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家人
[明信片]1924年1月28日于柏林
叶廷芳 黎奇 译
致吉査克·略韦
亲爱的略韦：
您的来信虽然提醒我，怎么这么晚才回信，但它更使我为您能想到我而高兴，我处在极度的迷惘和忙碌中，尽管这些因素无论对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带来很大好处的。
此外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我这样是做了件好事和必要的事。当然，世界上可疑之事何其多，即使最好的事情在疑虑面前也会变得捉摸不定。
您还一直在痛苦中煎熬，找不到出路，这是可悲的。您偏偏在匈牙利待了那么长时间，是奇怪的，但当有些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在布拉格晚上东游西荡时，我们俩似乎信心都很强。当时我想，您一定会突破牢笼的，而且是一蹴而就。我必须告诉您，我从未放弃对您的希望。您容易绝望，也容易幸福，在绝望中望您能想到这一点。为了应付今后的好时光，您应该多多保重。您现在的经历似乎是相当糟的，看上去糟透了，您别再用损坏身体来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了。
我很想听听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们的详细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
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兰茨·K 上
1914年6、7月间于布拉格
叶廷芳 黎奇 译
致M.E.
一
亲爱的闵策，
不，我并不想夺去您对生命的无穷性的信念（这种无穷性也是存在的，只是不是就通常的意义而言），也无法从您那儿夺去，因为您实际上并不拥有它，我是说，并未有意识地拥有它。要我对此说三道四，那么我只想说：相信您自己，相信您的更好的自我吧。当然，闵策作为低着脑袋的垂柳有时也是很美的，至少（大约估算一下）比闵策克里奥帕特拉漂亮十倍。
奇怪的是，在您的信中“美妙的时辰”和“愚蠢”挨得这么近。它们不是同义的，而应该是相反的。用“美妙”来修饰时辰，这时辰中人们应比平时好，而“愚蠢”则是另一种时辰，那时人们比平时坏。“美妙的时辰”是用忧郁的情绪所买不到的，相反“美妙的时辰”还能给一切灰暗的将来以光明。而为“愚蠢”，人们是必须付学费的，而且马上就付，尽管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用左手干着“蠢事”，同时右手不停地付学费，直到付不出为止。而“蠢事”当然人们都在干，亲爱的闵策，人们干得多么多，多么多啊！人们干蠢事干得忙不过来，以至没法偷闲去干别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有理由对此听之任之，而您肯定也不会听之任之的，否则您就不是我的亲爱的小闵策了。
那同您达成一致而您也同他达成一致的叔叔是谁？
为什么您对在格罗斯普利申当实习生的可能性一字不提？
附上一则广告，我也是十八岁时经常在一家犹太刊物上看到它，您不妨写封挂号信寄给：“伊蒙霍夫（黑尼·罗森塔尔），德意志帝国，德骚，马克”。我相信，那儿离柏林不远，我亲耳听到过人家称赞该地。
您在霍尔茨明德那儿的事具体怎样？
您在卡尔斯巴德干些什么？无所事事是“蠢事”中最大的，但也相对较容易消除的一种。您读些什么？
我把您的哪些愿望忘记了？但总不会是我的照片吧。照片我是故意不寄的。闵策，如果我的眼睛在您的记忆中真的清晰、年轻、镇静，那么就让它们待在您那儿吧，那么它们在您那里的状况比在我这里好，因为在这里它们是相当阴沉的，越发不安，在三十六岁的坦率中轻微地晃动着。照片中这些虽未表现出来，但这张照片却因此而更没必要寄上了。如果我的眼睛哪一天变得美一些，纯洁一些，那么您会收到一张照片的，但那样的话又没有必要了，因为那样它们就会以纯洁的人眼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追随您到卡尔斯巴德，径直看见您的心；而现在它们只是吃力地在您的正直的、因而可爱的信上爬来爬去，不知所终。
致衷心的问候
卡夫卡 上
1920年2月于布拉格
二
亲爱的闵策：
您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真的，我收到您的明信片和现在收到您的信的这些日子比其他日子都要美好。这快乐几乎同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我首先高兴的是某个人会突破重重困难（您的困难本身并不很大，但相对而言却大极了）成功地离开特普利策。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您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是可怕的，我觉得比您现在所理解的更可怕。一个人能够从那里闯出来，进入一个无疑要大得多的世界，我很高兴。这确实给这个人大大增加了生活的勇气。而这个人恰恰是您，同时我在最遥远的地方，在最不相干的角落里能够分享这一成果，自然又加强了这一快乐。
现在您已经在那里了，即使您在静默中（也许不能这么说）对阿勒姆的许多事不满意。您确实说得对，那地方有什么特别好呢？这是一种西方犹太人的事，所有这些事确实多半行将崩溃，也许您自己会将一根大梁从阿勒姆扛到巴勒斯坦去，不，这不是开玩笑，当然也不是一本正经的话。
不管阿勒姆怎么样，反正您在那儿已经开始认识到（您的信的每一页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个世界，首先是精神世界要比特普利策-卡尔斯巴德-布拉格这个该诅咒的三角地带要大得多。这个生动的认识是个收获，为它冻僵了也值得；要是能得到一个炉子当然更好。（这个炉子的故事真的使我很吃惊，也许只要我还穿着睡衣坐在烧暖了的房子里，面对着比我的胃口多十倍的食物，我对阿勒姆的有些事确实就不能完全理解。）（这字迹也使我不能马上理解一切。在阿勒姆您的字写得那么小。显然是在床上写的，使信的内容不能马上进入意识……）
果戈理、哈菲斯、李太白，这虽然是个有点偶然性的选择（后二者显然见之于贝特格或者克拉邦特的译本中，它们并不很好；中国诗有个非常好的小译本，但我估计已经售罄了，新版还一直没有出，是海尔曼编译的，皮佩尔出版社的《果壳》丛书之一。我有一次把它借给了什么人，就再也没有收回来），但无论如何比达恩和鲍姆巴赫的《西里西亚回忆录》要好得多。假如有时间读书的话，您可以借一套（每个图书馆都有）莉莉·布劳恩的《一个女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厚厚两大册，您可以浏览一遍，没有别的办法。我记得，在您这样的年龄她也已经独立生活了，怀着她那个阶级的道德观（这么一种道德观是骗人的，但一旦离开它，内心意识又会使人处于黑暗之中）。她经历了许多苦难，但她像一个好斗的天使一样闯了过来。
当然她生活在她的民族中。您对此会说什么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但我不相信，远远不相信，您会去爱每一个犹太人，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有二十个抑或一百个犹太姑娘围着您，我不相信这会给您以民族支撑力；但也许这会给您带来对可能发生的事的预感。可以说：女人也许不太需要民族感，但男人需要它，因此女人也会为他和他们的儿子们而需要它的，大致如此。
您所说的关于当园丁的前途我没有完全弄懂，我希望听您谈得详细一点，您写的那些住宅区是什么样的？学校里都是犹太女人吗？老师也是犹太人吗？您根本不提小伙子们。汉诺威有多远？可以随便去吗？（另外，这种犹太民族观是多么高傲地俯视看德国人，这我觉得太过分了些。德国也不光是汉诺威。）
当很多人聚集在您的屋子里时，（那些姑娘年龄多大？）我很愿意在那儿坐一会儿，（为什么您在信中要提那种商品说明书？）也许就坐在那炉子上（因为我怕冷），听你们说话，一起聊天，一起笑（尽我的可能）。目前我却要在两周后到下奥地利的一个疗养院去，不过我的日子还过得去。那是愉快的斗争！
卡夫卡 上
1920年11月至12月于布拉格
三
在施蒂夫特的《研究》中有一篇故事叫《姐妹俩》，说的是一个姑娘的杰出的园艺劳动成绩。您读过这篇故事吗？奇怪的是故事发生在加尔达湖畔，我记得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说起过它。这看来是有些梦中的追求。
您问及我的病，它并不像站在病房门外的人想象的那么糟，但这座建筑物确实有些裂缝，不过现在已好些了，两个月前甚至一度相当不错。这是一种有些乱的战争状态。如果把这种疾病看成一支战斗部队，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听话的生物，它的眼睛只盯着指挥部，那里发出什么命令，它就照办，但上面那些人对应该作何决断往往把握不定，此外还经常出现误解现象。把指挥部和部队分开的做法应该停止了。
祝您安康，亲爱的闵策，并祝您旅途和其他一切顺利！
卡夫卡 上
1922年秋于布拉格
叶廷芳 黎奇 译
致弗兰茨·韦尔弗
一
亲爱的韦尔弗：
我知道，在您上次来访时我作出了那样的举止后，您是不会再来了。如果不是写信于我渐渐变得艰难，就像讲话于我那样，如果不是甚至寄信都变得艰难起来（因为我已经给您写完了一封信），那么我一定已经给您去过信了。重提旧账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能抛弃不断为他过去的可悲行为辩护和开脱的习惯，那么他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呢？只有这一点，韦尔弗，您自己一定也知道：如果事情牵涉的仅仅是一般的不快，那么也许比较容易说清楚，而且说不说也没有多大关系了，那样我完全可以对此闭口不谈。但那是一种震惊，很难把这种感觉解释清楚。当事人也许只是不愉快，但看上去是那么固执、倔头倔脑、不服帖。您无疑是一代人的一个领袖，这不是奉承，这话不可能作为溜须拍马的话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走在沼泽地中的这个社会有些人是能够引导的。所以您也不光是领袖，而兼有更多素质（您在给勃兰德遗作写的出色的前言中说过类似的话，那篇前言除了“愉快的欺骗欲”外全部是出色的），人们怀着狂热的期待心情注视着您的道路。而这回却出了这么个剧作。它可以拥有一切优点，从剧场效果到最高境界，但它归根结蒂意味着退出领导地位，这里面甚至无领导地位可言，有的倒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的背叛，是把他们的苦恼遮盖起来，加以轶事化，亦即剥去其尊严。
我现在又像当时那样开始唠叨起来了，却没有思考和表达关键问题的能力。只能如此。如果不是我的关注，我对您的最自私的关注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连唠叨都不会。
现在该谈到那起邀请了。如果能把它作为文件拿在手里，它看上去就会更了不起，更真实。障碍是疾病，医生（他又一次坚决不同意我去塞墨林，但反对早春去威尼斯的意向并不坚决），当然还有钱（我要每月收入上千克朗才有可能应付），但它们根本不是主要障碍。从四肢伸展躺在布拉格的床上到直立着在马库斯广场上散步，这两者间的距离太远了，只有幻想才勉强能够跨越这段距离，但这还只是一般而言的；此外还有比如产生这么一种想象：我同许多人一起在威尼斯吃午饭（我只能一个人吃饭），这种想象甚至把幻想也吓跑了。但不管怎么说，我手里攒着邀请信，对您表示万分感谢。
也许我能在1月份见到您，祝您安康！
卡夫卡 上
1922年12月于布拉格
二
我不得不继续纠缠您，尽管我很想避免。这种纠缠是从我对《施威格尔》的急不可耐的抗议开始的——那不是抗议，我还没有走得那么远，那只是一种抗拒——现在又卷土重来了。那天晚上的谈话事后沉重地压在我心上，通宵达旦，倘若不是第二天早晨有件偶然的事把我的注意力引开了些，那么我一定会马上就给您写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