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人物陈玛荔，也属抗战中后期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政治生活的特产，具有极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乃时势造出的怪胎。她是高级文化特务，新闻书报检查官，无情地扼杀进步书刊的出版。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是身材窈窕、气质华贵、充满魅力。她在美国留过学，讲究穿戴、讲究饭食、讲究礼貌、讲究效率，爱听小提琴，也爱看京戏，涂着红指甲的纤手，总是夹着一支骆驼牌的烈性香烟。按那时女界的时髦，她崇拜并模仿蒋夫人，何况她与蒋夫人关系密切。她和丈夫毕鼎山之间不过维系夫妻的名分罢了。她的内心其实是很鄙夷毕鼎山的。这样一个风骚的、欲望勃勃的女人，自然逃不开女人的需要，她对比她小得多的童家霆的那份丢不开的感情，其实是一种意淫。为了这份隐衷，她甚至极少有地违背政治态度，帮过童家霆一点小忙。然而，这种情欲扰乱理智的事对她来说毕竟绝无仅有，她是真正的反共中坚分子，她的美丽的嘴唇里吐出的，常常是阴狠和一党专制的滥调。当童家霆并未接受她的栽培，沿着反方向发展后，她很快就压下了情欲之火，换上了一副冰冷的、让人捉摸不透的面孔。陈玛荔同样不是书中多么重要的人物，但她对于表现那个特定时期的氛围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们现在的一大时尚是讲“超越”，即超历史、越现实，也喜欢讲“普遍”，即主题的人类性和形而上，认为只有具备了超越性的作品才是值得首肯的，无形中对写实性强的作品有几分鄙薄。事实上，在我看来，欲达到超越，第一步须得不超越——不要以为把时空界线模糊了，搞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东西，就天然地具有了超越性。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无法代替对事物本身把握的深度。
江怀南也罢、陈玛荔也罢，在今天的某些人身上未必找不到与之相似的踪影，但他们首先属于他们的时代。黑格尔是被马克思称赞为“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也就是热衷于研究“超越”的人。让我们听听这研究超越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以至必须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我读《战争和人》，关心的不是用批评家惯用的几把尺子来衡量它，而是首先关心它是否“从那种特殊的状态出发”。答案较为满意，于是我们才有了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二
说作者自己在阻挠我们读下去，指的是此书每一卷前面见缝插针似的“卷头语”。你本来读得很投入，津津有味地循着故事线索和人物逻辑前行，它甚至引起了你的思索和感触，这时候总会拦路跳出一个声音。“战争啊战争”地感叹一番，所说的话与正在发展中的情节了无关涉，无非是一些并不深刻、相当空泛的议论。这很像是你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部电影，躲在旁边的人每隔一会儿就要打断你，逼着你听他说一些庄严的大话，空话；听他说够了，你才能继续看下去。恕我不敬，这些卷头语均标明“摘自创作手记”，其实有的像是从《毛选》中摘录一段话后略加改变，有的则空洞得让人惊讶，如：“历来光明总是与黑暗并存，高尚总是与卑鄙同在。正义与邪恶、美与丑、苦与乐、爱国与卖国、总是对立统一地存在。任何时候，这都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是呵，的确没有人觉得奇怪，所以与其说不如不说。若依照我的看法，这些卷头语应该全部删去。作者当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托尔斯泰的长篇里，总要夹杂大量的说教，有的小说结束了，还要附录几万字的感想，其心态大约都很接近吧。
不过，《战争和人》的作者的卷头语有个明显的意向，那就是竭力要把此书的主旨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靠，换句话说，虽然这部作品主要写沦陷区和大后方的生活，但作者竭力要证明，他写的不光是抗日战争，而且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时代主题。这就很值得商榷。在《战争和人》这部书里，战争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背景，真正写到战争场面的笔墨非常之少，只有淞沪战役和南京屠城的一些片断，这自然无可无不可，但作者觉察及此，大约怕影响到他所主观规定的战争主题，便运用卷头语尽量往战争方向拉。于是也就出现了明明正在写的事与战争关系不大，而此时的卷头语却在大谈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不协调现象。如果说，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形象世界的客观意义往往发生矛盾，那么，此书又是一个例子。据说有的论者完全跟着作者的自我表述走，也在论定此书的主题是“战争和人，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倒激起了我想辩论的兴趣。我想，可以断定的是，此书的主题并不是茫无边际的“战争和人、战争与和平问题”之类的抽象说法。
那么，这部书主要写了什么，它的主题意蕴和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哪里？一切只能从具象的艺术形象体系出发。我以为，《战争和人》之所以不同于《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长城万里图》等涉笔抗日战争的长篇，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它写的不是地下党或学运，也不是根据地我党军民的抗日活动，它从这些习见的视角跳了出来，视野所被是整个沦陷区和国统区，力图全局性地把握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生活流向。但任何艺术都是具体的，个别的，它用以概括时代的媒介又是一个家庭和几个主要人物。童霜威、童家霆父子无疑是核心人物。他们的位置颇为奇异，似在旋涡中心，通过他们以及汇聚在他们四周的纷繁人物、事件，仿佛摄像机一样，展现了一个大时代形形色色的命运浮沉和世相百态。童氏父子的足迹所至，如上海、南京、香港、武汉、河南、重庆、江津等地方的世情，得以展露，与童氏父子命运攸关的各种势力，如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蒋系，汪逆，日特，学界，商界，官场，特务机关中的人物等得以轮番出场，这就更真实、更广阔地展现了1936—1946年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和人心动向。
二、更重要的是，此书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精神性和心理色彩，如果说，表现抗战时期的氛围和面貌是其表层的话，那么其深层意向则是我们民族被置入风狂雨骤的战争环境时，民族灵魂所经受的痛苦、蜕变，探求的历程。不错，童霜威不过是个国民党的上层失意官僚，童家霆不过是个官宦家庭的正直子弟，其他的人，如钩心斗角的各派政客，被拘囚的共产党人，身陷魔窟的少女，堕入空门、心灰意冷的女人，勇武的军人，贪婪的奸商，学界的鬼蜮，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足以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发展轨迹吗？即如童氏父子而论，童霜威到头来也是从国民党的中右分子转变为“左倾”，童家霆是靠拢进步力量的，但他从陪都的新闻界和女人圈子走出时，也只是萌动了投身革命的朦胧意向。结尾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子，勇士似的高举一面红旗挥舞，很像负伤的安德烈眺望夜的苍穹时的顿悟。的确，童氏父子都不算我们民族中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他们在暗夜中摸索时间很长，他们的变化也颇为缓慢，但唯其如此，这种缓慢的摸索别有一种深刻的意味。我们能够因为葛利高里在革命与反动势力的夹缝中不断动摇反复，而怀疑《静静的顿河》的价值么？关键在于主要人物负载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多寡。
三、如果不算人为地拔高或“挖掘”的话，我以为此书部分地摆脱了习见的政治视角，融入了文化视角，这在处理急促的战争题材上是不容易的，在处理政治性极强的题材上，也是不容易的。所谓文化视角，主要倒不是作者随处征引诗词歌赋，遇到寺院道观就更忍不住掉书袋子或津津乐道于某些典故。这些只是增加了书卷气，与我说的文化还不一样。我所说的，乃指文化心态和一种内省的风格，根源于文化传统的内在人格结构，深入及此，就突破了一般的政治判断层。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以上三点，即是我看到的《战争和人》的主旨和主要特色。
有人认为，《战争和人》的风格和形态是完全独立的创造，好像全无依傍和借鉴来源似的，这就值得商榷。
准确地说，这部作品写的是战争对一个民族精神和心理的影响，而非战争本身。在那个战云密布的时代，作品采取的基本是不写暴力冲突和武装斗争的方法。假如这部作品与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比较，区别就很明显，《长城万里图》用是编年史、战争史的纪实写法，国、共、日、伪几个方面的决策人物和主要势力在每个时期的表现，均有史事可征，它才是真正在写战争的纪实小说；《战争和人》则是典型的虚构型历史小说。就小说的形态而言，它向《战争与和平》《战争风云》的借鉴，其实很明显。《战争风云》中亨利上校一家是虚构的，战争场面注重纪实，《战争和人》似借取了前者。至于它学习《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方式，就更明显不过了。茅盾先生在谈《战争与和平》时说：“这么一部百余万言的巨著，人物多至一百以上，场面自血战，国土的会议，贵族做生日，剧场，跳舞会，打猎乃至小儿女的情话，农民的生活，十九世纪初那十年间的，俄国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几乎网罗无遗，然而贯穿这一切的线索，就是对拿破仑的战争。”接着他归结道：“第一，其中虽然写了拿破仑、亚历山大以及别祖霍夫等历史人物，可他们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的主角。这小说的主角是彼得和娜塔夏一类青年人。其次。《战争与和平》又写了整个俄罗斯民族，从农奴到贵族地主，各阶层的生活都不缺少。最后，而且比较最不重要的，才是那些‘和’与‘战’的历史事实。”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回头来看王火的《战争和人》。除了它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及《战争与和平》(它实际侧重于国民党官场的纠葛)，只写了童霜威一家(不似《战争与和平》写四个家族，他开头列出童、管、叶三府，流露过三头齐进的苗头，后来收缩了)，其他的，如它也写了十年间的事，也尽力网络般地展开各地方各阶层，证明其结构脱胎或借镜于《战争与和平》则无疑。
三
据我知道，《战争和人》出版后，有些影视厂家欲将其搬上荧屏，却又苦于此书动作性、戏剧性不强，颇感棘手。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此书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恰恰是最不适宜改编为影视的，而它的价值较底、较为平庸的部分则是适合改编为影视的部分。此话怎讲？依我看，童氏父子，尤其是童霜威，围绕进与退，隐与显，民族气节，完善自我等问题所陷入的心理冲突，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但不好通过影视表现；若从外部动作来看，童霜威无非是个大部分时间在沉思，后来过着很长时间囚徒生活的慢节奏的人。这个老头子，不是装病，就是老在写他的《历代刑法论》，真没有多少意趣可言。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靠近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审美潮流，那就是文学的“文化化”趋向。无论是写抗日战争或者别的，我们的文学都曾长期停留在把文学作为政治意识的载体和做出简单化的政治的、道德善恶的判断的阶段。作为文学的发展阶段，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若要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和更广大的艺术时空开拓，这种写法就很不够了。作为一个人来看，我并不喜欢童霜威，不喜欢他的优柔寡断，曲里拐弯，自命清高却又不甘寂寞；但他作为一个文化动物，我又觉得其精神活动有较高的典型性。别看他是动中之静，别看他实际上游离于当时战争和权力的中心，其实，他离政治中心远，离文化冲突的中心近。所谓价值，即是指此。
童霜威的官衔很多，什么中惩会的委员、秘书长之类，骨子里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其说作者在写一个无派系背景的失意官僚，不如说在写一个曾经是中间偏右的、从政的知识分子，在抗战离乱中的苦闷和挣扎，由于他的特殊出身和政治地位，这种苦闷的政治文化色彩更加浓厚罢了。他经常怀着酸溜溜的心绪，觉得自己这样的人物很可怜：“人家把我看作大官儿，其实算什么呢，在政治的漩涡中，我只像一滴随波逐流的小水珠。我既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控制官场的进退。”情况也正是这样。重要的不在于童霜威的进与退，而在于绕系在他身上的矛盾是如此复杂，交织在他心头的情感是如此错综。他是留日的法学博士，日本特务便盯上他，想利诱甚至招纳他；他是惩贪部门的主官，贪吝奸邪之徒要软化他，腐蚀并污损他；他是无党派背景的中间分子，蒋系、汪系都要利用他同时倾轧他。这只是政治生活的方面。由于他既清高又不甘寂寞，既廉洁又未能全然拒绝利禄，他包庇过坏人，拜见过汪精卫(汪氏附逆之前)，用装病逃脱过日特和汪伪的胁迫。他是学者，又是官僚，于是又在学术和从政上也很矛盾。像许多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自全的法宝无非是儒道互补的策略。在人性的、情感的层面上，他的心态就更加矛盾。前妻柳苇是共产党人，被杀害在雨花台，他与她因政见不合而离异，但在情感上，他又终生怀念着柳苇，成为情感上的“死结”。他厌恶后来的妻子方丽清，爱慕入山为尼的卢婉容，但因种种原因，在个人生活上始终不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