结合。在表现手法与语言艺术上，王火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自己曾谈到过：他喜欢选择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题材，并抒发自己的独特感受，他喜欢真挚、朴素的文风。对于英雄传记来说，致力于语言的明快和朴素美，则尤能显示出人物所固有的精神和风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应该追求这样的审美境界。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用生命之火熔铸历史的画卷
——论王火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陈朝红
当代著名作家王火，在文学道路上日夜兼程，探索奋进，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来，王火的人生轨迹和创作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变革合拍同步，与党和人民命运相连。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人生道路的雨雪风霜，王火的心中始终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汹涌着创造的饱满激情。作家怀着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和献身文学的坚定信念，辛勤笔耕，呕心沥血，创作了多达五百余万字的各种题材、体裁、形式的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和发表了长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百余篇，还有大量散文、随笔、电影文学剧本、评论等作品。王火努力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家庭的命运变迁，去观照、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描绘时代的风云，展示历史的画卷。
他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荣获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奖。
需要指出的是，王火在五六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工作，发表的作品不多。他的五百余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新时期十余年间创作的，而其中半数以上又是作家在1985年因救人而头部受伤、致使左眼失明、仅能用一只眼睛写作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可以想见，作家为此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这不是那种时髦的“侃文学”“码字儿”的轻松游戏，这是在用全部激情和整个生命为文学事业拼搏奉献啊！作家的真诚、勤奋、高尚的人品，实在令人敬佩。而尤为可喜的是，由于时代变革的激励推动和作家不懈的艺术探索，王火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日渐走向深邃和成熟，日益显现出自己独特的题材选择和历史的独特审美把握，鲜明地表现出对艺术的崇高和史诗品格的执着追求，从而在当代作家中显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十分引人注目。
本文拟对王火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与审美特色，集中地做一些探讨。
王火的创作，从194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墓前》起，就一直沿着写人生、为社会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着。新中国成立后，王火更是自觉地遵循文艺的“二为”方向，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原则。他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拿起笔创作时，每每想到自己写的作品应当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应当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准，应当使读者爱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我是努力这样做的，这点今后将永远坚持。”见王火短篇集《“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一书后记，山东人民出版社。“我坚信：生活，是源泉，真实，是灵魂。”见王火中篇集《心上的海潮》一书后记，花山文艺出版社。基于这样的创作原则和审美追求，当十年浩劫的噩梦过去，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王火又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在那短短几年时间，他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喷涌期。王火抑制不住思想解放的喜悦和反思历史的忧思，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出发，写出了许多控诉“文革”灾难、抨击“左”的流毒，触及现实矛盾斗争以及反映40年代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短篇和中篇小说。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作家的命运沉浮和心灵轨迹，留下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满腔热忱和对历史曲折的严峻审视。
在《滚烫的回忆》《新“三岔口”》等作品里，王火着力揭示了“文革”和历次运动造成的深重创伤与人性扭曲。那中学三个当权派在“文革”牛棚中所扮演的一出“三岔口”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们出于迷茫、怯懦和自保，在黑暗中互相猜疑，一团混战。灯光一亮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好人整好人。小说将戏曲舞台与现实人生相对应，构思巧妙，意蕴深沉。三中全会正如明灯高照，让人看清并记取这出新“三岔口”蕴含的历史教训，丢掉昔日恩怨，团结一致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