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感觉良好时能够逐字逐句地构思，甚至在一瞬间确实找到了具体的表达语言。然而接着，当我坐在写字台边试图把这一切写下来时，它们便表现得枯燥、颠倒、笨拙、与整个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畏畏缩缩，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原先的构思并没有丝毫忘却。多半原因当然是，在脱离纸张时，我只有在升华的时刻（虽然我非常向往这种时刻，但对它的畏惧有过之而无不及）才会产生好的构思，但由于这时想到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所以我不得不有所取舍，我只能盲目地、听凭偶然地从潮流中摘取，抓到什么是什么，以至经考虑后写下的东西与原先包罗这些内容的丰富世界简直没法比。由于没有能力将那丰富的世界诉诸笔端，所以这丰富的世界既恶劣又烦人，因为人们既为它所吸引，却又无法接近它。
12月3日
单身汉的不幸，无论真假，很容易被周围人猜出来；以至他——如果他是出于爱好神秘而成为单身汉的——会诅咒自己的决定。当他走来走去时，尽管外衣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双手插在高高的上装口袋里，胳膊肘成锐角，帽子掩着脸；一种虚假的、与生倶来的微笑掩饰着嘴巴，正如夹鼻眼镜遮掩眼睛一样，裤子之窄小超过了瘦腿的美感要求，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处境，谁都可以告诉他，他在受着什么煎熬。吹拂他的寒风发自他的内心，朝着他的内心注视的是他的双重面孔的另外那悲哀的一半。他简直是不停地搬着家，但每次总是期待一段时间，有其规律性。他走得离活人越远（最可恶的玩笑是：他必须像个奴隶一般为这些活人干活，他对此是有意识的，却又不能表露这种意识），他就越感到只需要一个更小些的房间便满足了。当其他人必须被死神击倒时，即使他们一辈子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尽管由于他们的虚弱，他们早就该倒下了，但他们总还会抓住他们所爱的、强壮健康的血亲和姻亲；而他呢，这个单身汉从生命的中途开始便似乎出于自愿地只求越来越小的空间；一旦他死去，棺材对他正合适。
12月29日
结尾（甚至一篇小文章的结尾）的难处不在于，明明前面的内容不能导致一团火产生，我们的感情却硬要在文章的结尾处燃起一团火来。结尾的难处是这么产生的：哪怕最短小的文章也要求作者进入一种自我满足和忘我潜心的状态。从这种状态走出来步于日常生活的空气中，没有强有力的决心和外界的鞭策是难以办到的。所以，与其将文章圆满结束，平静地滑出去，还不如在此之前，借不安的推动力挣脱出来，然后反过来用双手从外部来完成结尾。这双手不仅要干，而且必须锲而不舍。
1912年
1月3日
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我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的力量就其整体而言少得可怜，只有集中起来才能捉襟见肘地为写作这一目的服务。并不是我自动地、有意识地找到了这个目的，而是它自行发现的；现在它还只剩下受办公室的干扰，但这种干扰却是根本性的。至于我受不了任何情人；我对爱情所知之少几乎与对音乐一样，而只能以最肤浅的、蜻蜓点水似的涉足聊以自慰；我除夕夜宵只就着雅葱拌菠菜喝了四分之一瓶采斯酒；至于我星期天不能参加马克斯哲学论文的朗诵会——我为这些无论如何不必悲伤落泪。对这一切的补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我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举目再也看不到还有什么可舍弃的了，于是我只须将办公室工作抛出这个集体，以便开始我的真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的脸终于可以随着我的工作的进展而自然衰老。
7月9日
发现魔鬼。当我们被魔鬼缠住时，那就不会是一个，否则我们（至少在人间）满可以平静地生活，如同在上帝身边，统一和谐、没有矛盾、不用考虑什么、对跟在身后的人始终放心。他的脸也不会使我们惊恐，因为作为中魔者，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敏感性使我们在看到他时表现得很聪敏，情愿牺牲一只手，借以把他的脸遮住。如果只有一个魔鬼掌握着我们，他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把我们的整个本质纵览一番，有时还操纵一下我们的自由，那么他也会有足够的力量，在我们心中高居于上帝的意志之上，为我们长久地保持着一种人的生活，而且飘忽不定，使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他的踪影，也不会因此不安。我们人间的不幸只会是由成群的魔鬼构成的。他们为什么不互相剿灭，直至剩下一个；或为什么他们不听从一个大魔鬼的指挥呢？这两种可能性都符合尽可能彻底地欺骗我们的魔鬼原则。但只要不存在统一性，即使所有的魔鬼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那又有什么用呢？不言而喻，魔鬼比上帝更重视人的头发的脱落，因为魔鬼确实已失去了头发，而上帝则没有失去。但只要有这么多魔鬼附在我们身上，我们仅靠失去头发还是得不到太平的。
8月20日
F.B·小姐。当我8月13日去勃罗德家时，她坐在桌旁，给我的印象确实像个女佣。她是谁，我对此毫无好奇心，而是马上就接受了她的存在。颧骨突出，脸庞：空空洞洞，这种空洞非常明显。脖子长长的。披着一件上装。看上去穿得十分简朴，尽管后来表明并非如此。（我朝她走去，没有跟她的身体挨得很近以造成一点与她的陌生感。当然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啊，与所有好的事物统统陌生了，然而我却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今天在马克斯那里听到的文学消息不至于使我的注意力过于分散，我将试着去写关于布伦科尔特的故事。不必写得很长，但必须发自内心。）几乎碎裂的鼻子，金黄色的、有点儿僵硬的、无诱惑力的头发，坚强的下巴。我坐下时，第一次仔细地端详她，当我坐定以后，我已经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断。
9月23日
《判决》这篇小说我是在22至23日的夜间，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一气呵成的。由于一直坐着，脚都发僵了，几乎不能从写字台底下抽出来。当故事在我面前展开着，当我在一片汪洋上前进着的时候，那是极度的紧张和欢乐。这个夜里我好几次把重心移到背脊上。一切居然都可表达，一切构想，连最陌生的构想都有一片大火等候着，等候着它们在火中消逝和再生。窗前的天色变蓝了，一辆车子驶过。两个男人在大桥上行走。两点钟我最后一次看了看表。当侍女第一次走过前厅时，我正写下最后一个句子。灯熄了，天亮了。心脏隐隐作痛。午夜时分消失的疲倦又在恢复，妹妹们进房间时带着颤抖的脚步朗诵。在这之前，在侍女面前伸伸懒腰，并且说：“我一直写至现在。”床还没有被人碰过，看上去好像现在才抬进来似的。这一信念已被证实，即我由于写长篇小说而陷于可耻的写作的泥坑之中。写作只能是这样来进行，只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即身心充分打开的状态下进行。上午躺在床上，两眼始终睁着。许多写作期间进入角色的感情又在浮现，比如我将分享到马克斯的《阿卡狄亚》的些许欢乐，当然也想到了弗洛伊德，有一处想到了《阿诺尔德·贝尔》，另一处想到了瓦塞尔曼，一处想到了韦尔弗的《里申》，自然，还想到了我自己的《城市的世界》。
1913年
2月11日
乘修改《判决》的机会，我写下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觉得在这个故事中看清楚了的所有关系。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满身污垢和泥浆，而只有我具有可以通过污泥触及躯体的手，也只有我有兴趣这么做：
那位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性。独自坐在窗前时，格奥尔格喜不自胜地玩味着这一共同物，以为已经赢得了父亲，一切在他眼前都显得那么安宁，包括那一闪即逝的伤感。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父亲是怎样从那个共同物，即从那个朋友那儿突出自己，并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他通过其他那些较次要的共同点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诸如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格奥尔格则什么也没有，那个未婚妻在这故事中只是由于父子同那个朋友，即同那共同点的关系的存在才存在，同时由于尚未结婚，她不得进入那父子的血缘范围，因此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排除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是环绕着父亲耸立起来的，而格奥尔格只是觉得它是由一种陌生的独立而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受到俄国革命之害的东西。正因为他除了看着父亲以外，别的一无所能，所以父亲对他的最后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Georg的字母数与Franz一样多。Bendemann中的“mann”是在故事发展尚不明确时，事先为“Bende”加的加强音节。Bende的字母数同Kafka一样多，而且其中的两个“e”同Kafka的两个“a”位置一样。
Frieda的字母数与F一样多，而且开头的字母也一样。Brandenfeld的开头字母与B一样，并通过“feld”指出了相互间的关系。也许想到了柏林对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Mark Brandenburg的回忆也许起了作用。
2月12日
我在写那位居住异乡的朋友时经常想到施托伊尔。当我在这故事写成约三个月后偶然与他见面时，他告诉我，他约在三个月前订了婚。
昨天我在韦尔奇那儿朗读完这个故事后，韦尔奇走了出去，当他过了一会儿又走进来时，他特别赞扬故事中形象生动的描写。他伸着手说道：“我看到那父亲站在我面前。”说这话时他单单凝视着他刚才听朗读时坐过的空椅子。
妹妹说：“那写的是我们的屋子。”她对场地的误解使我感到吃惊，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8月15日
凌晨，在床上痛苦难耐。能看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跳出窗外。母亲走到床边问我，那封信是否寄出了，是否内容依旧。我说，还是原先的内容，只不过措辞更尖锐了。她说她不理解我的意思。我答道，她当然不理解我，而且不仅是在这件事上，后来她问我，我是否会给阿尔弗雷德舅舅写信，他应该得到我的信。我问，为什么他应该？（母亲说：）他打来了电报，他写来了信，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我同他毫不相干。”——“那么谁也不理解你啰，”母亲说，“我对于你大概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你日子难过。”——“当然，你们大家对于我都是陌生的，存在池只有血缘，但它不表现自己。不过你们当然没有要我日子难过。”
通过这些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发现，随着我内心的决定和确信的日益增强，显示出这么一种可能性：能够排除一切而在一种婚姻生活中坚持下去，甚至还能引导这种婚姻有利于我的决定的发展呢。这当然只是一种想法，可以说是我在窗台上准备跳窗时抓住它的。
我将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不同任何人讲话。
8月21日
今天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法官手册》一书。不出所料，他的情况与我尽管有重要的区别，但十分相似，至少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
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唯一的要求和唯一的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了。
1914年
5月6日
人们正在庆祝一次订婚。酒席散了，出席者从桌边站起，所有的窗都打开了，这是6月的一个美丽而温暖的晚上。未婚妻站在一群女友和熟人中间，其他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不时传来笑声，此起彼伏。未婚夫独自一人靠在通向阳台的门口望着外面。
过了一阵，未婚妻的母亲发现了他，走到他身边说道：“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怎么不到奥尔加那里去？你们吵架了吗？”“没有，”未婚夫答道，“我们没有吵架。”“那就好，”这位夫人说，“那就到你的未婚妻那儿去！你的举动已经开始引人注目了。”
纯公式化的事情令人悚惧。
8月6日
从文学方面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写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使其他一切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没有别的任何事情能使我满足。可是现在我进行那种描写的力量变得不可捉摸了，也许它已经永远消逝，也许它有朝一日还会降临，我的生活状况无论如何对它是不利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向山顶飞去，但在上面一刻也待不住。其他人也摇摇晃晃，但那是在下方，而且力量比我大，当他们有坠落的危险时，亲戚们就会抓住他们，亲戚们就是为此目的走在他们身边的。而我晃动在上方，可惜这不是死亡，却是死的永恒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