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雨的描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继承。按照作者的想法是要写一本具有“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7期。。也就是作品要散发着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中华民族农耕性质，造成中国人对与农事安排直接有关的季节和物候的变化最为关心，特别敏感。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雨，是季节变化中最常见的自然现象，不论处在什么时候，只要有雨，诗人作家们都会把它写进诗里，融入文章。从《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乃至现代诗人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绵绵不断、不紧不慢的雨丝给人带来无穷的惆怅，雨中的各种忧郁情结成为中国诗歌中的程式化意象。《战争和人》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特质，同时又有独特的发挥，从前面对小说中雨的类型进行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发挥：雨不再只是惆怅和忧伤的代名词，它还可以让人对激变的时代充满无限的希望，让人看到光明的未来。
第三，对雨的描写是史诗创作意图的重要表现手法。既然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小说中必然要体现出诗的意境来。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诗意的营造，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从来都是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的艺术理想，“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互相交融的美学特色。……不仅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有，在我国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中也有。……这种美学特色，是同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审美心理相联系的。”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对雨的描写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有对各种雨景诗意盎然的描写，几乎都是用人物的主观视角去感受、去观察，颇有情景交融的意味。而不时地化诗意入小说，不仅表现出人物的思绪和个性，还深化了小说诗的意境。例如我们前面谈到的童霜威听到的卖花声，清丽的描写，淡淡的忧伤，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所表现的意境。同样，童家霆和欧阳素心在法国公园重逢这一节描写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欧阳素心就像撑着一把油纸伞，徘徊在雨巷中的丁香姑娘，《雨巷》的诗意被精巧地融入小说中。
总之，独具特色的雨景描写，使雨成为《战争和人》三部曲重要的艺术表现要素，它和其他艺术表现手法一起，构成了《战争和人》恢宏、壮阔的史诗境界，开放出了动人的艺术之花。
(原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独具神韵的转变人物
——谈《战争和人》对童霜威形象的塑造
邹琦新
《战争和人》是王火对亲历过的抗战生活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沉淀和反刍后创作的鸿篇巨制。全书重点塑造的童霜威，由国民党的中间派，逐渐演进为国民党的左派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民主革命时期确实大量存在，在以往的作家笔下并未出现。可以说，童霜威是在《战争和人》中才首次被塑造出来的“熟悉的陌生人”。因而重点评析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对于解读这部作品具有析脑剖心的作用。
一
众所周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假如人的思想性格是一张照相底片，在社会实践中就必然被时代、民族、阶级、党派、家庭、朋友、学历和职业等一切社会元素感光。何况各种元素感光程度的浓淡不一，排列组合的形式各异，从而叠印到各个人身上的“总和”，必然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这是黑格尔为什么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写出“这一个”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学评论必须分析“这一个”的基本原则。《战争和人》开始描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西安事变”，此时的童霜威已是年近半百的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他那心灵的底片上，早已叠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元素，无论显意识，还是潜意识，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已建构了独具的模式和框架。
童霜威原来是个著名律师、教授和编辑，已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妻方丽清也带来了丰厚的嫁妆，担任司法行政部秘书长和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更获得一份高额薪金。一家三口定居南京潇湘路时，住的是自建的洋房，行的是自备的轿车，不但有专任秘书和专职司机，还有门房、厨娘和丫鬟服侍。在研究阶级社会中的人物时，应注意物质条件对思想意识的影响，这是无须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曾说过：“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在香港，本可直奔重庆，在孤岛，亦可尽早脱身。只因经济大权被其妻方丽清控制，加之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坐车应坐“头等卧车”，乘船“不能坐四等舱”，才一再迟滞，致使身陷困境。童霜威作为年龄上的中年人、政治上的中间派、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同一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相比，其心灵的转变必然艰难痛苦，其前进的步履必然沉重蹒跚。作家开始就如此细致地揭示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对其思想行动的深刻影响，就为后面描写他复杂曲折的转变历程，做了广泛而充实的铺垫。
然而，童霜威这个国民党的中间派，终究转变为国民党的左派，其转变的内在根据，只能从他的出身、教养和经历等社会元素中去探寻。作家如果不能从其独特的DNA结构中检测出转变的遗传密码，这个转变人物就不可能说是成功地塑造。首先，从其出身来看：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儒学功底的秀才，又是长期悬壶济民的医生，就曾教导儿子：“爱国莫为人后，趋利莫在人先。”他不仅“常常记住父亲的教诲”，而且以此教育子弟。其次，从其教养来看，他虽曾留学日本，但“自幼熟读孔孟”，“又研究过宋儒之学”，深知“成仁取义，是做人之道”。同时，“他是个爱以文人雅士自居的人”，虽稍沾烟酒，但既不赌钱扶乩，也不寻花问柳，要讲嗜，就是“读读诗词，种种花草”。尤其在面临气节问题时，他总是以屈原、苏武、岳飞、陆游、文天祥等的诗词自警自励。再次，从其经历来看，他在青年时期，就是自觉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斗争的爱国志士。后来他作为“学法执法”的法学权威，理所当然地“对是非抉择清醒”。无论宪法，还是民法，或者刑法，在各种法律中热爱祖国，坚持操守，抗击侵略，维护独立，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神圣义务。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作家因为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描写了童霜威思想性格中的基调和底色，所以后来表现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并由中间派转变为左派，这种转变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
任何事物的转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如果已经具备内因，外因就成为事物转化的必要条件。从宏观的外因来看，假若没有爆发抗日战争，童霜威即使因无派无系而暂时受到排挤，以后仍有可能东山再起。抗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历史条件，不但改变了他的命运，而且转变了他的思想。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令他深积怒火，颠沛流离让他备尝艰苦，汪伪魔窟使他饱受摧残，这无不增强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另一方面，中原大地的天灾人祸，陪都重庆的醉生梦死，湘桂战役的丢城失地，这些都泯灭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些微希望。与此同时，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的力促和平解决，在“皖南事变”时的力主团结进步，在“重庆谈判”时的力求共同建国，更让他看清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必然会认识到自己应该奔向国民党的左派阵营，投身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献智出力。
从具体的外因来看，童霜威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个中间派，就必然既是右派拉拢利用的对象，又是左派团结争取的力量，两方面都是他转化的具体外在条件。他的妻弟柳忠华作为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他人生历程中的引路人：在苏州监狱里，为他树立了坚贞不屈的榜样；在武汉轰炸下，给他指明了长期抗战的方向；在上海囚居时，将他从汪伪魔爪里搭救出来；在长途跋涉中，带他历尽艰险奔赴大后方……尤其是要求他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希望他“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等，更像警钟经常督促他严格自律，鞭策他向左靠拢。他的学生和秘书冯村作为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促进者，不仅无私地给他安排生活，向他通报信息，为他联系各界，劝他投身抗战，帮他出版专著，更以自己的英勇牺牲，促使他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特务统治的卑劣性和残酷性，成为他放弃中派立场，转向左派观点，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此外，作家在第三部还描写了冯玉祥、黄炎培和程涛声等左翼人士的进步言行对他的帮助，以及他直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指引。正因为在他周围存在多种革命力量拧成的一股强劲拉力，才使他最终走进了国民党的左派队伍，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与此相反，同他相联系的还有汪派的李士群、江怀南等卖国贼和蒋派的叶秋萍、张洪池等刽子手，以及在蒋汪之间翻云覆雨的谢元嵩、管仲辉等变色龙，这些人都妄图把他拉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黑暗深渊。不过，因为他具有“决不做民族的罪人”的崇高气节，所以几股反动力量不仅没有成为向右的拉力，反而成为向左的推力，促使他进一步认清汪精卫等的卖国本质和蒋介石等的独裁面目，加速他奔向抗击侵略、痛恨腐败和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光明大道。
在童霜威的家庭成员中，前妻柳苇虽然早已牺牲，但他经常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尤其在身处困境和面临选择时，总是看到她那“美丽的眼睛”，听到她那“动人的箫声”，觉得她像“秋瑾式的巾帼英雄”，不断召唤他前进。对于后妻方丽清，他虽曾“欣赏她的外形美”，但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和蛰居囚禁中，方丽清不仅在经济上卡压他，在生活上刁难他，在婚姻上背叛他，而且在政治上逼迫他叛国投敌，所以他觉得“同她的分手有一种甩掉重负的轻松感”。两相对照，柳苇像一股无形的吸引力，方丽清像一股有形的排斥力，同方丽清的决裂，标志着他已沿着柳苇走过的大道前进。同时，他从儿子童家霆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进步为一个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战斗行列的青年的成长经历中，也“深感时代在前进”，因而他“从反对到支持，又从支持到指导策略”，终于父子“都为一种新的信仰和追求走到了一起”。
三
任何事物矛盾斗争的转化都有一个运动过程，长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应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主题的巧妙显现的过程。作家是否能够充分展现主要人物思想变化的轨迹和性格发展的经历，既是塑造转变人物的必要手段，也是衡量作品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在塑造童霜威这个转变人物时，就自始至终通过他在抗战时期曲折的人生道路，揭示他立场观点转化的艰难历程。
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童霜威虽然抗日的思想和意志是一贯明确而坚定的，但是他的态度及方式却存在变化和发展。抗战爆发时，他因为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变得虽有爱国之心，又害怕战争，只想苟安一时”。在抗战前期，他不但没有积极投入，反而消极逃避。先是到南陵“做躲避乱世的隐士”，继而到武汉，认为可以“进退方便，来去自如”，接着到香港成为“高级难民”，后来竟然到上海孤岛幻想“养晦读书”。直至被日伪辗转囚禁于各地，“等于上了刀山、下了油锅、走了奈河桥”，他才断然冒险采用“苦肉计”，于1942年6月逃离沦陷区，越过封锁线，跋涉五个省，直奔大后方，真正决心投身抗日洪流之中。他在抗日的道路上，由消极逃避，到被动抵制，再到积极脱逃，最后主动投入的艰难人生历程，也是“这一个”社会上层人士的痛苦心灵历程，因而突出了这个人物思想性格转变过程的独特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