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发愿文是歌颂赤祖德赞对藏族部落六嘉及河西瓜州等地战争的胜利，并为吐蕃祈福。赤祖德赞因佞佛礼僧达到迷妄程
度，引起吐蕃集团内部的不满，于公元841年被暗杀。吐蕃的继位者为赞普吾东赞（又称达郎玛，841-846），其次妃王后赞蒙彭和王子微松，由宫廷向沙州龙兴寺长老洪辩等发下牒文（P.T.999），译文：
先前，天子赤祖德赞之功德，在沙州以汉藏文抄写了佛经《无量寿经》，作为对臣民广泛的教法大布施。
鼠年夏月初八日，王后赞蒙彭母子光护宫殿之功德，沙州两部僧伽为沙州地方在俗人作回向功德，举行修福供养法会。依据宫廷的指令及信函、教法大臣及安抚使的信函，为在俗二千七百人众举行修福供养法会。作为教法大布施的资具，从龙兴寺经籍仓库中取出《无量寿经》汉文一百三十五卷，藏文四百八十卷，总共六百一十五卷，散发给众人。由长老僧人洪辩和旺却批准取用，并发给经籍保管僧人云涅海与李丹贡二人此件耗用经卷之凭执。今后进行经籍总清点时，以此耗用凭执与账册原本相较，数目符合，予以注销。（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T.999号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这是令沙州为王后赞蒙彭母子作修福供养法会，向民众散发汉藏佛经以为功德。从中我们可见在敦煌龙兴寺经籍仓库里藏有大量佛经写本，亦可见以抄写和散发佛经为功德，所以在此地保存了大量经卷。敦煌本藏文中保存了一些吐蕃法制文献，它们反映了吐蕃社会的某些特点。（陈践、王尧译，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编）上册，第236页-267页。）
于阗，西域古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汉代在此建立西域都护；唐代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于阗——塞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文字使用婆罗米字母直体。古于阗文是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从德太子发愿文》（P.3510）的作者从德是于阗王李圣天的太子，后为王；沙州节度使曹元忠是其舅父，其母亲是曹元忠之姊。公元967年，从德出使宋朝后归国即王位，年号天尊。发愿文之译文：
一切恭敬，敬礼一切诸佛并诸菩萨、八贤圣、佛说真谛及常住三宝。叹佛亿万功德，不能一一称颂，仅默诵在心，并数万次匍匐礼拜。伏愿诸佛慈悲于我从德太子，佑我得悟真识。从无始时来，因痴而生身至今日，由身舌心三行，由不崇敬信徒，由众多烦扰而有无数行为，今并一切忏悔：因嗔染痴而对父、对母、对诸师乃至对三宝遭罪得罪，无量无间，无论记忆与否，今并发露，许我忏悔。至心发愿，愿借菩萨善戒力而脱我虚妄，并借菩萨之力导我以正。……愿我诸世皆识前生，愿我拯救诸界众生皆得涅槃。愿我亲见诸佛，永无疾苦。愿我因虔敬而往生极乐世界。
从德太子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统治时期，于阗佛教盛行，大量于阗文佛经皆造于此时。他后来与伊斯兰教黑汗王朝进行宗教战争，取得了胜利（张广达、荣新江译，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编）上册，第163页-172页。）。于阗文书里保存了于阗使者在甘
州回鹘地区发回的奏稿。于阗使者的奏稿是关于这段时期甘州回鹘的重要史料，其叙述甚为详细。P.2741奏稿：
十五日灵州朔方的中国使臣宋尚书来了，并派人来问于阗使臣，能否相见，但他一直没来。春季第三月末，沙州军队来了，二十五位于迦带领二千仲云人与二百达怛人同来。进入甘州第三天，毗伽可汗及妻与二女被杀，第八天军队就离开远至删丹，没有敢在突厥中冒险就回去了。于是仲云却火了，说，这是中国人和回鹘人玩的手段，他们率领我们达一个多月陆地驱驰，却没有带到最后地点（指决战），就走开了。沙州人占了甘州，第六天突厥拔野古的军队来了，在第一个地点，回鹘的军队，于伽的军队及其他人来了。……我们在城中等于要饿死，城外是敌人，在这里的于阗使臣境况是可悲的。他们也都像贼一样，他们的马匹全被捉走。
于阗文的解读是很困难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学者释读了两篇奏稿，但有语意难通之处。这些奏稿都与甘州回鹘史事有关，其具体历史背景还待考证。（黄盛璋：《敦煌于阗文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的问题综说》，《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回鹘文源于粟特文，约创始于公元八世纪。敦煌文书存回鹘文约40件，其中书信、牒状等22件，宗教文献16件，兹录一件民间书信。P.0002书信译文：
男儿斯利葛·哈尔恰尔和亚则尔，我们心事重重，自远方衷心地向出生高贵、行为智善、智力聪慧、名声贤妙，我们的嫂子阿尔屯·烟盖西问候快乐、和睦和平安。
时至我们写此信，我们一切安好。现在，在这封问安的信中，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一个逃难者到此。（从他那）听说我们的好哥哥死了。我们听说把他处死，把他送上了绞刑架。我们失声痛哭。自从亚则尔到于都斤山，今我们一切安好。我们从邮差手里得到了你们的来信，得知你们一切安好，我们十分高兴。我们从逃难者嘴里听说后，十分难过。
好嫂子阿尔屯，让你辛苦了，你好好操持这个家吧，不要有什么坏名声，忍耐一下。下一个月我会与喀尔恰尔一起从仲云来甘州的。望照看好西帕尔和颉利·亚鲁克。
这普通的家常话语，朴质感人。显然这家人属于甘州回鹘，他们在战乱中遭到横祸，弟兄逃难在外，兄长被处死，嫂嫂承担了家庭生活的重任，还得保持好的名声。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多种古文字写本，有的已是后世不使用的文字了。学者们释读它们非常困难，但愿经过整理和破译能从中发现一些民族的古代文明。
敦煌文化虽以佛家为主，却同时存在儒家、道家、景教和摩尼教文化；敦煌文书虽以汉文为主，却同时存在梵文、粟特文、藏文、于阗文和回鹘文等古写本。这些不同的宗教与不同的文字同时聚藏于敦煌秘室，表明相异的思想、信仰、文化、语言、习俗和民族都曾经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相容共生，显示着中国曾经是一个主张文化开放的伟大的民族。
四 通俗文学的摇篮
中国汉族长期以来保持着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脱离的传统。古代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歌辞、南北朝民歌，它们是否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这已不可确考了。在古代社会里，民众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没有文人认真地为民众写作他们能欣赏的作品。历史文献所记载的“采风”和“妇孺皆知”的作品，如果我们细细考察，它们都会令我们怀疑的。真正通俗文学的产生是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通俗文学是文学大众化的产物。文学的大众化是指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社会广大的民众，作品的内容是民众能理解的和感兴趣的，作品的形式是通俗的和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的这种通俗文学是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然而其发展的线索是断裂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说：
我们往往有一个疑问，在宋元之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戏曲和小说的大作品？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宋元之时才突然的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产生？许多文学史家对于这疑问都没有注意过。最近有一部分人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学，尤其是它的小说与戏曲，于是才发现他们的戏曲与小说，其体裁与结构与中国的有惊人的共同之点。……
还有，我们重要的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与鼓词，也都是受印度影响而发生的，这个外来感应的痕迹，比之小说与戏曲尤为明显。在敦煌石室发现的许多抄本中，我们见到好几种佛曲；《文殊问疾》等三种，见上虞罗氏（振玉）刻的《敦煌零拾》中；《佛本行集经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维摩诘所说经俗文》等四五种，现存京师图书馆中：这就是后来佛曲的祖先，而弹词与鼓词却又是完全由佛曲蜕化而成的。（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1927年6月。）
这里的“佛曲”实指俗讲文学的变文。四十年代郑振铎将印度文学与中国通俗文学的关系表述得较为明确了。他认为，由于佛教在唐代的发展，从印度输入的作品多了，于是有了通俗的歌词、通俗的诗人、变文和大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郑振铎是根据敦煌文书中的通俗作品的发现而得出这个结论的。
中国通俗文学，确切地说应是都市通俗文学或市民文学，它是产生在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北宋时期，它是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现市民社会的和市民喜爱的文学，它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点（参见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它的历史渊源与唐代佛教讲唱文学、燕乐歌词、话本、小说是有密切关系的。由于宋代以后这种关系隐伏了，作品散佚了，文献失载了，以致通俗文学起源的历史面目模糊，给中国文学研究留下了许多不可索解的疑案。敦煌文学的发现使我们见到中国通俗文学的原生状态，提供了新的文学史线索，尤其使我们由此见到中古时期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般历史。
◎敦煌文书中的新燕乐与敦煌曲子词
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音乐传入中国，这促使中国古乐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以印度系西域龟兹乐为主的音乐经中国化，与中国旧有的民间音乐相结合而产生了新的隋唐燕乐。“燕”，同“yan”，即“宴”。燕乐是用于宴会之乐。中国古代宫廷与贵族之家宴会时所用的音乐称燕乐，但隋唐燕乐是当时流行的新的俗乐，它与古代燕乐的音阶、调式、旋律、乐器、演奏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在性质上是相异的。印度系的龟兹乐在公元六世纪时（北朝）已经传入中国。音乐理论家郑译在北周武帝时（561-578），遇到龟兹（Qiū cí，新疆库车）乐师苏祗婆。中国古乐用五音阶，当郑译听苏祗婆弹奏琵琶时，发现他用的是七音阶。郑译遂向他学习，经过一段时间遂能准确地以琵琶弹奏七音了。郑译将中国古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上两个半音——变宫和变徵而成为七音；又与中国十二律吕的理论附会，于是七音与十二律旋转相交构成八十四调式。这就是隋唐燕乐八十四调，它是由郑译的理论推演而得的，实际上由琵琶定律的新燕乐在唐代流行的只有二十八调。新燕乐在唐代称俗乐或胡乐，自它渐渐流行之后，原来单调沉缓的古乐被淘汰，而且伴随这种新燕乐的歌词应运而生了。这种新燕乐热烈活泼、繁声促节，最为美听。它的歌词形式复杂，句式富于变化，语言通俗易懂，长于主观抒情，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唐代沿袭胡乐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的长短句歌词，北宋人所见到的只是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皇甫松等的作品。新燕乐歌词，唐人称为曲子或曲子词，它即词，在五代渐渐发展，而到宋代成为一代之文学。关于词体文学的起源，自来是令词学家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这是因隋唐新燕乐流行之后，早期燕乐歌词没有保存下来。唐代开元、天宝（713-755）是新燕乐盛行的时代。唐明皇特别喜好流行音乐，在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设立专门管理和教习俗乐的机构——教坊。两京教坊集中了民间优秀的歌妓和乐工，他们表演流行歌舞以供朝廷娱乐。开元时崔令钦曾任左金吾仓曹参军，他认识许多管理教坊的武官，因而对教坊里的情形甚为熟悉。安史之乱后，崔令钦回忆开元盛时，写下一卷《教坊记》。他记述了教坊的建制、演出和歌妓们的遗事，而最有价值的是记录了三二四支教坊曲，它成为唐代燕乐的珍贵文献。教坊曲如《清平乐》《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洞仙歌》《兰陵王》等百余曲都是五代和两宋常用的词调。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崔令钦只记下了曲名，竟没有记下一首歌词。这为词体的起源留下了一个疑案：人们很难判断这些曲子是长短句形式，或者是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体。
现在我们从五代人编的词总集《花间集》里所见到的长短句词，最早的已是唐末的词人作的了。他们所用的词调大多数都见于教坊曲。由此是否可以断定教坊曲就已是长短句形式的词呢？显然不能。南宋初年学者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其中卷七十九至八十二共四卷收录唐人曲辞，其中如《破阵乐》《何满子》《雨霖铃》《杨柳枝》《浪淘沙》《凤归云》等三十余曲也见于教坊曲，但这些曲辞大都是整齐的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如刘禹锡的《浪淘沙》：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当时这种曲辞被称为“声诗”，即它是可以配合乐曲歌唱的。可是五代时李煜作的《浪淘沙》却是长短句体：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