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居香港那两卷，很有代表性。受到富商季尚铭的邀请，他游子一般无着无落的心感到一种温煦的抚慰；季尚铭花园的美丽，陈设的豪华，金器的珍藏富有，也曾引起他一阵若明若暗的钦羡。当他发觉季尚铭谈话中隐隐约约的亲日倾向时，又不以为然，略略有所警惕。不想多去季府，接到邀请禁不住又去。去了见到摆好的文房四宝，会欣然提笔写下草书屏条；再去时见到那屏条精裱悬挂在客厅醒目处，不免涌起几分愉悦，随后又深悔屡次出面招摇，不够检点。最后那场“猴脑宴”，洋洋洒洒三万余言，有声有色，实为令人叫绝之笔。就餐时觥筹交错，亲热有加，然而他不受用了：对“猴脑”的不受用，对妖艳女人香味的不受用，对席间以政事大局作为谈资笑助、吹捧日军武器精良、贬损台儿庄胜利、“联日、防共”之类论调的不受用，对可疑的“缅甸珠宝商何之蓝”锋利目光的不受用。他离席了。季尚铭们抛出的钓钩拉线了。化名“何之蓝”的日本陆军少将和知在那间日式幽雅小客厅里露出了真面目。童霜威拒绝诱降和胁迫，“我不能为贵国效劳！这点，请允许我保持我的想法！”作品接着写道：童霜威又气又恼，“心里忽然一阵恶心，猴脑的一股腥气从胃里冲上来，忍不住要吐了，说：‘啊！——我要吐！’他想立刻吐到沙发旁的痰盂里去，迈步还没走到痰盂前，已经忍不住‘哇’地张口喷吐起来，竟吐得起身要来扶他的和知胸前和裤腿上花花绿绿都是。”这一吐，吐出了他胸中的积闷，吐出了他的凛然正气。他终于悄悄搬到贫民区湾仔，隐姓埋名，可一旦搬进贫民区，又禁不住如丝如缕的落魄感觉。
他的人生之路还很漫长，他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还有更紧迫的人生课题等待他的解答。类似“猴脑宴”的精彩描写，在书中决不是仅见的和罕见的，下面还有机会谈到。仅就心理描写的丰富性来说，不妨把这部作品看作是童霜威这一复杂人物的心态录。
我不怀疑作者想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个人生活诸方面全面地深入刻画他的人物。从人生发现历史的底蕴，从历史中开掘人生的奥秘，是作者小说创作的艺术标的。描写领域扩展了，生活场景拉开了。抗日战争时期两大社会矛盾，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的决战以争取独立自由的中国，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民主的中国，都化为童霜威的人生故事，融入他的心路历程。作品绝不单一单调。
但我仍然认为，社会生活以及家庭个人生活的艺术表现显得局促，描绘不足，平缓亲切、富于情趣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够广泛充分；几乎一切都向政治内容靠拢凝聚，绝少“闲笔”。这样的构思和描写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的广阔性和人性描写的深度受到了某种局限，一方面是政治生活领域的描写，尤其是人物政治心态的描写却是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那么，由此探究一下，从丰富的心理描写中塑造出来的童霜威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形象呢？
如果说，这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形象，我想是不差的。但是，他有他独特的精神风貌。我很欣赏他在上海方家寄居时期的心理描写。他苦闷，亟欲冲出庸俗压抑的环境而不得。“人生是什么？”他想起柳忠华说的“人生是选择”，季尚铭说的“人生就是一场竞争”，谢元嵩说的“人生是场赌博”，柳苇把人生看作理想的追求和贡献，方丽清信奉的是实惠和享受。“我呢？”这个大问题啃啮着他的心。当他被囚禁寒山寺时，他的身子是不自由的，他的心却驰骋万里，腾飞升华了。这一大段文字不亚于“猴脑宴”那番对话的动人魂魄，重点却在人物内心情感的宣泄抒发。请看：在这当初定情之地，他倍加想念柳苇，“往事不堪回首”，一股浓浓的悲怆沧桑之感袭上心来。读佛经，貌似消沉，却“无法克制心头熊熊燃烧的烈火”。读《离骚》，“每一吟诵，就沉浸在一种高尚的情操中”。看见寺内一棵老态龙钟的圆柏盆景，底部又伸出婆娑枝叶，不禁慨叹自身“何时能发新枝？”他想起厝棺苏州的章太炎先生，一生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牢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寂寞至极处，他想一死了之。然而作为他心灵支柱的“气节”，始终没有倒塌。他的内心，在寂寥中经历了大风雨，大潮汐，“像经过了一次涅槃”，有所死亡，有所新生，终归得到一次大解脱——是对留恋仕途、患得患失的大解脱，对隐匿藏身、但求自保的大解脱。而后，设法逃出奔赴重庆。这一切内心的风雨潮汐，均由细致的心理描绘中出之，描绘得厚重深沉，令我们联想起无数仁人志士在类似境遇中的高风亮节。是典型的，又是个性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我以为也是不错的。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艰辛道路。到了重庆，他所寄予希望的国民党政府却使他大大失望了。特务横行，豺狼当道，正直的爱国人士有的赋闲无奈，有的惨遭迫害，而媚敌投敌反复无常者变为抗战的头面人物。亲见亲闻的人和事，使他渐渐认清他曾经信赖依靠的国民党，如今却以自己的腐败和专制抽掉肋骨，弄断脊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堕落为一堆苟延政治生命的濒危老朽。他的眼光和期待转向了新的生活。应当说，作品对他内心思绪的这一巨大变迁，刻画得不如他保持民族气节那样丰满华瞻，对他应有的日渐成熟的独立精神品格也未能做出深刻有力的展现，这是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艺术吸引力较弱的一个原因。然而变化的轨迹依然是分明的。
且不说冯村的被害震动了他，童家霆的成长激励了他，燕寅儿一家的温馨气氛抚慰了他，冯玉祥的赞佩鼓舞了他，共产党人柳忠华帮助了他；我以为，他去缙云寺同烈士遗孀卢婉秋的会见及后来卢婉秋的死对他的潜移默化、难以名状的影响，是为《枫叶荻花秋瑟瑟》中最富异彩和韵味的描写。他想起寒山寺读佛经的经历，“忽然有一种想用生命直截了当地投入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在活泼的体验中自见自性而开悟的愿望”。卢婉秋高贵、莹洁而绝望的心境实际上又一次震撼了他，他的灵魂又一次得到解脱。这种解脱表面看来是不赞成卢婉秋的消沉厌世、四大皆空，且因未能“开导”得成而惆怅惋惜，实际是他同“中庸之道”、“明哲保身”一类旧我观念的彻底告别，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断然决裂。这种告别和决裂，实现了他人生的觉醒和政治的觉醒。
长篇小说的题旨，是由主要人物的形象刻画体现的。由于童霜威形象的丰满和独到，反侵略的题旨，人生选择的题旨，弘扬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的题旨，国民党统治必然崩溃、人民民主运动必然兴起、并从而揭示中国历史走向的题旨，都蕴含于作品的艺术构成之中了。至于同主要人物的命运和境遇相关联的其他众多人物，大都有性格，有特色，组成了一个生动的形象世界，又从不同的侧面丰富着题旨。遗憾的是，共产党员柳忠华的形象，篇幅不少，地位重要，却因缺乏独特的、属于他才有的情节、细节和内心生活，显得贫弱无力，消减了作品的思想力度。
三、浓郁的文化韵致
这是阅读时随时感受得到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家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审美倾向的。文化韵致不是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它就渗透于作家对生活审美观照的品格之中，是对形象世界的感知体系。《战争和人》对形象世界的感知，出于一个功底深厚的文化人的视角，博观细察，心领神会，酣然铺写。在《战争和人》中融进了中国的诗学。
这里仅就人物描写说点看法。
作家汪曾祺说过：“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晚翠文谈》第30页)这是经验之谈，很有道理；何况，这里所写的主要人物童霜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浸润着中国文、史、诗、书、画的传统影响呢。在他身上，保留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士”的素质。他的民族气节，固然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具有时代性，但同时又是从历史上的儒学之士那里汲取了精神养分的。在他身上，分明可见“忧国忧民”、“学以致用”的特色，“洁身自好”、“临难守节”的特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特色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特色，以及某种依附性如“士为知己者用”的特色，这些特色无不散发着中国民族文化的情味。
童霜威还常用古典诗词表达他的情怀，当然是作者选给他用的，难得的是用得贴切，成为人物气质和心态的组成部分。他对自然环境的感受也充满了传统的诗意，所谓“见景生情”；而在作者写来，景色描绘虽然有时显得烦冗，但大多是和人物的心情结合在一起的，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姑从“听夜声寂寞打孤城，春潮急”那一卷中录引两段，以见作者的叙述风格。那是童霜威被软禁南京潇湘路旧居的时候：
童霜威百无聊赖，禁不住站起身来踱步。他走近窗口，想看看风雨中故园的情况。从楼上雨水淋漓的玻璃窗里望下去，早先锦绣一般的两亩多地的花园里，现在是一片荒芜。风雨中，被雨濡湿了的竹林中，翠竹东倒西歪，原来那些亭亭如盖的雪松和虬生苍碧的龙柏，都已被砍伐掉了，剩的树桩孑然孤立。前边，流动着潮湿雾气的清水塘边，一棵歪脖子老柳树像个佝偻的老人披着蓑衣蹲在灰蒙蒙的芦苇丛中。自从潇湘路上盖了这幢洋房，这株树就存在，它经历了一个个春夏秋冬，见到过这里的盛衰，也看到了这里经历的战乱和发生的一切。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它将会叙述多少故事呀……
风雨中，整个花园，惨淡孤寂，罩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潇潇的雨声，淅淅沥沥，响个不停。童霜威和家霆静静站在窗前，钻心的疼痛袭上心头。童霜威不禁想起了元朝萨都剌的词来了：“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他倦慵地呆呆回转身来，叹息一声，轻声对家霆说：“唉，我是学法执法的人，讲的是司法独立和四级三审或三级三审那一套，同时对司法界的一些黑暗丑恶现象也多有不满，但现在他们是无法无天，杀人、关人随心所欲！亡国奴是宁可死也做不得的！”说完，苦笑一声摇头，“我太书呆气了！”
他对柳苇的怀念，更是伴随着苏州风光文物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意。种种诗意，不是外加的，贴上去的，而是作为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有机部分，自然景色心灵化、情致化了。
何止童霜威，其他人物性格及其身世、境遇的描写，同样贯彻着一个作为文化人的作者所具有的、饱含中国情味的人生观照和审美情趣。童家霆同欧阳素心的恋情，同燕寅儿的友爱，同陈玛荔的距离，其心态呈现出传统式的美德。上海方丽清娘家的各色人等，包括方雨荪的一意赚钱，方立荪的攀缘权贵，方丽明的不幸，“小翠红”的好心，是典型的上海商贾之家；南陵江三立堂则一派江淮土豪景象，还有冯玉祥豪情的诗句，于右任潇洒的书法，以至不重要的角色如逃难江津小城的苏州说书艺人老钱的卑微的笑……无不具有中国人物的风情色调。更不用说卢婉秋形象的凄绝和她墓地上的霏霏细雨了。柳苇是一首诗，卢婉秋也是一首诗。
在语言上，作者善于把叙事和抒情结合起来，雍容典雅，舒展大方。人物居室陈设，梳妆打扮，对话谈吐，恰合身分教养。通篇不大用方言，用普通话，行文走笔间富有书卷气。古人王船山论“意境”的创造，曾经这样说过：“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当代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称许道：“这两句话表出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美学散步》第71页)《战争和人》是小说，当然也未能达到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的地步，但精彩之处的笔墨情致，却是容涵着和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这似乎正是作者所追求的“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
(原载《当代》1993年第1期)
格调高雅诗息浓郁
——论《战争和人》中的女性形象
陈朝红
当代著名作家王火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包括《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部曲)，是一部共一百六十余万字的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广阔历史生活画卷的长篇巨作，是新时期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本文拟对《战争和人》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地做一些粗浅的论述，以期对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透视和描述。
战争题材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历来为中外许多作家所关注和重视。王火在《战争和人》中，也十分重视女性形象的塑造，但作家并不是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关注和表现战争与女性的关系、女性的地位和权利问题的，他是从作品总体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出发，为了真实地反映广阔的历史生活图画，表现丰富复杂的人物关系、人物个性，来精心设计和描绘女性形象的。自然，在《战争和人》的艺术创造中，女性形象塑造或许并不是最主要、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却是相当有特色的，它不仅是整个作品宏大艺术结构的和谐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为作品冷峻凝重的历史内容增添了激情、诗意和美的艺术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